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放幼年时光的三大“容器”_食品容器不能用于盛放

　　方壶斋里的童年 　　 　　4岁的时候，父亲单位分了房。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妹妹、姥姥和我，搬离了太仆寺的那间仅有十来平米的纸窗小南屋，住进了方壶斋里的四合院。
　　第一次听大人说“方壶斋”这个名字，觉得挺陌生，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人家问你住哪儿?要说住方壶斋胡同。”在我的印象里，方壶斋和太仆寺街相比，街面窄了不少。人不可貌相，胡同也一样，你别看它小，里面竟有一处好大好大的四合院。前后都是三进的，中间有一条小夹道把它们连在一起。
　　后院一溜北房四间，我们家住靠西边的两间。院中央一东一西各有一棵直直的老槐树，5月时节满树的槐花，满院的芬芳。我家自己有一处小后院，还有一座可容两三人闲坐的小木亭，亭子是用略细的圆木钉起来的，没有涂漆，虽然简陋但颇有那么一点儿情调。亭子对面有一棵大槐树，几个小孩拉起手来才能把它抱住，夏天玩捉迷藏我们都爱藏在它的后面。树的左侧是一堆假山石，每逢春雨，几个小朋友挤在亭子里，伸手接着亭子上滑下的水珠，嬉笑打闹着。看老树一层一层湿润，看假山一片一片出新。
　　在我的记忆中，院子是灰色的，很中性，有点中国人的中庸味道。站在大门外往里看，大门斑驳的脸仿佛快被历史掩盖了，倒是门外两边的大石狮子总能让我们爬上爬下，从没发过脾气。现在想起来最亲切的，还是院中的夏天。瓦房上，几场雨后，就长满了紫色的野葡萄。顺着墙根我们三五个小伙伴，你踩着我，我蹬着你地往房顶上爬，去摘那一串串紫色的珍珠。
　　1966年夏天，我们家被造反派轰出了四合院，从此四处迁徙，搬了好几个地方。2006年，我因为写松筠庵的稿子，顺便去看了看方壶斋。我们住的那个大院没了，一座大厦立在眼前，显得很陌生。附近的人们都不知道这里曾有一条叫方壶斋的胡同。
　　方壶斋胡同西还有一个大院子住了许多人家，一进大门口的右手，有一个老人专卖一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如弹球、棉花糖之类，胡同里还有一家小人书店，借阅一天一本一分钱。1966年以后，小人书店没了，就剩下那个卖东西的老人家了。眼前的一切都没了，连我曾就读的宣外大街小学也拆了。
　　方壶斋这名字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亲近。一日偶然翻书，见《京师坊巷志稿》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说乾隆三年还在这里设过办公机关，后来就给废了。曾有一句诗说这里：“夹巷笙歌喧北里，残年冰雪爱南荣。”看来老早以前方壶斋里一定有不少四合院。我少年时住过的也许只是其中一个较小也较年轻的院落而已。
　　
　　“玩伴”护城河
　　
　　方壶斋离宣武门护城河很近，听大人们说，城墙就是用护城河里面的土筑起来的，城墙有多高，护城河也就有多深。记得有一次护城河里面的水很少，几乎快见了底，我放学回来，没有走桥，而是顺着河岸下去，趟着水过了河，回家后没敢和大人说。护城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一个让我常常想起少年时代的地方。河水自西向东缓慢地流淌着。没事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常到那里捉迷藏、逮鱼、捞鱼虫。
　　《燕都丛考》里面说：“(北京)城有濠，皆玉泉水也，内城之水，发源玉泉山，经高粱桥至城西北分二支，一循城北转东折而南，一循城西南折而东，环绕九门，经九闸，汇流至大通桥而东(自西直门角楼北河口以南由西直、阜成门绕宣武、正阳、崇文门三孔闸止，长三千九百四十七丈，自西直门北三岔河口以东，由德胜门、安定门绕东直门至朝阳门鸾桥止，长三千八十七丈)。正阳门外跨石梁三，余八门各一。外城濠水亦白玉泉分流，至西角楼绕城南流，折而东，至东角楼环绕七门，东达运河。”
　　据说上世纪50年代曾经对北京的护城河进行过测算，北京护城河的全长大概是4 l公里多一点。宣武门外的这段护城河在南护城河段，南护城河长15公里左右。夏天，坐在岸边乘凉简直是一种享受。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于享受就有了自己的观念，那就是自然随意，不过分借助于人工。
　　当大人的，有时候很难体会孩子们好玩的乐趣，原因是大人们顾虑太多，而孩子则很少顾虑。正是这种很少顾虑，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真切体验生活的机会，为孩子们培养了乐观看待生活的心态。在玩中亦可以培养孩子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有一回，我本来看着水不怎么深，可是一下脚竟滑到水里了，从此，我就总觉得水这玩意太神秘，不好把握。后来见了自己把握不好的东西，就总是敬而远之。玩耍，是小孩子获得生活经验的唯一途径，从那里获得的生活经验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玩儿还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什么是城?直到现在我仍认为它是必定有城门和护城河的，过了护城河，进了城门，才算进了城。
　　我的孩子长大成人，我问她小时候都玩过什么，她说记不起来了。其实她小时候，我们带她到游乐场玩过。孩子为什么不记得?我想就在于那“玩儿”不是她自己的。
　　丰子恺有一幅画叫作《设身处地做了儿童》，他说：“我看见成人们大都认为儿童是准备做成人的，就一心希望他们变为成人，而忽视了他们这准备期的生活……在精神上也都以成人思想为标准，以成人观感为本位，因此儿童在成人的家庭里精神生活很苦痛。”丰子恺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画了一幅漫画，叫作《小大人》。生活的环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变化的，但是孩子们爱玩的天性也是一定要保护的，人工的环境要有自然的变化，这就是护城河的特色，也是我至今仍然喜欢它怀念它的原因。
　　
　　罗贤还是“罗圈”
　　
　　进府右街，从太仆寺街东口往里走，右手第一个小胡同就是罗贤胡同。35年前，我大约十三四岁，全家从方壶斋搬出来，几经搬迁，来到了这里。爸妈告诉我，我们原来就住太仆寺街，我就出生在这儿。
　　罗贤胡同从样子上看很像柄大勺子，前罗贤像勺把，后罗贤像勺，有点北斗七星的样子。胡同很窄，往里走是土路。我家住31号，院子不大，仅可以容下四户人家。我们住西头两小间，屋前一间仅容一张单人床的棚子是我的“房间”。记得我还自己装了一架矿石收音机，天线的东头挂在院东墙的枣树冠上，西头撤进我的小棚子，只能收一个台，睡觉之前听一会儿，也挺快活。
　　北房住着两位老太太，都是老北京人，一位姓杨，一位姓周，看上去很投脾气。两位老人很好，记忆中每天晚上都是她们把院门插好，有下夜班的晚上回来敲门，两位老人中就总有一人起来去开院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总爱感冒，杨老太太就跟我妈说，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给他买只老母鸡炖炖，让孩子一个人全吃了，身体就棒棒的了。还真是，打那以后，我很少生病。
　　整个院子里的人像一家人一 样，全靠了两位老人。大人孩子们有了摩擦，只要两位老人中的任何一位出面，矛盾立刻烟消云散。北京人有个特点，特别给老辈人面子，多烦心的事儿经老人一说，也就过去了。胡同里住的不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尽管人人都有各自的心计，可要遇上个事儿，还真都愿意搭把手。一个小院，出来进去的，总那么有人气儿。
　　罗贤胡同，原来不叫这名，胡同里的老人说从前叫罗圈胡同，现在剩下的半截胡同，圈儿没了，就剩下一直棍了。《燕京从考》中记载“太仆寺街而北，其南北之小胡同日罗圈胡同，今改称罗贤胡同。”(P252)往西就是新建胡同，也是新改的名，从前叫“心尖胡同”。看来北京胡同的名字也不是始终如一，一开始名字可能和地形、形象、人事等有关，时间一长，就变成了符号。过于本土化的名称，必然要让位于规范。“罗贤”就比“罗圈”叫着好听。不过对于北京胡同名称的变迁，应该有个文字记录才好，这样既可以不忘过去胡同的历史，又可以让后人更深刻地了解北京的胡同和它的文化内容。
　　《春明梦余录》中对这一带有过一段文字描写，可以做罗贤胡同早期形成史观，“初，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元人重佛，朝门外有大慈恩寺，即今之射所。东为灰厂，中有夹道，故皇城西南一角独缺。至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一里许。”此时的罗贤胡同，因为仅仅只是一条夹道，可能还没有名字。罗贤的名字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据《涌幢小品》上说：“即迁大内，西华门外逼近民居，喧嚣之声至彻禁篥。宣德七年，始加恢扩，移东华门于河东，迁民居于灰厂西隙地。”《燕都丛考》的作者陈宗藩先生在书中考证了灰厂和罗贤胡同的具体位置，“灰厂之地，在罗圈胡同之东。”民居迁入的灰厂西隙地，就是从前那个没有名字的小夹道。很明显，宣德七年的时候，第一批罗贤胡同居民正式迁入，而罗圈之名可能也就在这不久之后诞生。
　　什么时候又改叫罗贤?笔者翻了一些资料却一直没有找着，就只好瞎猜了――极有可能是进入民国以后改的。封建时代，民居之地的名字在今听来大多都不好听，有贬低该处居民的含义。改称罗贤，不仅听起来顺耳，还略带褒义。两词读音极其相近，所以即便改了说起来也不至于产生误会，这就是老北京人的语言智慧和改地名的艺术。胡同名字的更改，一要能够保持其名称在历史上的延续性，二要有新意，完全起一个没有历史之根的名字，是对一座历史城市的蔑视和无知。
　　从罗贤胡同搬出来已经30多年了，那里有我的少年时代，至今想起来都难以忘怀的许多事情。两三年前回去看了看，我住过的那个小四合院已经没有了，31号院现在是一座楼房。如今的罗贤胡同，后面的那个勺子没了，就剩下前面的勺把了。从罗贤胡同出来，沿着太仆寺街、府右街、西长安街、南长街一路走来，这是我少年时代走了四五年的上学路。我希望在胡同里住过的北京人都拿起笔来，把自己住过的胡同里面的故事写出来，为我们自己，也为北京留一份记忆。
　　
　　编辑/王文娜wangwenna@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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