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中产 脆弱 [脆弱的中产]

　　有房有车，工作满意，生活舒适⋯⋯中产，曾是让很多人羡慕的词儿。 　　但金融危机来兮，磨刀霍霍的老板首先奔向的往往是高管，而这些高管，往往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白领”一族，或者叫做“中产”阶层。
　　于是，我们听到：联想集团计划在2009年期间将高管薪酬福利降低30%至50%；吉利汽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智百年、副院长王德伦和最高女主管柏杨相继离开；中国最大家电企业海尔集团的六位副总裁被免职⋯⋯更为残酷的是，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短期停产、缩减工时、削减福利等弹性工作安排有如潜伏的瘟疫蔓延在这些中产人士身边，噬咬着他们的身心。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后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
　　并且，相对其他国家，中国的中产阶层更为脆弱――由于中国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给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郎咸平的话很彻底：这次金融危机会消灭一批中产阶级。
　　
　　谁才是“中产”
　　
　　中产者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中产阶级”10年前开始在中国媒体上流行，表达了一部分人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根据中国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的研究，中国“新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构成，加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在1.5亿左右。这里所说的“新阶层”类似于我们经常提到的“中产阶级”。
　　其实，“中产阶级”一词是个舶来品，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后在美国“光大门楣”。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中产阶级”的概念散布全球：一个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靠知识与技术领取稳定且丰厚薪水的群体。从20世纪40年代起，这个阶层在西方国家已渐渐成长为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中产者在1949年以前曾有过短暂的往昔，而其重生却是在1978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中，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中，“中产阶级”悄悄地成长，进而成为一种力量重出江湖，人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
　　中国中产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面孔始终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并以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人；一些月入万元以上，开高档轿车，住明星楼盘，经常出国旅行的人；一些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循规蹈矩和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人⋯⋯大致上是人们衡量中产的主要标准。
　　据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达到“橄榄形”的理想状态，即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学者认为，今后10年是中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培育并保卫中产阶层，就是保卫国家橄榄体的稳定和提升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免疫力。
　　于是，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它拥有光明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
　　
　　危机下凋零的中产
　　
　　虽然中产阶级承担着社会缓冲剂的功能，但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级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所以有人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经济危机。
　　某猎头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两个案例：一位是郭先生，在今年3月之前，他还是某知名IT企业的一名白领，月收入近万元。然而在3月初，公司开始裁员，他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另一位是在某网站做销售主管的李小姐，去年12月就被裁了，本以为工作可以再找，但3个月过去了仍没有着落。
　　据报道，因为害怕被裁，南方有些白领睡到了办公室；有些已经被裁的职员，则无条件继续为公司效力，等待着公司新的工作机会。
　　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部分人来说，钱或财富只是一堆数字而已，并不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因此，只要他们的企业没有破产倒闭，他们的资产没有割肉清仓，哪怕他们的帐面财富缩水2/3甚至更多，一旦经济重新恢复，帐面又会重新膨胀回来。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留着青山不怕没柴烧。
　　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人群，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能够吃饱穿暖、有地方睡觉就是他们生活的基本追求，当然更加不可能有什么“资产”或财产了。即便有危机来了，只要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总不会让人挨饿受冻。因此，他们实际上是社会中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一群。
　　中产阶级就不同了，他们基本上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往往有少量“资产”，例如一两套房产或几十万市值（估计已经缩水到几万）的股票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顷刻之间变得一钱不值，而且即使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也不大有靠它们在短期里重新“生产”出新财富的可能性。
　　郎咸平说，金融危机会消灭一批中产阶级。他举例：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跌入赤贫，很多人失业。上世纪末阿根廷开始的经济危机，让中产家庭从80%降到了20%，直到现在，这个国家曾经的中产还在为重新进入中产而苦苦打拼。
　　
　　让中产强大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于是，中产者似乎和危机感联系在一起。“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他们疯狂工作的写照，工作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一个人如此写道。
　　评论家朱四倍认为，中产阶层的脆弱来源于社会的脆弱，而社会的脆弱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显现。要消除中产阶层的脆弱，就要消除社会的脆弱，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选择。
　　但是，仅有社会保障无疑是不够的。中产阶层自身的整体规模不大、独立性不强、制度上缺乏保障等因素，都从大的背景下构成了其脆弱性的原因。甚至，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由于位置的尴尬，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幸成为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忍受着贫困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
　　学者普遍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
　　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中产阶层，才不只是一个房产开发商和汽车销售商竞相抄袭的营销概念，不只是海平线上隐约可见而去向不明的桅尖，才有希望摆脱自身的脆弱，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The Fragile Middle Class
　　A House and car, a good job, and a comfortable life―the “middle class” was once envied by countless people.
　　With the coming of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white collar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ddle class, are the first to be affected.
　　Lenovo Group declared that 2,500 working posts including senior managers were cut in the first quarter. It also plans to reduce the salary and welfare of the senior managers by 30%-50%. After Zhi Bainian,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and Wang Delun, vice chairman of Geely Automobile Research Institute left this institute one after the other, Bo Yang, the female CEO of this private-owned automobile manufacturer also left Geely. Six vice presidents of Haier Group, the largest household
　　appliances enterprise were fired because of their low-ranking achievement assessment. Even crueler is that the middle class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salary reduction, no-salary vacation, short-term off production, reduction in working hours, and welfare cut.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of the white collar or the middle class is not as concentrated as that of the farmers, and the scale is not as great as in the case of the farmer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hese people in the society, their unemployment can have even greater influence on society.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 is more fragile―their family debt rate is high. Many people have to pay back their housing loan every month. Therefore, the instability of their jobs can bring grea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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