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降临不受祝福的帝国】耶稣第二次降临在中国

　　《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基督教的到来是晚清对外关系中新的因素,它预示着帝国将要接受末日的审判｡帝国的崩溃证明它不受祝福｡
　　欧洲(或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基督教构成了文化和生活的重要根源｡韦伯还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架起了因果的桥梁｡而西方大规模入侵前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全民性的宗教,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
　　首先,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充斥着多元的神､鬼､精灵和神秘的不可知力量如“道”､“天”｡在拟人的表现方面可以是上帝､太上老君､八仙､玉帝､佛祖､观音､老子和孔子等等｡而典型意义上的信教民族多半是信仰一元神｡其次,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化了,但最终是否构成了宗教呢?罗素认为:“孔子……几乎与一些宗教创始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相同,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其最大特点是灌输给人们严格的伦理道德准则,永为后世尊崇,但这些准则却无半点宗教上的武断意味｡这使得后世无数崇拜圣人治国安邦的儒家,对神学持怀疑态度｡孔子不是宗教家,他与斯巴达的莱克尔加斯､雅典的梭伦一样都是政治家,而不是宗教家｡”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当基督教(新教)自1816年前后再次来华时,仍然面临的是明朝西方来华传教士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世俗中国的宗教化｡所以,近代中西冲突的本质,除了力量层次的侵略与反侵略以外,文明的冲突确实构成了重要的内容｡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中国恰恰缺乏宗教的狂热,以至于连打仗都不像个样子｡基督教给中国带来新的文明,比如说现代医学｡更重要的,是教会学校从教育体制上开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天地｡比如,到清朝结束的1912年,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达到了20多万名(历届毕业生已经无法统计)｡虽然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其启蒙作用是明显的｡它带来了培根､牛顿,培养了孙中山､宋庆龄､容闳等伟人｡但是,基督教对晚清中国社会冲击的一面,情况到底如何呢?
　　首先,不妨从冲突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晚清各地一再发生的“教案”是如何产生的?仅仅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担任了侵略者的帮凶吗?教案的产生有着中国历史的深刻的结构性原因｡中国2000年的王朝统治,在社会结构上形成官和民的二元对立｡虽然科举制和“异姓革命”(或农民运动)为这种对立结构提供了缓冲阀和改变的机会,但庞大的､顽固的乡土社会的统治始终是民间政治的主要特征｡祠堂代表家族,家族则代表统治阶级统治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祠堂在乡土中国的意义要比教会(教堂)在西方社区的意义大得多｡但二者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直接把地方权力和百姓生活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因此,基督教切入中国社会的生活,就直接和地方士绅的统治利益发生冲突｡在多数教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往往是士绅｡究其原因即在于这种结构性冲突｡再者,在教案中,地痞和主妇往往也是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主妇生活空虚,却在教堂找到了温暖｡地痞虽然不是为了在教堂得到温暖,但他们却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实际保护｡而这两种人都和中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直接相关｡仔细地分析,使人坚信,在晚清的中国,基督教日益和中国社会发生摩擦,并在义和团运动中达到顶峰,一定有更多的微妙而具体的原因,不是一句简单的文化侵略就可以解释得了的｡
　　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及其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虽有本土的道教和本土化了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但它们并没有和一定的现代文明如此紧密地纠葛在一起｡而基督教则和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成为冲击中国传统秩序的重要力量｡另外,由于中国本土宗教的迷信化倾向,在灵魂层次上,中国人缺乏“主”的意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缺乏对神秘力量的普遍恐惧(只有对天子权威的恐惧)｡基督教击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个要害,并最终改变着中国人的“忠诚”目标｡可以说,这是基督教和晚清中国发生摩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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