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骑士惊雷之吼 [无声惊雷:广东十八般武艺掀起反腐风暴]

　　腐败大案频出，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广东是越反越腐，还是反腐败越抓越紧？ 　　创新反腐机制制度，吸纳民意开门反腐，媒体舆论监督反腐败……“反腐书记”汪洋主政下的广东，使出了反腐败的十八般武艺。
　　不光要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还要做反腐败的排头兵。
　　
　　反腐中的低调与高调
　　
　　2009年以来，重庆与广东，分别是中国反腐败两大新闻发酵地。外界有评：重庆高调反黑，打保护伞；广东低调反腐，捉贪官。
　　广东反腐大案震惊全国。2010年5月，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两规”。此前，2009年6月，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嫌贪污受贿被捕。时间再往前推移，2008年，曾在广东担任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的陈绍基和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部级高官也因腐败而落马。
　　除了这几起配合中央直接查办的反腐败大案外，广东自身的反腐败努力也颇受世人关注。2010年6月25日，广东省纪委在全国首开“党内开放日”活动中告知外界，仅今年1至5月，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206件2347人，处分1340人，其中厅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71人。
　　南粤反腐风急！
　　2010年9月2日，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工作现场会在茂名市召开，广东的各大媒体皆高调报道。
　　媒体通报了2007年以来广东省纪委评选出的12件“精品案件”。其中震惊全国的韶关市委原常委、公安局长叶树养案排在第一名，叶个人赃款5500万元已经被收缴；光收“红包”礼金就达数千万元的茂名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已被追回赃款现金7500万元，被移送检察院立案侦查。12件“精品案件”中还包括新广国际重大经济损失案、广东省法院系列腐败案等。
　　广州一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之前报纸上报道的一些贪官被逮了，但不知道这些贪官腐败的具体情况，后来怎么处理他们的。现在通报出来了，老百姓也就不会乱猜测了。”
　　不是越反越腐，而是反腐越抓越紧
　　
　　“去年查处的陈绍基案、许宗衡案以及韶关系列腐败案、省法院系列腐败案等都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会改变。腐败不是越反越多，而是我们反腐败工作越抓越紧。”2010年初，被外界称为“反腐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这样说。
　　广东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从近年来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腐败官员“高位化”，特别是一些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成为发生腐败的“高危人群”，2007年以来广东省被查处的地厅级以上干部超过百人；二是腐败案件“集成化”，查处的大案要案中，窝案、串案、案中案等群体性和地域性腐败案件明显增多；三是腐败区域“集中化”，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仅2007年，全省被查处市、县两级国土局局长就有28人。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其腐败的形态特点既有一般共性，又有因介入市场经济活动程度更深，腐败手法更加隐蔽，腐败的烈度也更大的特点。如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涉案就达20亿元。”一名反腐败研究专家说，“从另一个方面则说明，广东近年来反腐败深入的程度越来越深，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
　　在2009年6月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刚落马不久，汪洋就作出措辞严厉的表态：“我们从中获得的首要教训是，必须严厉惩罚腐败分子。”
　　“广东对于查办腐败案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2010年广东省纪委开的6个现场会，第一个就是案件查办现场会。”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但民众也有质疑，有的贪官“潜伏期”为何长达10年？查案是否存在“抓一漏万”？对此，广东省纪委一名官员回答：“查办腐败案件有一个时机和过程，既要惩处腐败分子，还要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但只要是腐败分子，就一定会得到惩处。”
　　
　　反腐的立体布局
　　
　　2007年12月2日，汪洋从重庆来到广东，就任广东省委书记。17天后的12月19日，他来到广东省纪委调研时提出，“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遇到的问题比其他地区要早，如果能在制度创新上多下功夫、多出成果，就会为全国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做出贡献。”
　　制度反腐、民意反腐、媒体反腐……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广东反腐日益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趋势。
　　最让广东自豪的是几个“率先”。
　　广东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如数家珍：广东率先进行行政审批事项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到了原来的1/5；率先推行网上审批，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率先推行行政电子监察；广东财政厅率先在网上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
　　在反腐败的常规工作中，广东也“于无声处响惊雷”。200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汪洋、黄华华等省级现职领导亲自带队，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部分省直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检查。
　　“这次考核检查，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广东前所未有，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纪委一名官员表示。其中最大亮点是把民意调查结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序列，干部的廉政成绩让干部群众来“判卷”。根据民意进行排名，公开宣读排名顺序。当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当场宣布了排名前十的地市名单时，在场的没有进入前十的市委书记、市长有些坐不住了。
　　据广东省纪委相关人士透露，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间，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查处的3万余件腐败案件，大约80%来自人民群众的举报和揭发。
　　广东省纪委常委姜斌说，“让群众‘打分’，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检查成绩也会更具有公信力。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社会力量的加入，这是大势所趋。”
　　对此，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表示赞赏。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文化传统原因，广东的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比较成熟，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管理的意识比较强，广东省应该采取措施让社会、公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发挥作用。广东的政务公开走在全国前列，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用新闻的手段把反腐倡廉宣传做出高度，也是广东近年来引导舆论反腐败的一大亮点。
　　广东省纪委与南方日报联合打造的新闻栏目――“防腐前沿”，这是全国省级党报中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集纳式报道反腐倡廉工作的舆论阵地。开办4年来，已经成为广东纪检监察工作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2010年6月，朱明国在参加“防腐前沿”出版4周年座谈会时提出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向媒体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擦亮反腐倡廉宣传报道的‘广东品牌’。”他专门提出“五个度”：“重视党报监督要有高度，欢迎党报监督要有风度，关心党报监督要有温度，支持党报监督要有力度，落实党报监督要有亮度。”
　　
　　特区担当探路重任
　　
　　目前，深圳是全国唯一一家纪委未与监察局合署办公的地方，特区之特，可见一斑。
　　“尤其在反腐倡廉机制体制创新上，深圳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改革试点的担子，为广东的反腐改革创新提供了范本。”有媒体记者如此评价。
　　许宗衡案发，在特区引起震荡。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以规范对各级领导干部用权、用钱、用人的监督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制度漏洞。
　　“这两项规定对一把手的权限作出明确界定，明确要求一把手不得插手部门具体的人事、财务、审批、执法等‘实务’性的工作，以避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有媒体评论指出。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此举不仅仅看到了一把手腐败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不仅划定了制度红线，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切实解决了监管难的问题，实现了刚性约束。此后，重庆南川、四川武胜等地也纷纷进行了类似创新。
　　为避免借集体研究之名规避责任，深圳还实施“四不上会”制度：明确规定各部门不得将四类具体个案提交市(区)政府常务会或市长(区长、主任)办公会讨论决定，由各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办理。王学建指出，这形式上是对市(区)党政一把手削权，实则出于保护干部少犯错误的目的，以减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出现的廉政风险。
　　深圳积极向香港取经，2002年成立国内第一个建筑工务署，对除公路、水务以外的所有政府工程，实行统一设计、统一招投标、统一施工监管、统一竣工验收。这大大降低了政府投资工程建设中的腐败率。此后，全国多地出现了类似于工务署的代建机构。
　　“深圳一系列改革创新给了全国各地区以启示，即使有的改革还不成熟。”四川一名纪检干部表示。
　　201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作为经济特区最为成功的代表，深圳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各项改革的先锋和试验田之一。
　　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今后的改革发展要“顺应人民新期待”。
　　有评论指出，这无疑是对深圳特区未来的改革的信心宣示和明确方向，改革尖兵，应该更向深处行。“深水区的改革必须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是制度监督，而这正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最终取胜之道。”
　　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剥离，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理想状态。某种意义上，遇到的阻力越大，可能越能凸显改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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