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阅读训练100篇【文人从政,,并非十面埋伏】

　　2011年1月19日，《山西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山药蛋派最后一位主将离去》，纪念山西老一辈作家五泰斗中的最后一位胡正的离去。作者张平，山西省副省长。 　　这是这位知名作家进入政坛两年多来，难得的一次以政务之外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在网上搜索他的新闻，基本上不是到哪里调研，就是出席会议讲话，但这，正是一个政务高官的常态。
　　犹记得，两年前他履新副省长之初，某知名媒体在采访他时，曾这样描述：“带着作家的明显特征，语言生动而实在，交谈中没有官腔和套话，当被问到‘宏大’的问题时，他甚至有点窘。”
　　而今，从他频繁亮相于各种政务活动的身影来看，张平显然已经适应他的新角色。这是必须的。
　　文能行，政亦能行
　　从政之前，活跃在文坛的张平以一系列“反腐”巨著知名，《抉择》、《十面埋伏》、《天网》等作品让他声名鹊起。而乍闻他从“知名作家”走入政府高官的行列之时，围观者称道者有之，观望者质疑者亦有之。
　　大环境下，由文人入仕途似乎并不被看好。评论家雷达认为，即便张平作品中曾对官场有过较深描述，但真正从一个身处单纯个人世界的作家转向为面对各方利益、活在真实而复杂政治结构中的行政长官，能否顺利完成职业转型，张平还需付出很多。
　　对这个问题，张平自身倒是很有信心。在被问及如何“从作家思维转换成干部思维”时，他的回答是：“这个并不难转变，角色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你决定了你自己的目标，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自信源于经历。张平之前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民盟主委，山西作协主席。山西有几百个民盟基层支部，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作协有近两千个会员，都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刊物的经费啊，作协的编制啊，内部的各种事务啊，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啊，包括各地市文联作协的经费和困难啊，等等，这都得操心。”
　　他的好友、另一位作家韩石山说过：作家从政需要条件，一是群众基础，二是行政能力，三是社会责任感。这三点张平恰恰都具有。因此，他在从文坛到政坛“高位转型”时，能够从容自如。
　　至于他从政的成败，现在评说还为时尚早。不过近年来，山西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振兴中华文明的文化腹地的口号，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领先一步，《乔家大院》、《走西口》等热门影视剧更是发酵了晋商文化。作为分管文化的副省长，这两年张平必然很“给力”。
　　当今政坛上，另一位知名的文人高官是诗人吉狄马加。从政4年后，他从青海省副省长转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从官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肯定。
　　同张平的经历相似，吉狄马加在从政之前是专职文人，但同时亦具备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在凉山州文联、四川省作家协会任职，自1995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快11年，直到2006年到青海担任副省长。
　　“诗人不是一个职业，常常是一个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吉狄马加如是说。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
　　吉狄马加打通了文人和官员的任督二脉。然而，就如他所言，不是每一个文人都具备从政的能力；或者说，不是每个文人都适合从政。典型如知名文人龙应台。
　　2000年，龙应台受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令人大跌眼镜；在3年零3个月零3天的官场生涯后，她又毅然决然地挂印而去，而这次，却在很多人意料之中。
　　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认为，龙应台离开政治舞台，归根到底是一种文人的率性和对官场的不适应。或许她自己的话可以表明其心志：“从一个天马行空、独立率性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政府公务员，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被丢进水里参加游泳比赛，内心极度惶恐不安。”
　　当年龙应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还说过这么一句，“走这一趟（从政）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权力，了解社会，也了解自己。”一个典型的文人答案。以文人的单纯思维来参与政治，以解剖者的犀利来对待官场，不是玩玩票，就是被玩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代多少文人才子，自负经邦济世之才，胸怀匡扶社稷的抱负，兴冲冲地闯进官场，却四处碰壁，大多郁郁终生。或愤愤然挂冠而去，或悻悻然归隐田园，更悲惨的是惶惶然命丧黄泉，如三国之杨修、明之解缙。
　　不过话说回来，煌煌史册，同样也记载了文人从政的成功典范。诸葛亮、唐太宗身旁的十八学士、于谦、曾国藩等，演绎了多少文人治国安邦的千古传奇。即便是如柳宗元、苏轼、魏源这样遭遇贬谪、大志未酬的文人官员，也不能简单以官位高低论成败。为政之道，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够留下柳公柳、苏堤和魏公稻，他们也就不负平生之愿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不是说文人不能做官，但要看文人如何做官。文人从政，最怕两件事，一是怕进入官场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失去了文人本真；二是怕以单纯的文人之道待官场，文人气质与官场规则擦枪走火，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中灰飞烟灭。
　　好在今官场不是旧官场，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政治，规矩少了点更讲规则，人治少了点更重制度，专制少了点更加民主。虽说封建官场的陋习仍在，潜规则土壤未尽，但总的来看，其开明和包容度与封建时代是天壤之别。这对今世有志于从政的文人来说，无疑是幸事。
　　少些空谈，多沾地气
　　同样，时至今日，经受现代政治风雨的沐浴，今文人也当不是旧文人。
　　旧时人们常以文人失意之屈、之悲、之愤，来衬官场之险、之恶、之浊，却不言文人身上之缺点。这也犯了文人的毛病。古今中外的文人都容易做“理想国”的梦，“致君望尧舜”，冀望河清海晏。一旦理想在现实受挫，就如乘桴浮于海，迷失左右，进退维谷。但问题是，寰宇之内，到哪里去找真正纯净的清平世界？
　　文人从政，要学曾国藩。既学他的气量、气度、气魄，也学他立足现实、务实操作、步步为营、终成大业的政治智慧。有人批评，说那就不是纯文人、真文人了。反诘一下，难道不沾地气才是真文人、好文人？魏晋以来，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清谈清议之风，甚至以清高相尚，耻于务实，少能成事，以致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偏激之语。
　　从政者应当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少点官气；文人也要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多沾地气。天下事需要局外?望者、呐喊者、议论者，但更需要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的人。明代文人清议鼎盛，但除了为个人博得些许名声外，真正于国于民何益？明朝反倒成为历代政治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那些清议家们也被后人讽刺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士当以器识为先。毛泽东认为，文人要想从政成功，政治器识最重要。他最不喜欢旧文人的就是抽象说教和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他讲过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
　　政治器识包括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置人际瓜葛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文人若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是成不了事和要坏大事的。如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初，守旧派代表荣禄问康有为：“数百年所形成的法，岂能是说变就变得了的？”康的回答则是：“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荣禄当时觉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过一阵寒风。康这样的做法，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包拯的诗点出了中国文人官员的风骨，这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瑰宝，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值得赞赏推崇。但政治实务中，有的时候稍稍变通、有求全之变，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文人从政，只要坚守住为国家为人民的理想与责任，便是最大操守。在此套用一下金庸先生的话，利国利民，文之大者。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文人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正与我们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脉相通，当今的政治土壤，可以说为从政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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