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及其认知机制 性别认知障碍测试

　　摘 要 疼痛共情是指个体对他人疼痛的感知、判断和情绪反应，它受到疼痛者因素、观察者因素和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疼痛共情的认知模型主要有知觉一动作模型、疼痛共情认知模型、早期评估模型与后期评估模型，未来研究的方向在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疼痛共情的认知机制，探索情绪因素对疼痛共情的影响和扩展研究方法。
　　关键词 共情；疼痛共情；编码；解码；认知机制
　　分类号 B845
　　
　　1　前言
　　
　　疼痛共情(empathy for pain)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它是指个体对他人疼痛的感知、判断和情绪反应(Danziger，Prkaehin，&Willer,2006)，也就是对他人疼痛的“感同身受”。比如，当看到他人受伤疼痛时，自己也会感到悲伤难过。疼痛共情能够促使个体理解他人的痛苦并产生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增进亲社会行为，从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早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在恒河猴的利他行为研究中就曾发现动物疼痛共情现象的存在(Masserman，Wechkin，&丁erris，1964)。随后，关于人类疼痛共情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与动物的疼痛共情相比，人类的疼痛共情更加复杂，受到多种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Yamada&Decety,2009)。
　　疼痛共情是一种典型的共情(Singer,Seymour,O"Doherty,Kaube，Dolan，&Frith 2004)，与其他种类的共情相比，疼痛共情的神经机制比较特殊，它可以激活大脑中一个名为“painmatrix”的痛觉神经系统(Peyron，Garcia-Larrea，Gregoire，Convers，Richard，Lavenne，ct aL 2000)。该神经系统对一个疼痛刺激的加工是情绪成分和感觉成分的结合，前者是指疼痛引发的不愉快感，后者是指痛觉刺激的定位和强度，神经机制的特殊性使得疼痛共情逐渐成为共情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者试图通过对疼痛共情的探索来揭示共情的普遍规律。随着脑科学的发展，脑成像、事件相关电位和经颅磁刺激等神经科学技术手段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者对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及认知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2　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
　　
　　Hadjkistavropoulos和Craig于2002年提出了疼痛共情的沟通模型(Communications Model)，用来描述观察者对他人疼痛信号进行认识和评估的一系列过程。该模型认为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疼痛者感受到疼痛；第二阶段，疼痛者将自身的疼痛感加以编码，并以言语、动作或面部表情的形式传达给观察者；最后，观察者对该疼痛信号进行解码，进而了解他人的疼痛状况(Hadjistavropoulos&Craig，2002)。Ha山istavropoulos和Craig(2002)也指出，观察者对他人疼痛信号的识别和理解过程并非始终一帆风顺，疼痛信号的编码、传递和解码阶段都可能存在偏差。目前，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疼痛者因素、观察者因素和二者之间的关系都会对这些过程进行干扰，进而影响观察者对他人的疼痛共情。
　　
　　2.1　疼痛者因素
　　由于疼痛是一种主观的感知觉。疼痛者的感受无法直接传达给观察者，因而观察者一般通过疼痛者的肢体语言或自我报告间接推断其疼痛状况(Ha山istavropoulos&Craig，2002)，现实生活中有部分疼痛者无法准确地表达自身的疼痛，因而可能造成观察者的误解，干扰了其疼痛共情。这些疼痛者主要包括婴儿、老年人和部分认知功能受损的病人。
　　婴儿虽然会感知到疼痛，但是却尚未学会采用言语和非言语信号对其痛感进行有效地表达(Hadjistavropoulos，Craig，Grunau，&Johnston，1994)，因而观察者有时无法准确理解他们的感受，会错估他们的疼痛程度(Craig，Whitfield，Grunau，Linton，&Histavropoulos，1993)。随着年龄的发展，个体才逐渐掌握了疼痛的正确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将自身的痛感传达给他人，获得观察者的疼痛共情。
　　
　　
　　老年人的疼痛水平常被低估(Martin，Williams，Hadjistavropoulos，Ha山istavropoulos，&MacLean，2005)。这主要是因为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老化的原因，认知能力受损，交流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下降，因而经常无法准确描述自身的疼痛，uchs-LaceIle&Hadiistavropoulos，2004)。类似的原因也导致痴呆症患者的疼痛水平常受到低估(Craig & Ha山istavropoulos， 2004；Ha山istavropoulos，Voye~Sharpe，Verreault，&Aubin，2008)。
　　除疼痛者的年龄和疾病等身心发展状态的客观因素会影响观察者的疼痛共情外，一些主观因素如疼痛者对自身疼痛的主动压抑和夸大。或假装疼痛，也会使观察者产生错误的认知和情绪反应(Hadjistavropoulos&Craig，1994)，如有些儿童假装头痛博取了家长和老师的共情和同情，从而达到不去上学的目的。
　　总之，由于部分疼痛者未能正常编码和传达自身疼痛，疼痛信号由疼痛者到观察者的传递过程受到干扰，使得观察者误解了疼痛者的身体状况，难以产生有效的疼痛共情。
　　
　　2.2　观察者因素
　　除疼痛信号的编码和传递方式会影响疼痛共情的效果外，观察者对这些疼痛信号的不同理解(解码过程)也会干扰其对疼痛者的态度，面对相同的疼痛信号，观察者的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因素，生理和心理障碍，人格特点以及观察者对疼痛信号的认知方式都会对该疼痛信号的解释和理解产生影响，进而促使观察者表现出不同的疼痛共情水平。
　　2.2.1　人口学因素
　　疼痛共情存在性别差异，不论是日常观察还是实证研究都发现女性对他人的疼痛更加敏感，如Han、Fan和Mao(2008)的ERP研究发现只有女性对他人疼痛程度评估与其140-180ms的ERP波幅正相关。疼痛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与女性对他人情绪的易感性(Cheng，Chou，Decety，Chen，Hung，了zeng，ct a1。，2009)有关，女性更容易感受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在共情问卷上的得分也比男性高(Baron-Cohen&Wheelwright，2004)。因此，当察觉到他人的疼痛时，女性更容易被他人痛苦的情绪所感染，感同身受地获得与自身疼痛相似的情绪和感知觉，提高了对疼痛者的疼痛共情。
　　个体的疼痛共情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发展。Deyo、Prkachin和Mercer(2004)采用信 号检测论探讨个体对他人疼痛表情识别能力的发展趋势。他们选取成人和5～6岁、8～9岁、11～12岁三个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研究，发现儿童对疼痛表情的识别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著提升。但是成人与11-12岁儿童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疼痛共情能力在儿童早期迅速发展，而在儿童晚期到成年早期发展逐渐变缓。
　　2.2.2　生理和心理障碍
　　某些生理和心理障碍可能会损害个体的疼痛共情，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失痛症和述情障碍。失痛症(congenital insensitivity to pain，CIP)是一种比较罕见的遗传性，临床综合症，由于此类患者的疼痛刺激传导神经受到损坏，因而先天性痛觉缺失(Nagasako，Oaklander,&Dwork虹2003)，研究发现CIP患者比正常人显著地低估了疼痛诱发事件(如，模特从跑步机上摔下)的疼痛水平，并且CIP患者对他人疼痛程度的评估与自身的共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Danziger,Prkachin。&Winer，2006)，述情障碍(alexithymia，ALEX)也会损害个体的疼痛共情能力。ALEX是一种身心疾病，此类患者主要表现为情感识别困难、情感理解困难和情感表达困难。面对他人手、脚疼痛图片，ALEX被试显著低估了图片的疼痛水平，研究者推测，对他人情感的识别和理解是个体共情能力的一种表现，述情障碍可能损坏了患者对他人的共情能力(Moriguchi，Decety,Ohnishi，Maeda，Moil，Nemoto，ctal。，2007，)，从而降低了疼痛共情水平。
　　2.2.3　人格因素
　　在疼痛共情的人格影响因素中，特质共情nrait empathy)研究得比较多。特质共情是理解和认识他人心理状态的人格倾向(Baron-Cohen&Wheelwright，2004)，受个体遗传和经验的影响较多，比较稳定(Avenanti，Minio-Paluello，Bufalari，&Aglioti，2009)。以往研究一致表明，高特质共情个体比低特质共情个体有更高的疼痛共情倾向。并在部分脑区的激活水平上存在差异。例如，Singer等人(2004)记录被试观看他人疼痛时的脑成像，发现被试左前脑岛(1eft AI)和扣带前回(ACC)的激活水平与其特质共情分数存在正相关。与此类似，还有研究发现，当被试观看疼痛表情图片时，左前脑岛和左额下回(Ⅱeft inferiorfrontal gyms)的激活水平与其特质共情分数呈显著正相关(saarela， Hlushchuk， Williams，Schurmann，Kalso，&Hari，2007)，经颅磁刺激研究也发现被试观看疼痛录像时皮层脊髓束兴奋性(conicospinal excitability)下降，而且高特质共情被试的皮层脊髓束兴奋性下降更多(Avenanti，ct aL，2009)。
　　该领域的研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现象：虽然高特质共情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疼痛共情，但是他们对他人疼痛程度的评估并不准确，倾向于高估低水平疼痛(Green，Tripp，Sullivan，&Davidson，2009)，这可能是因为高特质共情个体面对他人的疼痛会诱发更强的情绪共鸣(singer，et a1，，2004)，对他人疼痛的情绪反应夸大，因而表现出对低水平疼痛的高估(Green，ct a1，，2009)。
　　除特质共情外，特质抑郁也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疼痛共情。Avenanti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当观看他人疼痛的录像时，被试感觉运动皮层的激活水平与其特质抑郁分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会抑制个体对他人的同情和关心有关(Eisenberg，2000)，如现实生活中会发现负性情绪较多的儿童很少有关心他人和助人等行为。
　　2.2.4　认知因素
　　对疼痛共情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丰富，主要发现观察者的注意线索，观察者对他人疼痛真实性的认知和观点采择角度等认知因素对疼痛共情有影响。
　　观察者对他人疼痛线索的注意是疼痛共情的先决条件。当观察者的注意指向疼痛线索时，其疼痛共情反应增强。Gu和Han(2007)设计了两种实验任务操纵被试的注意，其中一种任务要求被试注意图片中的疼痛线索，另一种任务则要求被试注意无关线索。fMRI结果显示，注意影响了被试疼痛共情相关脑区的激活水平，注意疼痛线索比注意无关线索更多地激活了扣带前回、右额下回(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前脑岛等脑区。Fan和Han(2008)对这两种实验任务的ERP研究也发现，注意疼痛线索任务比注意无关线索任务诱发的ERP波形更正。
　　观察者对他人疼痛真实性的认知会影响其疼痛共情，不真实的疼痛会使观察者的共情反应变弱。在一项功能核磁共振研究中，给被试出示处于疼痛状态的肢体图片(比如一根夹在门缝处的手指)，令被试分别想象这根手指是真实的人类肢体和假肢，然后在疼痛程度量表上评定其疼痛程度。结果发现当被试想象手指是真实的人类肢体时，疼痛共情相关脑区(如脑岛和扣带前回)被激活了；而当被试想象手指是假肢时，这部分脑区则没有被激活(Jackson，Brunet，Meltzoff，&Decety，2006)。与此一致，Gu和Hart(2007)使用图片处理软件将真实的手部疼痛照片转换成卡通图片，让被试对这两类图片进行疼痛程度判断，并采用flvIRI记录被试的大脑活动情况，结果发现卡通图片没有激活脑岛，并且对扣带前回的激活水平也低于真实图片。
　　在研究观点采择角度对疼痛共情的影响时，常令被试采用两种方式观看他人疼痛：想象某情境中他人感受的“他人角度”(imagine other)和想象该情境中自己感受的“自我角度”(imagineself)。这两种观点采择角度引发的疼痛共情水平有差别，“自我角度”比“他人角度”引发更强的疼痛共情反应。一项研究要求被试分别采用这两种观点采择角度观看疼痛表情录像，记录被试的面部肌电反应和心电图，发现只有当被试采用“自我角度”时，出现皱眉反应和眼轮匝肌区域激活(Lamm，Porges，Cadoppo，&DecetN 2008)，该领域的脑成像研究也发现，当被试采用“自我角度”观看疼痛表情或肢体图片时，情绪－动机加工脑区有更强的激活反应(Jackson，ct a1，，2006；Lamm，Batson，&Decety，2007)。研究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采择角度会给个体带来不同的动机、情绪和行为反应(Barson，Eklund，Chermok，Hoyt，&Ortiz，2007)。当采用“自我角度”时，个体会将自己置身于疼痛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体会疼痛者的感 受，因此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Lamm，et a1。，2008)。促进了疼痛共情。
　　除以上三种认知因素外，观察者对他人的疼痛共情还会受到其他认知因素的影响，如观察者对疼痛的专业知识(Cheng，Lin，Liu，Hsu，Lims，Hung，ct a1，，2007)、对疼痛原因的认知(Decety,Michalska，&Akitsuki，2008)、对疼痛的态度(Gouben， Vervoort， Sullivan， Verhoeven， &Crombez，2008)以及疼痛经验(Jackson，Meltzoc，&Decety，2005)。这些认知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观察者对他人疼痛信号的理解，使观察者对这些疼痛信号的解码过程受到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的影响。
　　
　　2.3　疼痛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
　　除疼痛者因素和观察者因素会影响疼痛共情外，日常生活和实证研究都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从观察者的角度分析疼痛者与现察者之间的关系对疼痛共情的作用。
　　动物研究中，Langford等人(2006)将两只小鼠同笼饲养3个月，然后对其中一只小鼠进行疼痛刺激。发现当另一只小鼠看到小鼠“同伴”受到疼痛刺激时，其自身的痛觉敏感性也会发生变化，而对陌生的小鼠则没有此类反应。痛觉敏感性的变化是痛觉神经系统激活的表现，说明小鼠只对“同伴”表现出疼痛共情，人类实验也发现疼痛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对疼痛共情存在影响。一项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让被试参与一个“监狱两难游戏”(Prisoner’s Dilemma Game)，该游戏除被试外还有两个参与者(实验者的助手)。其中一个参与者公平地参加该游戏，而另一个参与者则在游戏中作弊。研究者利用这个游戏使被试与参与者之间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在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向这两个参与者施加疼痛刺激，并让被试观看，脑成像结果发现，对公平参与者，男女性被试都激活了疼痛共情相关脑区(如前脑岛和扣带前回)，但是，对作弊的参与者，男性被试该脑区的激活水平显著降低，而与奖惩相关的脑区激活；女性被试疼痛共情相关脑区的激活水平有所减弱，但并不显著，该研究证明、至少男性的疼痛共情会受到入际关系的调节(SingeL Seymour，O"Doherty,Stephan，Dolan，&Frith，2006)。
　　疼痛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可能通过改变观察者的认知过程影响其疼痛共情，这是对疼痛信号解码过程的影响。然而，疼痛共情是一种疼痛者与观察者沟通互动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影响疼痛者的表现(即疼痛信号的编码和传递过程)，进而干扰观察者的疼痛共情。如，有些疼痛者在陌生人面前很少展现自己的疼痛，但是却经常向熟人述说身体疼痛情况，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疼痛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对疼痛共情编码、传递和解码过程的作用。
　　
　　3　疼痛共情的认知机制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疼痛共情的认知机制提出各自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知觉，动作模型、疼痛共情认知模型，以及后期讦估模型与早期评估模型，
　　
　　3.1　知觉－动作模型
　　Preston和de Waal于2002年提出了共情现象的知觉，动作模型(Perception-Action Model，PAN[)。该模型认为，当个体知觉到他人的行为时会自动激活其与该行为有关的个人经验的表征。因此，当个体知觉到他人的动作或者情感时，其大脑中表征相应动作或情感的部位会被自动激活。从而令个体产生同形的表征。
　　镜像神经系统(mirror-neuron system，MNs)的发现为知觉，动作模型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证据，也被认为是疼痛共情可能的神经机制(Cheng，Yang，Lin，Lee，&Decety,2008)，镜像神经系统最初在动物大脑中发现，它在个体自己实施行为和个体观察他人进行同样活动时都被激活。对于疼痛共情来说，当个体目击他人的疼痛时，镜像神经系统的参与使其大脑中表征疼痛的脑区自动激活，使得个体“感同身受”地获得对疼痛的情绪和感知觉的切身体验，该观点得到大量脑成像研究的支持，如分别让被试观看疼痛表情录像和对被试进行热痛刺激(thermal stimulation)，发现被试在这两种情况下激活的脑区相同(Botvinick，Jha，Bylsma，Fabian，Solomon，&Prkachin，2005)，
　　虽然很多研究者认为，镜像神经系统在疼痛共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疼痛共情既包括内隐性的感觉或情绪体验，还包括高级的认知过程。镜像神经系统显然只是解答了前者，要真正理解疼痛共情的心理机制，还需要了解大脑是如何辨认并进一步处理来自镜像系统的信息。
　　
　　3.2　疼痛共情认知模型
　　疼痛共情认知模型由Goube~等人于2005年提出，该模型较为完整地阐述了疼痛共情的认知机制，在疼痛共情认知模型中，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 down)加工过程共同作用制约个体对他人疼痛的体验，该体验进而促使个体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Goubert，Craig。Vervoort，Morley,Sullivan，Williams，ct al，2005)(如图1)。
　　自下而上加工过程是指各种疼痛线索对疼痛共情的影响，当个体目击疼痛线索时，会自动激活自身与疼痛相关的情绪和感知觉体验，Goube~等人(2005)认为这些疼痛线索主要包括疼痛表情、语言和肢体动作，其中，疼痛表情是最有效的疼痛线索(Williams，2002)，知觉一动作模型可以较好的解释这种自下而上加工过程的发生机制，即当个体看到他人疼痛时，自身的痛觉神经系统会被自动激活，从而“感同身受”地获得对疼痛的切身体验。
　　自上而下加工过程是指各种认知因素对疼痛共情的调节作用。Goubert等人(2005)列举了三种自上而下的认知因素，分别为观察者自身的疼痛经验(observer’s learning experiences)、分享的知识(shared knowledge)和疼痛灾难化思维(paincatastrophizing)，疼痛经验会使个体更容易对处在相似疼痛状态下的他人产生共情(Jackson，cta1。，2005)，如在对恒河猴利他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有疼痛经验的猴子会更倾向于为避免同伴受到类似疼痛刺激而绝食(Wechkin，Masserman，&了erris，1964)。疼痛灾难化思维也会加剧疼痛共情。疼痛灾难化思维是指个体对疼痛的消极认知倾向，高疼痛灾难化思维倾向者认为疼痛具有极 大的威胁性(Edwards，Haythornthwaite，Sullivan，&Fillingim，2004；Goodin，McGuire，Allshouse，Stapleton，Haythomthwaite，Burns，ct a1，，2009；Goube~，et a1，，2005)。研究发现，疼痛灾难化思维倾向高的个体对自己的配偶(Cano，Leonard，&Franz，2005)和子女(Goube~，ct al。，2008)的疼痛感到更加悲伤难过。目前，疼痛共情研究领域中发现了更多的自上而下的认知因素，如观点采择、注意、疼痛评估等。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加工过程共同作用，影响个体对他人疼痛的体验，进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疼痛共情的情绪反应包括指向自身的情绪(如悲伤和焦虑)和指向他人的情绪(如同情)。这两种情绪反应可能同时发生，但在本质上存在差异，行为结果也不同。指向自身的情绪反应的行为结果是利己的，如退缩；而指向他人的情绪反应则会导致利他行为的产生，如提供帮助、安慰等。
　　虽然疼痛共情认知模型涵盖了疼痛共情的两类认知加工过程，但是，它并没有很好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加工过程是如何协调作用的?两种加工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个体对这两种加工处理的优先顺序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De Vignemont和Singer(2006)提出了两种理论模型――后期评估模型与早期评估模型。
　　
　　3.3　后期评估与早期评估模型
　　后期评估模型(Late Appraisal Model)与早期评估模型(EarlyAppraisal Model)由De Vignemont和Singer于2006年提出，主要用来解释自上而下加工过程的调节作用在共情反应中所处的加工阶段问题。后期评估模型认为该调节作用发生在共情反应的后期阶段，而早期评估模型则认为该调节作用发生在共情反应的早期阶段。
　　按照后期评估模型，当个体目击疼痛线索时，自下而上的加工优先启动，疼痛线索在早期阶段自动激活个体的疼痛共情反应，与此同时，对周围环境和个体自身的认知评估也在进行，该自上而下加工过程在后期阶段起到调节共情反应的作用(如图2)，按照早期评估模型，自上而下的加工首先进行，个体在早期阶段将疼痛线索与内外信息对比后做出评估。该评估结果决定后期阶段的共情反应(如图3)。
　　虽然后期评估模型与早期评估模型对疼痛共情的两类认知加工过程的共同作用模式提出了理论假设，但是却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Fan和Han(2008)采用时间分辨率较好的ERP技术对疼痛真实性和注意线索两种自上而下的认知因素进行检验，发现研究结果与理论预期并不一致，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对疼痛共情反应的调节作用在早期和晚期阶段都存在。疼痛真实性认知对疼痛共情的调节作用发生在早期阶段，并对个体情绪产生影响；而注意线索对疼痛共情的调节作用发生在晚期阶段，并影响个体对他人疼痛水平的判断，由此可见。自上而下加工和自下而上加工对疼痛共情的作用机制可能更加复杂，两种加工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　问题与展望
　　
　　个体不但能够感受到自身的疼痛，也能够理解他人的疼痛，这种对他人疼痛的感知和反应就是疼痛共情，尽管对疼痛共情的系统研究时间不长，但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方面己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结果，当然，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疼痛共情相关研究在某些方面尚存在着一些有待探讨和完善的地方。
　　首先，认知因素对疼痛共情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尽管Goube~等人(2005)提出的疼痛共情认知模型涵括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认知过程，但是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却没有进行回答，如，这两类认知过程谁先发挥作用?各是如何对疼痛共情产生影响的?后期评估模型与早期评估模型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但是却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未来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对疼痛共情的认知机制提出更合理的理论模型。
　　其次，疼痛共情作为个体对他人疼痛的情绪反应，可能会受到个体自身情绪状态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研究少有涉及情绪因素问题，Baron-Cohen和Wheelwright(2004)认为，个体暂时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对其共情产生影响。当个体愤怒或抑郁时，可能不会注意他人的立场和心理状态，从而无法对他人产生共情，目前关于情绪因素对疼痛共情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而且也缺乏相关的理论假设。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对疼痛共，隋的情绪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进一步完善对疼痛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
　　最后，疼痛共情的研究方法也有待扩展。目前，疼痛共情研究多采用脑科学的实验室研究法，对个体的主观情绪和态度探讨较少。且实验材料多采用疼痛表情和疼痛手、脚的图片或录像，与个体实际的生活状态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情境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引入现场实验、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对疼痛共情进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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