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奥运【走进奥运设计的梦工厂】

　　走进美院的东校门，穿过主教学楼后豁然开朗。在主教学楼北出口的地下一层，有个小书店，里面收藏了成百上千的艺术类书籍。这里有座椅，有饮料，温馨舒适的环境很是讨学生喜欢。位于主教学楼西北方的校院办楼下有个水池，正值酷暑，不少学生坐在四周乘凉，甚至有人自在地踩进水池。
　　穿过了两座楼宇间的绿茵小路，我们来到了设计学院的教学楼。在四层的一间宽敞、整洁、有着别致的凹凸屋顶和裸露在屋顶下的金属管道的办公室里，我们终于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王敏――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总监、中央美院设计学院院长。
　　一身休闲服饰的王敏一点儿都不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儒雅、绅士的气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敏说话的语调特别轻柔，和蔼亲切到哪怕初次见面也不觉陌生。用王敏的话说，他虽然在奥组委兼职，但在美院的工作才是主业。
　　
　　王敏:与奥运结缘早在2001
　　
　　2006年10月，王敏接到奥组委的委任。那时美院的设计学院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需要王敏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因此他只答应奥组委兼职文化部形象景观总监。若说起王敏与奥运结缘，那是早在2001年初的事了。
　　2000年年底，北京奥申委准备给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报告的整体设计、风格、色彩、结构等等，怎么做，怎么设计，成了当时最紧张而重要的问题。奥申委在北京找了一些设计公司，当时由这些公司所作的陈述报告很快被奥申委否定了。奥申委派技术总监黄克俭赶到美国，找到曾任全球最大的图像设计软件公司Adobe设计总监的他，提议由他来作陈述报告。
　　2001年1月的第一周，这个时间王敏怎么也不会忘。出国20年，从欧洲到美国，最后拥有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王敏从来也没有断过回国的念头。而现在，奥运设计正是一个天赐的契机摆在他面前。
　　奥申委给了王敏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王敏动用了自己几十年设计生涯的全部经验。报告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同时，赴美的黄克俭就地留守，等候着王敏的成果。最后，陈述报告的设计方案是在周五晚上12点完成的，王敏把方案刻成光盘，交给了等候在旁的黄克俭，第二天，黄克俭就带着光盘飞回了北京。
　　好消息纷至沓来。方案很快得到了奥申委的一致认可，于是王敏第一次为了奥运项目回国，回来指导工作团队完成报告。同年2月份，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京视察，对陈述报告给予了不错的评价。
　　4月份，奥申委又让王敏设计一份非常重要的陈述方案――7月13日北京在莫斯科的陈述报告。5月份，王敏在旧金山设计着这份举足轻重的方案。6月，他带着初步方案回北京。
　　王敏认为北京体育馆方面的条件较之竞争对手多伦多可能并不具优势，因而应该强调北京申奥有13亿人民的支持这一独有的优势。奥申委赞同了这一提议，于是多媒体演示打出的第一行字是“13亿人民共同拥有的梦想”，简单却又震撼人心。
　　对于陈述报告，每个参与的人都特别重视。王敏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星期日，何振梁老先生跑到当时奥申委所在的西郊饭店，逐字逐句地推敲演说词，反复斟酌每一个词的语气、情感。虽然何老的演说很短，但语言本身非常有分量。正是因为他的文字有着特别的感染力，此时的语言力量远远超过了图形的信息量。王敏和同事就想怎么能令何老的文字力量让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何老的演说是先用法语讲一段，再用英语讲一段，于是他们在投影设计上没有选择图形，而选用了动态文字。当何老讲法文的时候，投影打出英文字幕；当他讲英文的时候，投影打出法文字幕。
　　最难做的演讲投影，是杨澜陈述的部分。杨澜讲北京的奥运文化，涉及到火炬传递。怎么表现火炬从几个奥运历史胜地走过呢？王敏设计的结果是，动态演示分为两个图层，上层是火炬沿地图线路移动，下层展示各个古代文明发源地的面貌，而当火炬走到珠穆朗玛峰的时候，要停下来，切入另一个画面。做出这个效果有很多种方法，但对于2001年当时的情况是，国际奥委会要求所有的陈述文件都用Power Point软件制作。Power Point软件是一款办公软件，制作这么复杂的演示文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能更好地表现北京，在这个软件的处理上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在陈述现场，微软的一个高级技术人员看到中国的演示文件惊呼：“这怎么可能？”他都不相信自己的软件可能做到这种程度。除了技术上的困难，还有一个难题，如何让投影跟杨澜的演讲同步？王敏和工作人员用flash做动态图像，速度现场控制不了，只能提前统一速度。但由于文字稿不断地在改，投影的速度也跟着调。王敏说当时反复彩排的印象很深，大家每天做到很晚，经常没觉睡。
　　完成了在北京的工作，当奥申委奔赴莫斯科的时候，王敏却因为自己在旧金山设计公司工作的需要，遗憾地错过了亲临现场感受激动人心时刻的机会。他飞回了美国，但在北京的数个无眠的日夜，为他后来回国为奥运效力奠定了基础。
　　
　　是他们坚定了我回国的信心
　　
　　“中国变化实在惊人，官员水平也有了特别大的提升，他们开放、开明，并且开始有了一种国际视野，让我看到中国的前途，很令人兴奋。”透过申奥这段经历，王敏看到了国内的变化，这直接影响了他回国的决定。
　　截止到2003年回国，王敏在国外生活了20年。如果不是申奥的机会，他也不会了解国内的变化，也不会想到自己也许能为祖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申奥把中国的信息传递了出去。我想，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如果有人懂得双方文化，会有很大帮助。在不同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怎样的方式能达到最佳的传播目的。我在西方呆了20年，对他们的文化、交流方式有比较好的把握。这可能也是奥申委找我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想回来的原因之一。”
　　申奥成功后，王敏已经下了回国的决心，甚至开始安排在美国的事宜。但当时奥申委没有合适的人员编制，中央美院院方得到消息，非常热忱地请王敏来校任教。“美院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肯定会答应回来。我回国很大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把设计教育做得更好。”2003年夏天，王敏回国，正式到美院任职。
　　就在他刚到美院交接，还没正式上班的时候，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找到了王敏，希望他能继续为奥运做工作。这时候的王敏已经不仅仅是归国的设计师，还是美院的老师，他希望能把奥运和美院的工作结合起来。于是经过协商，由奥组委授权成立了奥运艺术研究中心，负责作奥运形象设计研究，为奥组委提供形象设计服务。王敏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美院的老师和学生参与到奥运设计活动中，锻炼团队在设计实践中的经验，展现我们国家自己的设计水准。
　　
　　奥运设计进行时
　　
　　现在的王敏要兼顾设计学院和奥运设计项目，对于没多少时间做设计，他觉得很可惜。王敏确实非常忙，但他看到现在美院的奥运设计研究中心已经20多人全职工作，每天都在作奥运相关的设计的时候，他感到很欣慰。“学校里做平面的十几个老师都参与过奥运设计项目，参与的学生更多，有的暂时离开，需要时还回来。”
　　现在美院的奥运设计研究中心进行的项目很多，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通过竞标的。他们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奥运会形象指南，接下来是花费一年半时间定的色彩系统和展览区标识，除此以外，还有奖牌、门票、火炬接力景观、奥运核心图像、残奥会会徽等等。王敏说，竞标压力很大，学校尽可能发挥老师和学生不同层次的作用，学生参与早期创意和作草图，老师带着专业团队深化。
　　刚刚做完文化界海报，中心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火炬接力景观设计和门票的修改。据王敏说，奥组委竞标的项目现在只剩一个，奥运官方海报。设计工作已经完成了。就等着8月份的竞标结果。设计师的工作有没有白费，就等着看结果了。
　　
　　王雪皎与奥运指示系统中的200个标识
　　
　　提起奥运设计，大多数人会想到中国印、福娃、奖牌和火炬。其实这只是整个奥运设计的冰山一角。奥运专用色彩系统、指示标识设计、海报、景观布置、事务和办公用品、专用车辆、服装、纪念品……数不胜数，而每一个项目又包括若干小项。比如奥运专用色彩系统就包括“中国红”“琉璃黄”“长城灰”“青花蓝”“国槐绿”等多种色系。
　　很多人想当然认为在奥组委兼职形象与景观总监的王敏就是中央美院竞标奥运设计的直通车，但事实上，他们设计的每一个项目，都通过了公平竞标，甚至在竞标成功前的最后一刻，设计师们还捏着一把冷汗。
　　所有设计项目中最复杂、琐碎的当属王雪皎负责的奥运指示系统。研究生二年级的王雪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专心设计奥运指示标识。这其中的辛酸与收获，也只有设计师本人知道。
　　
　　繁琐的设计构思
　　
　　这套奥运会指示系统包括指示标识设计、字体规范、色彩规范、信息组合在指示牌的应用规范等五个部分构成。其中新为北京奥运会设计的约200个标识是最难做的。按照奥运会期间的功能需求，这200个标识又分为交通运输、物流服务、无障碍、医疗设施、比赛场地服务、方向指示等14个类别。场馆内外的大、中、小型指示牌尺度比例关系都按照人眼视距的最理想状态设定，并分为中、英双语和中、英、法多语两大类指示牌。
　　王雪皎摆在我们面前三摞厚厚的A4打印纸，是他这一年半工作的结晶，他把资料捧在手里，逐一翻页向我们介绍制作的标识。他的目光总离不开他手中的标识图，每一个标识都凝结了他的心血。
　　王雪皎指着大型指示牌标识解释说，所有的奥运设计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才能突出奥运会整体形象，比如大型指示牌下方的核心图形――祥云，也有人说像卷草、飞天、龙，其实它代表吉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怎么理解都可以。人流大的地方的指示牌用琉璃黄，是考虑强烈的色彩引人注目；而人流小的地方则选用白色。绝大多数颜色搭配，图文结合，都基本遵照国际惯例。
　　图标的基本图形形象沿用了体育项目图标的形象设计。在做体育图标的时候，考虑既要符合体育图标的规范，还要有中国文化特征。根据这个结合点，奥运设计中心的设计师设计了很多方案。“虽然最后选用了类似甲骨文的篆字体标识，但在这之前，我们还做过剪纸、篆刻、皮影等多种方案。”为什么最终选用了篆字呢？当时参与讨论最终设计方案的陈慰平解释说：“我们觉得篆字更具有中国汉字的特点，汉字包括形、义、发音，虽然篆字图标没有发音，但形、义已经在一起了。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能把字和图形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是要体现这个特点。”
　　绝大多数标识都被设计得非常象形。比如换洗室的标识，是一个成年人的侧面人形在一张方桌上给婴儿换洗。图示舒展干净，看起来很舒服。
　　现在，这套系统已经基本经奥组委审查通过了，不过接下来还会有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修改与完善。
　　
　　在交流中完善设计
　　
　　一项完整的设计总要经历多次反复的锤炼。
　　有了和国际大师和在校老师的交流机会，在王雪皎看来，是做这个项目最大的收获之一。王雪皎细心地向我们介绍着被修改得越来越完善的图标，他指着一个人字形图标说：“这个人字形，以前从腰到腿（竖撇）画得很软，后来经过指点改了，让腰立直起来，好看多了。”王雪皎说老师告诉过他，要在通用识别性和篆字特征上找平衡点，他打比方说：“这个箭头，一开始我把它做得更像个篆字，笔画弯曲，但最终还是改成横平竖直的，这样就增强了识别性。还有狗，以前我画得特别写实，但中国文化强调写意性，后来就简化了。再比如手机，虽然现在手机品类很多，但最终我们还选用了大哥大式的手机图标，更容易识别。”类似这样反复的修正，几乎在每个图标上都发生过，一个图标反复改四五遍是常事。王雪皎近一年半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样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度过的。
　　就在采访开始前，王雪皎刚刚收到了鸟巢那边给他的反馈，在鸟巢场馆使用的图标里，有些还需要修改，有些需要补充。王雪皎说，每个场馆都会跟他们有这样的交流。粗略地数，鸟巢这边至少还有55个待定图标。采访结束后，王雪皎就要为这55个图标开始奋战了。
　　他说设计起来困难的有很多，比如宗教，最后采用的根本不是王雪皎最初设计的图形，而干脆用文字代替；再比如残疾人维修，画了很多；残疾人的轮椅，到底选用普通轮椅，还是竞赛轮椅，最初都很难定夺。最后都是吸纳了残联、卫生部等多个部门提出的不同意见才确定下来。
　　设计师不得不适应的还有相对弱势的阐述权。他们的设计理念只能通过汇报文件表述，却没有什么当面交流的机会。所以说一个成功的设计很不容易，得到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认可更难。
　　
　　最终的设计是最和谐的，但不是最优秀的
　　
　　设计师要时常停下来思考一些设计之“外”的问题。
　　十几年前，国家标准委员会就出台了一套国家标准的标识系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标识系统。但依照历届奥运会的惯例，都会由设计人员设计一套更专业的标识系统为奥运会服务。就在王雪皎筹备标识设计一年以后，大部分图标设计已经完成的时刻，来自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否定之声对几位设计师来说真如五雷轰顶。
　　“当我们的设计做完上报后，国家标准委员会不肯接受，他们坚持用国标。在我们设计师看来，历届奥运会都是重新设计一套标识，这是潮流。而且我们的设计更能表现出中国、北京的独特形象与精神。奥组委很努力地和国标委员会交涉。从去年10月份国标委员会提出用国标、否定我们的设计开始，我们每天都很担心，过不了怎么办？过不了怎么办？如果定下国标，我们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我们对奥运设计的投入不是一般人的投入。那段时间，对我们几个设计师来说最辛苦。毕竟我们希望一套与国际水平接近的标识系统能够服务奥运会。
　　这种心灵上的考验对于每位参与标识系统的设计师都是残酷的，尤其是王雪皎。这套标识就像他一手带大的孩子。“我们就是作设计，只想把标识做好，没有别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国标是不能被替代的。我们只能坚持一点，国标只是被建议用，并不是一定要用。”
　　后来奥组委交涉的结果，是国家标准委员会和设计团队各作了妥协。交通类和消防类图标被强制性使用国标，其余的图标选用美院设计的。设计师的妥协，其实也算是对标识系统的另一种完善。王雪皎说：“因为牵扯到一些安全性问题，比如999救火，如果改了别人不认识，会引发事故，所以沿用国标也是对的。”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也不相信两套标识风格会如此不同。
　　设计师也不能只为设计而设计，很多时候他们也需要妥协。所以说，奥运会看到的设计不见得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和谐的。
　　
　　陈慰平：从香港到北京，全为奥运
　　
　　俊朗、帅气的陈慰平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回答问题的他透出设计师的优雅和镇定。陈慰平是当年唯一考进美院的香港学生，现在已经留校当老师，并兼任奥运艺术研究中心设计主管。他除了上课，其他的工作时间都在作奥运设计项目。目前，陈慰平正负责火炬接力景观设计――所有火炬接力时的背板、车体、道旗以及接力过程中用的礼品样式都出自他手。
　　2004年下半年，随着一队武警将奥运会印章运到中央美院，奥运艺术设计中心就成立了。该中心是北京奥组委唯一授权认可的设计中心。陈慰平简单地介绍了中心所做的设计工作。正在进行的有包括规范设计和景观设计的火炬景观设计，奥运会的门票设计，奥运会邮票设计，奥运会纪念品设计等等。
　　奥运景观设计刚开始两个月，它的辐照面比奥运会还大，实地会遇到哪些情况是设计师很难预料的，要等来年年初实践之后才知道。其中，由陈慰平负责的火炬接力景观设计相对复杂。由于火炬接力要经过很多国家、城市，沿途的彩旗、汽车、海报，包括制服都需要个别设计。
　　陈慰平对此倒是很镇定，他说每天碰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团队精神，岂是空口说白话
　　在奥运设计研究中心，一个几十平米的工作室里，聚集了20多名年轻的设计师，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他们有的是美院刚毕业的研究生，有的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两三年，而现在，都为了完成奥运设计这个共同的梦想聚首磨炼。在这间工作室里，每台电脑之间少了公司中常见的隔断，开放式的空间共享让大家更像伙伴而非同事。正像陈慰平说，不同于公司的模式，也是他们能做成这么多奥运设计的原因所在。“我们的环境很宽松，让大家作自己喜欢的设计。我们相信，好的设计不是在压迫的情况下作出来，设计师需要开阔的心态。”
　　工作室的伙伴们通常是集体行动，一起吃饭、一起休息、一起游戏、一起享受。如果赶上谁过生日，大家会抽出时间为他庆祝，怎么能让伙伴的生日湮没在没完没了的工作中呢！由于近来大家没白天没黑夜地赶做奥运官方海报，为了犒劳自己，他们决定趁周末结伙去雾灵山庄轻松两天。陈慰平无奈地说：“做了好几个奥运项目，都是在过节的时候提案。一次是在去年‘十一’，还有一次在圣诞节。奥组委的领导不休息，我们肯定也不会休息啦！”当被问到牺牲了那么多假期有没有怨言时，陈慰平一下子严肃起来：“这个工作埋怨不了，奥运的工作就是作奉献的工作。我们不是为钱而来，也不是为什么目的而来，只是有一股为奥运奉献的精气神。”陈慰平的话很真诚，确实，奥运工作，就是作奉献的工作。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不可能在这个工作室里发家，他们的收入甚至比不了在社会公司里打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乐观上进。平日里工作累了，找块空地踢踢毽子，拼张桌子打打牌，挑间餐馆聚聚餐，就是令他们开怀的享受了。
　　遇到分歧，彼此间也会争得脸红脖子粗，可这是业务交流，与感情无关。碰到分组完成项目时，每个人手头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但经常会做到一半，几个人交换了座位，你帮我推进，我帮他进行。时常来视察设计进程的雅典奥运会艺术总监希奇地感叹：“中国人怎么会互相帮忙做起来？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管别人事的。”其实，奥运设计本就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它背后肯定有一支和谐亲密的团队。
　　
　　记者手记：
　　一群设计师，为了13亿人的理想――北京奥运，敞开了自己奉献的胸怀。他们为了设计而苦而乐而付出而收获，令人不得不羡慕他们活得如此纯粹与精彩。奥运设计――一个全世界所有设计师都期待的设计项目，参与奥运设计的设计师都已经站在了自己的梦想中，只差成功。
　　编辑/冯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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