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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剑将军”张爱萍 　　 　　张爱萍，四川省达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爱萍原名张端绪，早年他离开家乡赴上海寻找共产党，为了坚定革命信心，决定为自己改个名字。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为一浮萍，漂泊不定；一为青萍，即宝剑，斩杀不平。由此，他改名为爱萍，决心不惧风浪大，掌剑走天涯。有趣的是，张爱萍后来担任国防科委的领导工作，成了执掌“两弹一星”的“神剑将军”。（摘自《中国将帅名录》，李德义于汝波/文）
　　
　　毛泽东周恩来为陈毅改悼词
　　
　　陈毅逝世后，围绕对他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一伙，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硬要压低标准，对陈毅的悼词也大做手脚，在那份不足600字的悼词中，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个字。
　　周恩来为改掉陈毅悼词中“有功有过”的提法煞费苦心。他无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调子，只能委曲求全地争取多改一点，该好一点。于是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在送审时，他特地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但使周恩来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泽东了解陈毅，他不赞成对陈毅作有功有过的评价。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悼词时，提笔划掉了与功过有关的这段文字，并写下批语：“功过的评价，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摘自《共和国元帅：陈毅的非常之路》，罗英才/文）
　　
　　刘少奇的三顶“帽子”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加害刘少奇，置其于死地，给他罗列了“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那么，这几个罪名是怎么由来的呢？
　　“叛徒”的由来：1925年11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因病回湖南养病，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纷纷通电谴责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1926年1月16日，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2月19日，刘少奇到了广州。就这么一件事，竟被说成是刘少奇叛变出狱，再奉赵恒惕的密令到广州的！
　　“内奸”的由来：1927年4月3日，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于谈判斗争，这事则被诬陷为“为日寇保镖”；6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党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曾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也被歪曲为“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工贼”的由来：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斗争中，曾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厂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在审讯期间，两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终被释放。专案组将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的孟用潜及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关押逼供、采用歪曲手段，又给刘少奇戴上一定“工贼”的帽子。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就这样形成了。（摘自《悼亡诗里说风云》，陈贤庆/文）
　　
　　新中国“22大明星”
　　
　　1961年6月，周恩来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及各地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进行座谈。大家和总理围绕着文艺界、电影节在近期的一些好作品进行讨论。总理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提到有关电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问题。
　　随后不久，在建党40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中，有关评选中国电影节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总理慎重地提起，他亲自倡议的优秀影片、优秀演员的群众参与评选的全国性活动，于1961年开始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投票形式，拉开了帷幕。
　　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后调任“上影”演员）等22人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22大明星”。（摘自《南京广播电视报》，管丽娟/文）
　　
　　中央对陈永贵的“盖棺论定”
　　
　　1986年3月25日，陈永贵逝世。3月29日，新华社向外界公布了陈永贵病逝的消息。在那篇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中，对陈永贵作出了最后的评价：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摘自《农业学大寨始末》，宋连生/文）
　　
　　改革开放后的三次“严打”
　　
　　改革开放反映在社会领域的主要变化就是流动性加强，陌生人化日益明显，而但是维系陌生人社会的规划构建则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因此，原有社会形态内不常发生的犯罪开始大幅上升。始于1983年的“严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此后，中国又在1996年和2001年开展了两次“严打”。
　　中国的三次“严打”，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催生出的制度选择。2006年后，中国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终于突破了“严打”的禁锢，“宽严相济”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央和“两高”的各种文件中。阶段性的“严打”已成为历史，针对重大犯罪的“严打”也被包含在“宽严相济”的“严”字当中，成为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常态。（摘自《南都周刊》，洪庆明/文）
　　
　　中国股市的开市时刻
　　
　　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被正式批准的证券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基致开业词，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有目击者称，尉文渊敲完锣后，激动得当场晕倒，被人搀扶着离开了热闹的现场。
　　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3秒便被万国证券抢去，于是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国证券史上的第一笔交易中都亮相了。
　　在上交所开市的前18天，没有被中央批准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已抢先“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没有像上海那样的大张旗鼓，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与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直到1991年7月才下达。（摘自《东方早报》，吴晓波/文）
　　
　　“北大荒”曾接纳上千“右派”
　　
　　在“反右”运动和10年内乱中，全国科教文卫界的许多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文化人士等被当作“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被打倒批臭，遭到监禁、下放的厄运，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但王震却不怕牵连、不嫌不弃，满腔热忱地接近和爱护他们，客观上为党和国家保护了一批人才。
　　“北大荒”开发初期，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找到中央有关领导，建议把中央机关的“右派分子”统统交由他安排到“北大荒”去，得到批准。但是有人闻听此事后吓了一大跳，便含蓄而又善意地劝他说“这么多右派你怎么能消化得了？吃下去要肚子疼的。”不料王震却异常坚定地说：“十万大军我都吞下去了，还怕这些右派吗？”
　　于是，自1958年3月期，便有1039名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各级干部、科技人员和文化界人士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其中包括著名诗人艾青（注：艾青是王震亲自动员去的），还有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头目”的著名作家丁玲。（摘自《文史天地》，熊坤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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