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女性路多艰:女性为什么不适合从政

　　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2％；而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将会提高到22％以上。这是在去年3月，全国人大就女性代表名额比例作出的明确规定。
　　从过去的指导性语调，到首次提出硬性的比例指标，既体现了我国对女性参政的重视和扶持，也是因为认识到了这方面我国与世界总体趋势存在的差距。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倡议，“妇女在立法机构中至少要占到30%的席位”。
　　显然，我国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审视当代中国女性从政之路，前方虽然光明，却还萦绕着混沌不清的迷雾；脚下虽然有路，但其间还多牵绊坎坷。
　　正如当今这个多元复杂的大时代一样，社会对女性从政的态度，明朗中有疑虑，肯定中有偏见；而从政女性的自身角色定位，也在传统与现代间摇摆不定。
　　
　　傲慢与偏见
　　
　　男女平等作为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在公开场面，大概无人敢冒大不韪说不是的话。但笔者发现，在私下，也有人对女性参政持不信任态度。
　　现实中，女性的专业表现与工作能力往往不如外貌、婚姻状况引起外界的兴趣。一被提拔，有人马上热议其关系、背景，有什么样的后台靠山，甚至由此展开一些暧昧的联想；还有些酸溜溜的话语：“看，女的就是提得快！”
　　有一位女市纪委书记说，当初她从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被提任现职，坊间颇多议论，认为她是沾了政策的光，“要不，书记都没提，为何轮到她？”当她凭能力很快在新岗位打开局面后，人们才开始承认她。
　　对女性领导工作表现的评价，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女领导如果性格温和，便被认为软弱，缺少魄力，镇不住堂子；但如果像男同志一样表现强势，又会被指责为缺少柔情、不像女人。以往常常用作风“泼辣”来形容一个能干的女干部，然而这泼辣二字，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
　　在社会上，女性领导往往要承担比男性更重的压力，经受双重标准的检验。工作上，用的是男性标准，家庭中，用的是女人标准。男性领导如果忙不顾家，就是“做大事的”；女性领导如果忙而不顾家，就“不是女人”。于是，几乎每位女性高官就任后，都会极力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表白自己不仅是好领导，还是好女人、好媳妇。
　　尤其不公平的是，男性领导在领导岗位上干的好坏，人们只会评价他个人的优劣；而对女性领导，则往往是一评价就涉及女性整体。哪个女领导出了差错，有些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看，女的就是不行！
　　一些传统文化的糟粕也对女性从政造成负面困扰，特别在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前些年，有个城市一段时间连续发生了几起交通事故，当地便流传一种说法，因为新上任的交通局长是女的；甚至连笔者的大学同学对这种荒谬的说法也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认同。
　　在此套一句俗透了的话：做女人难，做女领导更难。
　　
　　传统的歧视
　　
　　千年以来的历史，都处在男权政治的浸淫下，而女性从政的时间不过短短百年，政治更多被赋予了男性的色彩。
　　在传统的定义中，勇气、魄力、效率和理性等词汇都被留给男性；而分配给女性的，则是温柔与顺从，软弱和依赖，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便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对于政治，似乎拥有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一旦被女性领导，便会产生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曾有个男干部对笔者说，他宁可女同志没有能力，也绝不愿忍受一个咄咄逼人的女领导。
　　另有一些人认为，政治充斥着争权夺利和相互倾轧，不适合温柔感性的女性参与；而女性一旦参与政治，在这个大染缸内，便会失去这些美好的特质。因此有这样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当官就变味”，说如果一个女人作官的时间太久了，就不再有女人味了！
　　这种以“爱护”女性为出发点的论调，颇具迷惑性，但本质上却是一种陈腐之见。性别是天生的，而文化气质更多是后天环境中、特别是传统意识中塑造成的，谁能确定女性特质就天然与政治相冲相克？
　　何况，这一观点的前提是政治肮脏丑恶，从政要靠权术和手段。在专制集权的社会中或许如此，但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现代社会中，人民需要的政治更多是服务，而非管制。女性细致、灵活、富有同情心、亲和力、沟通协调能力强的特点，似乎还更加符合时代潮流。
　　弗兰西斯?福山是美国的一位公共政策方面的教授，他在一篇题为《女性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的著述中指出：因为女性与生俱来不那么好斗，所以如果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世界政治中来，特别是能成为领导人的话，这个世界将更加和平。
　　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信。但他至少说明了一点：在当今时代，女性特有的性格气质，并不是天生与政治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而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些杰出女性政治家的表现，也说明女性在效率和理性方面绝不比男性逊色，这更加驳斥了政治领域中的“大男子主义”的荒谬和可笑。
　　
　　为公平而制造的新不公
　　
　　另有一些对女性从政的质疑，倒不是基于偏执的男性沙文主义，其矛头所指，是现实的弊病。对于这样的批评，倒真的应该理性分析，努力加以解决。
　　由于女性在从政起跑线上就落在下风（如在公务员招录中，用人单位虽不明言，但往往还是倾向男性），国家为了扶持和保障女性参政，便从政策上进行适当的照顾倾斜，比如“定名额”、“女性优先”等。但这一政策在具体操作中，却带来一些有违初衷的负面效果。
　　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女性干部配备仅仅当作完成任务，换届时仓促对应，而缺乏长期的、有计划的培养任用；女性退休时间早于男性，“年轻化”的压力相对更大；而为了能尽量少地占用领导干部职数，又往往尽可能选拔女性、少数民族、无党派、知识分子“四项全能”型选手。这样便造成了女干部容易被越级提拔的假像，又人为缩小了女性干部的选拔范围，导致被提拔的女干部素质参差不一，个别的甚至“先天不足”。
　　检讨制定女性领导硬指标的政策，既是一种保护，同时也是一种局限。实话实说，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女性从政的路将会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但在实际操作中，政策下限也同时被当作了上限，既可能出现拔苗助长的尴尬，也造成许多优秀人才被排斥在升迁之外的无奈。相当部分女性正是在这种现实中消磨了锐气，浇灭了激情，得过且过。
　　旨在促进公平的举措，却又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女性从政形成了一种相当吊诡的局面：一方面，女性干部上升的空间狭窄，基层大量有能力的女性干部很难被提拔；而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个别拔苗助长的现象，也导致社会对女性从政群体评价的降低。
　　但反过来说，即使这样相对客观的指责，也仍然沾染着性别的底色。在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下，由上面指定的难道只有女性？男领导们个个都名实相符？
　　当然，要提升女性干部的整体形象，还是要从女性自身入手，当前应该花更大力气做好培养锻炼女干部的基础性工作。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研究员认为，“女干部的培养选拔机制应该有一个从不断培养年轻人开始的、不断锻炼、不断培训、大胆使用，然后再提拔的系统的制度”。
　　
　　个别女领导为何“难侍候”？
　　
　　当前，多数女性在政坛的杰出表现，赢得了普遍认可；其亲和力与人情味也正是受人称道的地方。但是，笔者也听到另一种说法，认为女领导比男领导难侍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高墙内的原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
　　据媒体报道，韩桂芝要求司机每天要为她开车门，跑步为她摁电梯，然后，再赶在她的前面把办公室门打开。如果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她就尖声尖气地训斥司机。训斥完后，司机必须当场向她道歉。否则，她就与司机没完没了地争吵。行车途中，车开得慢了不行,快了也不行;早点火不行,晚熄火还不行。她的司机后来对人感慨:韩书记这个人太难伺候了!谁给她开车,谁可就是倒了大霉了!
　　敏感、乖戾、支配欲极强，像韩桂芝这样把性格缺陷发挥到极端的女性领导肯定是极个别；但是，现实中却也有少数女性领导显得“不近人情”。为什么呢？
　　客观的说，在传统偏见和现实压力的夹逼中，一些从政女性的确在自身心理调适中出现了问题。当性格弱点与心理误区交织在一起，原本女性内心的谦和、体恤、与宽宥性灵之光就会逃遁，多了些局促，少了些从容；多了些计较，少了些豁达。
　　在男性主宰的政治世界里，作为少数派的女性，心灵深处时常潜伏着一种孤独感。本来，竞争激烈的官场天然就缺乏安全感，连强势的男性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何况是作为性别弱势的一方，更加容易产生一种被压抑、不自信的心态，本来细腻的神经因此就更加敏感，习惯以细节的蛛丝马迹来判断、验证身边人和下属对自己态度，对一些风吹草动往往反映过度。
　　“谁说女子不如男”？在以男性为标准的政坛中，女性努力证明自己。但一些女领导缺乏足够的眼光修养，没有柔性施政的自信和底气，只知一味学习男性的强势，有时甚至显得比男性更霸道、更盛气凌人，似乎这样更能显示手腕与威慑力。其实这是一种误区，现代政治并不排斥女性的温柔一面。女强人希拉里的几滴眼泪，不就四两拔千斤，为她赢得了新州的选票吗？
　　一些女性的性格偏差可能还与其生理有关。女性担任较高的职务之时，往往都已年届中年，这正经历女性的更年期。在女人身体呈下降趋势阶段，又面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会使人的情绪极不稳定，如果不能有效进行心理调节，很容易导致性格乖戾。
　　还有一种极其个别的现象，女性官员因种种机缘巧合被提拔后，自身学识能力积淀不足，只有以发号施令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以颐指气使来满足自己的虚妄，以讨好上司来保住自己的权位，这样的女人，是最令人避之不及的。
　　从根子上看，女性从政中表现出的一些不和谐音符，是社会历史长期累积产生的性别自卑在作祟。因此，当女性卸下传统的包袱、真正获得内心世界的解放后，用一种乐观明朗、自逸奋进的心态涉足政界，就能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那才是女性从政的最高阶段。
　　那个时候，女性们就能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那样，骄傲地宣称，“在我的一生中，起作用的不是性别，而是成就和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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