[地下党人：越是崎岖越坦平　越是辗转越从容] 崎岖辗转

　　据一位朋友说，有位“很有故事”的地下党。今年95岁高龄的她，三天吃两次烤鸭，时不时约年轻人下馆子，一时兴起把自己多年采集的植物标本拍照，装订成册，给那些草叶配文赋予新的生命。
　　老人与儿、媳住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区。位于繁华街道的宿舍偏偏远离了喧嚣，置身其中，令人感到一盼难得的静谧。三五个老人在楼底下聚首攀谈，出入楼门买菜购物的人们彼此友好地打着招呼。
　　初春的暖阳下，银丝万缕的她鞠在躺椅中，手捧茶盏，沉思无限。想必她语速缓慢，只能从断续的记忆中挑拣片断向我娓娓道来。想必，她就是这个样子吧。但见到斯季英时，出乎我的意料。她口齿清晰，思维灵活，行动自如，只稍有耳背。采访一直沉浸在老人爽朗的笑声中，仿佛我们在谈论着别人的往事。
　　
　　向往地下党寻觅地下党
　　
　　1912年，斯季英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小村庄。村庄虽然不足二十户农家，却生出一位以诗、书、画名噪东南的书画家，人称“三绝公”。他便是斯季英的父亲斯道卿。斯道卿出任天台县长时，因鄙恶当局腐败愤而弃官，从此以卖书画为生。他是画兰高手，民国初年画成一幅《折叶兰》横幅，悬挂在杭州西泠印社五年，观赏者莫不叹为神来之笔。父亲曾为斯季英勾画的是艺术人生，斯季英却走向革命的道路。
　　父亲的挚友中有多位愤世嫉俗、赞同革命的正直之士，斯季英从他们嘴里得知了中国有个共产党，为解救穷人、解救民族流血牺牲。她对未曾谋面的共产党人的敬仰油然而生。
　　15岁时的斯季英正在杭州读书。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听邻居议论国民政府又杀了人，人头就挂在龙翔桥边示众。斯季英扔下书包跑到龙翔桥边，一眼就看见柳树上高高地悬挂着三颗人头，柳树旁的墙上贴着布告，公布死者姓名及他们的共产党身份。她走近柳树仔细看，三颗头颅都是黑发浓眉的年轻人的，血已流尽，面色苍白如蜡，眉宇间看不到悲哀，只有愤怒。斯季英久久地凝望着，想到他们是为救国救民慷慨捐躯的烈士，心中生出r难言的悲痛，也对杀害他们的凶手产生了刻骨的仇恨。
　　第二年，斯季英进了浙江省立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图书室里，她偶然发现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来得及清理掉的进步书刊，其中有《创造》和《新青年》这样的红色杂志。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一切被一位学姐看在眼里，直率相告自己是共产党员，正在了解和考察她。不幸的是，几天后这位地下党员和另外两位进步同学被警察秘密抓走了。斯季英没有为此而退却，坚信共产党是一切希望所在，自己只要勇敢寻找，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共产党。斯季英不顾家人劝阻，踏上了寻找共产党的道路，她只身来到共产党的发祥地――上海。
　　尚未成年的她还不完全懂得当时的严峻形势。上海是“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地，共产党遭到迫害最多的城市。在腥风血雨中，共产党人都转入了地下，他们身上并无标识，斯季英无处寻找。一次，同学跟她讲起了“朱毛红军”，她听到时感到很诧异，才知道朱毛不是一个人，而是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在江西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影响已经扩大到了周围好几个省份。
　　斯季英再一次锁定自己的目标――江西，因为那有了革命根据地，肯定能找到共产党。不料，当她到达江西九江的时候，因为遇上车祸，住进了医院。
　　
　　接受考验收获爱情
　　
　　1933年9月1日，斯季英拄着拐杖在浔阳江边艰难地移动着不听使唤的双脚，她使劲用拐杖敲打着地面，不断地叹气。有位青年见她心情浮躁，怕她跌倒，冲上来扶住她。这个青年身穿蓝布长衫西装裤，宽阔的额头，微微翘起的下巴，头发自然卷曲，戴一副玳瑁眼镜，举止斯文，仪表堂堂，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人。初次见面他们彼此都说是来江西找亲人。
　　在交谈中，斯季英发现他的大嫂恰好是她在上海读书时的高班同学。有了这一层关系，他俩就有了更多的互相信任。这个青年当时的名字叫孙益坚，比斯季英年长5岁，斯季英就随着学姐称呼他“二叔”。
　　这以后，孙益坚天天到病房去看望斯季英，还为她烧菜送饭买水果，陪她一起锻炼身体，一同到浔阳江边散步，为她吟诗讲故事唱昆曲。两个寂寞的年轻人，都为自己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而分外高兴。他俩相约一道寻找共同的“亲人”。当时的计划有变动，孙益坚只好告别斯季英独自去了上海。当轮船鸣响汽笛缓缓驶离江岸的时候，斯季英挥手告别孙益坚，情不自禁落下了眼泪。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已随大江东去，让孙益坚带走了。
　　斯季英伤愈出院，在九江执教。隆冬时节，在那湿冷的房间里，斯季英不知道自己曾焦急不安地走了多少个来回，只为等待孙益坚的消息。一封从上海来的信驱走了所有的寒意，他在召唤她。
　　辞掉学校的工作，斯季英收拾行李马不停蹄地奔向上海，出现在孙益坚身旁了，告诉她他自己也要做工，到工人中间去锻炼，到工厂里去寻找亲人。孙益坚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她：“你是大画家的千金，那些活你做不了的，而且当工人是很苦的。”斯季英抢着说：“我可以。你看我的行动吧。”
　　上个世纪30年代，纺织女工每天都是在与死神赛跑，每天站立劳动十几个小时，伙食很差。斯季英几次晕倒在车间里，苏醒以后继续坚持，常常放工回到家就瘫在床上，连饭都不想吃。这时候，孙益坚在沪南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开展工人运动，下班后要奔回沪西，帮斯季英烧饭洗衣做家务，给她传新闻讲形势，风雨无阻。
　　斯季英需要孙益坚的帮助，一天见不到他就心神恍惚。有一次，孙益坚坦率地对她说：我们走上了同一条光明又危险的路，干脆就生死与共厮守到底吧!她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惊喜得浑身颤抖，但又觉得这个表白来得太早，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来。她担心自己配不上心目中的英雄好汉，辜负了孙益坚的一片真诚。
　　她苦苦思索一个晚上，决定趁早了断不该有的情思。她瞒着所有人偷偷搬家了。
　　搬家后，斯季英告诉自己不许再想念“二叔”了，但他的身影却时刻浮现在眼前，这种思念让他感到惆怅与失落。一天晚上，她实在忍不住，悄悄地来到孙益坚的窗前，踮起脚尖往屋里张望，看着他伏案看报的样子，心里的喜悦无法言语，她知道自己是真正地爱上了这个人。
　　一个风雨夜，斯季英下工回家，刚到门口就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意外的惊喜和害羞，使她无地自容，连忙用雨伞挡住了脸。孙益坚笑了起来，说：“你真傻，你能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你躲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啊!”二人进了屋，孙益坚又小声说：“这几天我都在暗中盯你的梢，这里环境不好，有的邻居跟青红帮有来往!你这样随随 便便的自由行动是违反纪律的。”
　　一个月后，孙益坚就向斯季英正式求婚了，斯季英还是有顾虑，不答应。孙益坚竟从口袋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刷的一下在手臂上划了一条血口，他说就让我在身上留个疤痕表明心迹吧，爱情无形疤痕有形，疤痕不消情不移!
　　这以后，斯季英很快成熟了起来，组织决定让她脱产担任“左联”的地下总发行。这是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上级不断派人送来党的报刊宣传品，由她分别送到英租界、法租界和沪西三地。马路上常有巡捕“抄把子”和特务盯梢，开头孙益坚怕出事，总是在暗中护送她，告诉她在公共汽车上怎样藏书报才最安全。一次，斯季英要通过一个“警察”的岗口，每个过往的人，尤其是拿包的人更会被仔细搜查。警察离她只有10米的距离了，孙益坚为她捏着一把汗，因为她这次拿的宣传单比以往的多，而且就是放在包里，只要一打开就能看见。斯季英对自己这次任务的艰巨程度再了解不过了，如果自己没有安全地把这批宣传单送出去，组织上的活动就要延期，被警察发现自己也会被抓。“一定会成功!”斯季英在暗暗地给自己加油。她灵机一动，大大方方地走到警察面前，用外地口音向警察问路，警察看她这样柔弱斯文的小姐样，就把她当作是外地问路的小姐，并没有对她进行搜查。斯季英向警察道谢后，若无其事地走过了岗口。从此，孙益坚相信斯季英能机智地完成任务，便让她单独行动了。
　　身处在白区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没有一天具有安定感，更没有安全感。每当有战友被捕或者发现敌人跟踪，小两口就得搬家，一月迁居两三回是常有的事。
　　
　　被捕入狱相见难　铁窗两头困亲人
　　
　　天有不测风云。1934年11月21日傍晚，斯季英和孙益坚因被叛徒出卖，在上海大木桥头被捕，关进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拘留所。
　　男女牢房位于斜对面，中间只隔着一个小院，通过铁栅栏，彼此都可以看得见。孙益坚进了牢房，跟一名同乡看守拉关系套近乎，他脱下自己的毛背心，请求这个看守递给斯季英。斯季英觉得孙益坚比自己更需要，又让看守递了回去。递来又递去，让看守长撞见了，干脆把毛背心没收了。孙益坚每次被提审，斯季英都担心他还能否回来。为了让她不担心，孙益坚每次提审回来都故作轻松，远远地朝斯季英挤眉弄眼强作笑颜。
　　斯季英从入狱第四天起开始呕吐，她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她知道胎儿的生死命运握在敌人手里，作为一个母亲，不能保护自己的骨肉，这种痛是揪心裂肺的。
　　在肉体和心灵的同时摧残下，胎儿不幸流产。一切煎熬都得咬牙忍住。不远处的男牢中，孙益坚正在栅栏后面打着手势，表示鼓励和问好。他还压根儿不知道妻子怀孕和流产的事。斯季英强忍着不让眼泪淌出眼眶，点点头，摆摆手，表示一切安好。怀孕流产的事情她没有告诉孙益坚，直到他离开人世都不曾知道自己曾和她有一骨肉。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开始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了。斯季英在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周年那天傍晚走出牢门。
　　
　　爱人战死沙场组织安排另组家庭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与休养，重病尚未痊愈的斯季英再也按捺不住寻求理想的渴望了。她很快与家乡诸暨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当火车离开诸暨不到两个小时，一架日本飞机就来到上空，对这列客货列车进行狂轰滥炸。机车瘫痪了，旅客们彼此搀扶逃出车厢，哭喊着向路旁的竹林中躲避。低空飞行的敌机带着怪啸掠过竹梢，又朝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疯狂扫射，不少人当场中弹死亡，有的人负了伤在血泊中挣扎，呼天抢地的号叫，惨不忍睹。等敌机飞走，几个同行的年轻人凑到了一处，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斯季英说敌人的暴行只能激发我们前进的勇气，不能走回头路。
　　1938年春天，斯季英终于从江南白区来到了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朴实的黄土高原上天字湛蓝深邃，空气一片清新，到处是欢声笑语，人和人之间都敞开胸怀，推诚相见。她顿时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温馨感。
　　在陕北，斯季英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的政治文化教员。在教育别人的同时，她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全校的荣誉军人学员，都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和幸存者，他们有的缺腿少胳膊，有的眼瞎了，有的被炮弹炸去下巴，有的身上留着弹片，说到这儿斯季英脸上露出一种怜惜的神情。“他们真的很惨，但他们依然坚强乐观，时刻关注着抗日形势和百姓的疾苦，努力学政治学文化，还争着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他们时刻在激励着我。”斯季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不但教他们文化课，还教他们唱歌，跟他们一起做游戏，让他们享受愉悦的精神生活。军人为了感谢她，从自己棉鞋里抽出棉花做成线，一根根接起来为她织了一件毛衣。斯季英捧着毛衣，心里暖洋洋的，重逢了久违的亲情。
　　因为斯季英工作出色，第二年就荣获“陕甘宁边区模范妇女”奖状，边区报纸上也刊登了她的光荣事迹。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心中的爱人，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孙益坚的消息，却杳无音讯。
　　整风开始的时候，斯季英正在延安大学法学院学习，忽然接到调令，命她立刻中断学习。不愿意写逼供信，斯季英被隔离审查，关在黑暗的小屋里，自己宁死也不诬陷好同志。她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吞下了一件件金属异物，默默等待着死神的降临。面对着生死交替的最后时刻，斯季英平静地给新领导人写下遗书，陈述了要自尽的原因，同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履行自己的最后义务，写了一份揭发江青历史问题的报告，一并交给新领导。
　　陇东地区整风训练班的新领导人接到斯季英的遗书和揭发报告后，立刻用小毛驴送她去延安急救。在去中央医院的路上，斯季英遇到了一件预先无法想象的事情。
　　跨进延安城的北门，她就见到迎面走来两个人，其中一人戴黑边眼镜，宽阔的前额微翘的下巴，只是目光无神。她愣住了，这不就是日夜思念中的“二叔”吗?可是“二叔”并没有发现她，低头顾自己走路，一直走了好远，她才如梦初醒地跳下毛驴背，想喊叫，一时竟像梦魇似的喊不出声来，急得斯季英跺脚挥手。还好，“二叔”的同行人回头看见了，才拍拍“二叔”的肩膀示意他转过身来。
　　孙益坚双眸定定地在斯季英的脸上凝视了好半天，突然紧紧地抓起她的双手，瞳仁中闪射出了惊讶和狂喜。两人情不自禁地靠拢了。凛冽的寒风挟带着黄沙，一阵阵地刮到他俩脸上，使二人冷静下来，便又一齐松开了手。斯季英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一时又无从说起，只喃喃地 一句：“10年来我找你找得好苦!”孙益坚体谅地点点头道：“我刚从皖南来到这里，正在接受审查，10年来我也到处找你。现在好了，等审查结束就可以团聚了。”
　　在医务人员们的及时救治下，斯季英住了10多天医院，很快地摆脱了危险。又是一度寻寻觅觅，她的“二叔”杳如黄鹤。好不容易找到孙益坚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单位，领导却说：“这位同志现在的名字已经不叫孙益坚了，自从审查完毕后就奉命上了前线，他的工作和通讯处是保密的。”
　　不久后，传来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说她的“二叔”在南方牺牲了。紧接着，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来关心斯季英的终身大事。她无法抗拒至诚的关心，第二次婚姻也就很快地决定了下来，在好几位可供选择的优秀对象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乡老病号边雪风。因为她发现边雪风具有与孙益坚同样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冷静、幽默的个性。
　　
　　死神频频眷顾英雄气节不改
　　
　　全国快解放时斯季英与边雪风被派到沈阳工作，他们的儿子边东子也在此时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因为工作的需要，1951年，斯季英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干部科长兼党总支委员，边雪风也被调到北京，后再次因为工作需要，两人被调人中国科学院。他们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文革”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与温馨。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在白区坐过牢的，都作为叛徒揪斗。斯季英又一次受到无情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她再一次决定以死来抗争，宁愿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受“自己人的侮辱”。
　　当作出了死的决定后，她揣了一瓶百粒装的“冬眠灵”强效安眠药，趁傍晚悄然出了家门，将早已写好的遗书投进邮筒，独自进了颐和园。她来到后山脚下，坐在一处草丛中，打开自带的水壶，把100粒冬眠灵全部灌进胃里。在遗书中，她庄严宣告自己绝对不是叛徒。
　　药性渐渐发作，她开始感到晕眩。正是静园的时候，一名园林工人及时发现了昏迷的斯季英，将她背到了大门口的值班室。值班员经过简单急救，使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她居然能断续地回答出“微生物研究所”的名称。
　　三天三夜的昏迷后，斯季英终于脱离了危险。边雪风心痛地对她说：“为什么要这么傻?什么事情咱们俩人一起扛，你还有我，还有东子啊!事实总会大白天下的……”躺在病床的斯季英含着泪，紧紧握住边雪风的手，使劲点着头，她决定坦然地面对所有的“灾难”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曾经揭发过江青，江青肯定会以各种理由扫清她这个“障碍”的。
　　于是，斯季英就以写交代材料为名，对江青作了再次揭发。揭发材料交出以后，她就把坐牢用的简单用品放进一个小布袋里，随时可以入狱。没过几天，恰巧是斯季英57岁生日，来了几个武装军人，把她抓上吉普车，送进了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在关入囚室之前，她说我还没有吃晚饭，看守员回答得很干脆：“你怎么还能吃得下饭?饭没有了，甭吃了。”这会儿斯季英显得十分平静。
　　
　　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最后的牢狱劫数
　　
　　这一次她被关进了一间三角形黑屋。这间黑屋没有窗子，只有一扇带活动监视孔的铁门，三面墙壁上都长满青苔，水泥地上摆着两块木板、一条被子、一只尿盆，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且不说这条件如此恶劣，就说这与世隔绝对人的精神来说是很大的折磨。斯季英只有自找乐子，把墙上的一处处青苔想象成一幅幅不同的图画，还低吟唐诗宋词，默唱30年代的囚徒歌，在木板上做健身操。为了不失去语言能力而经常自言自语。
　　黑暗生活过了一天又一天，一直没提审，预审员只给了一摞稿纸，让她写自己的历史。1970年1月，突然来了一道命令，秘密将她押往山西。斯季英的案件本来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理的，在尚未结案前居然可以迁送到外省关押，这一反常行动，证明斯季英是一个属于当时中央直接控制的特殊“政治要犯”。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斯季英被转回北京半步桥监狱，处境也获得明显改善。这一回不再将她关进令人窒息的黑屋，改为普通的集体牢房，并且安排医生为她治病。
　　第二年，斯季英被放回家中，此时已物是人非了，丈夫边雪风被反对派迫害死了，儿子也在外地插队。因为未作政治结论，一时身份不明，她除了看病，尽量不出门，免得给别人惹麻烦。
　　历史的真相最终会大白干天下的。1978年3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推翻了强加于斯季英的诬蔑不实之词，宣布彻底平反。斯季英的冤案获得平反时，虽已年过花甲，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她所渴望的工作，直到1982年，古稀之年，离休。
　　现今95岁高龄的斯季英对自己的往事仍是记忆犹新，但不再那么激动了，那些故事犹如她的经历标本，在闲暇时拿来翻阅。热爱生活的人总能在回忆中找到满足，斯季英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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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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