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往事刘海柱 [电影院往事]

　　喜欢看电影的人一定喜欢夏雨和姜鸿波主演的那部《电影往事》，影片讲述的是七八十年代西北小镇的一家人对露天电影的深切热爱。电影中小孩子们把放映露天电影的日子当作狂欢的节日，在露天电影场中尽情嬉闹玩耍，在电影的影像与声音中释放着自己的生命活力；大人们把看露天电影当作谈恋爱、与朋友邻居交流的最佳方式，边看边交谈，在那个精神与物质都极度匮乏的年代度过一段幕布前的美好时光。这些场景我们并不陌生，在我们的记忆中，曾经熟悉的电影院，不就是那个样子的吗？
　　
　　一个人的电影往事
　　
　　家住在胜利电影院附近的管老先生80岁了，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离休干部，离休之后闲来无事，他总是坐在胜利电影院附近，和老街坊聊聊天，看看门前西四大街上的行人，感受人世的变迁。对他来说，胜利电影院就是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从管老先生记事起到20岁之前的岁月中，都生活在西安市场里。小时候，胜利电影院还叫“北京电影院”的时候，就在他家后面，由一个日本人经营管理，经常在下午或晚上放电影。虽然记不得票价了，但是真的很便宜，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块钱，大人偶尔会给一点零花钱，他就拿来买电影票。但大部分时间压根儿不用买票，主要是和小伙伴翻电影院后面低矮的土墙或是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溜进电影院，在里面满场地追逐打闹，调皮捣蛋，引得大人发笑。
　　他说这辈子看的电影也算不少，如今这么大年纪了，奇怪的是，能够清楚地记得的电影内容和情节大多是小时和青少年时看过的电影，尤其是那几部儿时在胜利电影院里看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是两部：《人猿》和《金粉世家》。令本来就好胡乱想的他，学会了用幻想弥补生活的缺憾和空白，因此记忆犹新。
　　工作、结婚、生子后，他因为工作关系独自常住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大院中，单位的工会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每周都会放露天电影。每逢不上班时放电影，他都会先去洗个澡，然后搬上凳子，约一两个相好的同事，坐在露天电影场的一角，边聊边看。那时的露天电影院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即使真正想看电影的人也不一定能听清楚电影人物的语言，但是却热闹，大家都喜欢这种氛围。
　　现在管老先生住的小区又开始放露天电影了，但他基本不去看，总觉得现在的露天影院冷冷清清的，大伙各看各的，几乎不怎么讲话，缺少点热闹。
　　虽然胜利电影院就在家门口，它的搬迁和几次装修也是管老先生亲眼所见，但是他却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儿，票价太贵是一个原因，主要的还是找不到童年的感觉。尽管那时的生活很苦，在现代人眼里也很单调乏味，但是因为有了电影院，有了与小伙伴们在电影院里的快乐日子，苦难不仅不令人绝望，反而在回忆里有了一种美好的东西，总是充溢着欢笑和童年无穷的乐趣。
　　
　　胜利电影院的前世今生
　　
　　带给管老先生无数美好记忆的胜利电影院坐落于西四东大街路口，20世纪初就开始对外营业，它的前身最早在西安市场里。提起东安市场，知道的人多，提到西安市场，当年也是名噪一时，与东安、天桥、鼓楼市场齐名。清朝最早时，马贩子从长城口外赶来马匹在这条街贩卖而形成西马市大街。民国一直到解放后，西四大街都是一条相当热闹的买卖街，这里有一大批老字号，南通西单牌楼、宣武门，北可达平安里、护国寺、新街口，西至白塔寺、阜成门，交通方便，车流行人众多。可以说，胜利电影院从创建始到70、80年代，一直在繁华的商业圈内。
　　胜利电影院初建时并非电影院，而是一处茶馆，称之为“西庆轩茶园”。据说当年西庆轩茶园除说书之外，还有一些老北京的传统玩意儿，如唱京戏、演杂技、说相声等，连侯宝林这样的著名艺人也曾在这里表演。日本人进入北京城后的1939年，日本商人佐滕荣之助将茶园改建为电影院，名为“北京电影院”，专门放映国产二轮影片（也就是别的影院放过一轮的影片，当时北京城里有不少这样的影院）。影院比较简陋，洋灰顶的大棚，共有480个座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北京电影院”，更名为“建国堂”，习惯上称为“建国西堂”。可以说，老北京人大多数都听说过“建国西堂”。1949年2月，著名演员田方同志代表北京市军管会接管了建国堂，正式将影院更名为很有新中国色彩的“胜利电影院”。60年代末，西安市场内的胜利电影院原址成为规划的居民楼，于是它被夷为平地，院址从东边搬到了西四东大街路口，那时这个路口也属于相当热闹繁华的商业购物区，现在的胜利电影院基本上就是在当时的基础上不断改建而成的。
　　然而，昔日的辉煌却难以遮掩如今的尴尬处境，对此，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胜利电影院的经营者。徐忠仁经理非常感慨地说，尽管2007年中国电影国内总票房收入达到33亿，应该算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是，面对新兴的高档电影城，像胜利电影院这样的老牌电影院都是无力参与竞争的，逐渐走向衰败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形势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徐经理具体分析了胜利电影院面临的困难：从软件上来说，首先那些高档影城创建时间短，服务管理人员相对年轻，人员素质较高，管理非常现代化，服务理念相当先进，活动策划、营销手段也比老的电影院要多种多样；而老牌电影院创建时间久，过去都是国营模式管理，竞争力弱，人员构成年龄较大，整体素质不如新兴影城，服务质量不如年轻人。不仅如此，老电影院还需要支付大量退休人员的工资，对自负盈亏的电影院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比如胜利电影院共有70位职工，在岗的只有30位，其余的基本上是退休职工；新电影院就不用考虑退休职工的工资收入。从软件上来说，电影由声、光、电组成，新老电影院的声音品质基本没有区别，都已经相当先进；而光与电的差别就比较大，新建电影院要比老电影院好得多，视觉效果不可同日而语；新电影院没有局限，建造的时候就可以建成多厅影院，而且舒适度、观影环境都比老电影院强得多；老电影院由于地域、原有建筑的限制，大规模的改造已不可能。像胜利电影院90年代初已经形成现在的规模，90年代末由单厅变为多厅，但是与新电影院还是没法比。现在的观众又很重视这些硬件设施，因此自然比不过那些新建的高档影城。同时，现在的年轻人消费都很重视环境，老电影院的周边环境都不太好。以胜利电影院为例，它附近的电影院太多，从西单到北太平庄就有首都、地质、红楼、中影、时代等几家影院，平行东西路上又有西宫、青年宫、新街口等几家影院。老电影院的观众大多数都是附近居住的居民，电影院如此密集，使得观众自然被分离。老电影院一般都集中在老商业区，商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人流量小。而那些新电影院新兴的商业区，集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有的电影院干脆自己就盖成商业大厦，人们吃、喝、玩、乐一条龙，当然更加吸引观众。以万达院线为例，它是目前影院经营上比较成功的院线，他们把影院放在大型购物中心里，与同等座位的影院相比，票房高出了3～5倍。对于老电影院来说，面对残酷的电影市场竞争，可以说没有任何有利之处，只能调整业务，向其他文化项目转向。
　　
　　从辉煌走向落寞的老电影院
　　
　　北京的电影院按建造的年代分，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建国以前就有的，建国以后改名改制。如胜利电影院、大华电影院都是其代表。这类影院建国后都曾重建、更名，如大华电影院的前身是建于1927年的基督教青年会影院，1930年改称光陆有声电影院，1938年改名光陆剧场，1945年改名为大华电影院。第二类是建国后到八九十年代建造的电影院，各个单位的礼堂、各城区的俱乐部、文化宫多是此类。东四工人文化宫就属于此类型，建于50年代的红塔礼堂也是其代表。红塔礼堂是西城区唯一还放电影的老礼堂，曾经叫计委礼堂。这个如今冷清的礼堂，曾经是北京音响效果最好的场子，中美建交8个月前，邓小平邀请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小泽征尔亲自在多个舞台上用唱歌听回音的方法选场地，最后定了这里。为了对外报道时好听些，计委礼堂更名红塔礼堂，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红塔礼堂。第三类就是90年代以后建造的多位于餐饮、购物、休闲集中区域的高档次的豪华影城，比如华星、星美、万达等影城。
　　随着老城区的改建、商业区中心的转移，随着人们对观影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缺少商业大厦，观影条件陈旧简陋的第一、第二类影院只能在夕阳西下中显露出它孤独、苍老的身影。对于这些老牌影院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如何在如今热闹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分一杯羹，是这类影院经营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北京，这样的电影院不在少数。同胜利电影院同样处境尴尬的还有东四工人文化宫。它是东城区工会所管辖的电影院，坐落在东四的隆福寺大街，建国以后就开始对外营业。隆福寺也曾是赫赫有名的商业圈。它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一，成为京师著名的大庙会，与护国寺相对，俗称“东庙”。每逢庙会，人流如潮，附近王府居住的贵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贫苦市民和近郊农民都来赶庙会。据说70、80年代东四工人文化宫上映电影时，售票口常常排长队购票，放映厅座无虚席、人满为患，甚至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如今，东四工人文化宫电影院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疏，不大的牌子在“东北二人转大舞台”、网吧等醒目的大牌子的映衬下显得如此瘦弱、渺小。而有些电影院的外表因为年久失修而尽显破旧，为配合奥运，不得不维修门脸；更有些老的电影院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影院的一部分出租给饮食店、小商店而被凄凉地挤到角落……而这些电影院昔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场景成为老北京对那个特殊年代的集体记忆，定格在历史的画面中。
　　编辑/任 娟woshirenj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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