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眼泪【眼泪引发的“战争”】

　　日色??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场有名的笔墨官司，以此为导火线，“创造社”与“新月派”短暂的蜜月宣告结束，新文学阵营从此陷于破裂。
　　１９２３年，留日学子郭沫若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一首重归东瀛故里的新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新月派才子徐志摩读了这首诗，颇不以为然，信笔写下：“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即使是眼泪也不至于变成浪而且滔滔。”这些文字发表后，激怒了郭沫若，他给徐写了一封绝交信：“我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并将以前的几封私人信件公布于众。这使徐志摩十分狼狈，他写了一封长信辩解，申明无意与郭沫若抗衡，也非有意挑拨，只是提出了郭沫若新诗中的一些不足，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但却已无法挽回与郭的关系。
　　这场纷争早已成为历史，但至今尚未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从表面上看，郭徐之争是由不同的观念立场造成的，然而，背后却有不同的文化知识背景的制约。郭沫若留学日本，徐志摩游学英美，不同的留学背景对双方的文化人格和心理结构有深刻的影响。留欧美学子比较绅士风度，留日学子则更加躁动激进，这种差异性正是欧美文化的理性精神与日本文化的感性气质熏陶的结果。
　　公平地看，徐志摩此举确实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郭沫若当时的处境缺少同情和理解。这也难怪，富家公子出身，事事风调雨顺的徐志摩，不可能体会留日寒士郭沫若的苦衷，何况他又没有在日本生活过，既没有品尝过小日本种族压迫的滋味，也没有体验过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的感化力。还有，他也太少见多怪。郭沫若是中国文坛公认的泪腺最发达的人，在《重归故里》之前的写作中，已“泪浪滔滔”过无数次，徐志摩居然没看见，还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其实，岂止是郭沫若，留日作家哪个不是富含多情的泪水？苏曼殊、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滕固……个个如此。徐志摩如果早意识到这一点，恐怕就不会轻易出手了。
　　日本是景色秀丽、四季分明的岛国，又是资源匮乏、天灾频繁的国度，前者培养了日本人精细敏锐的感受力，后者培育了日本人抗争自然的意志，两者结合，就产生一种不可救药的情绪――伤感，不尽泪水由此滚滚而来。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写过一篇文章《日本的泪与叹息》，记述当年留学回国，乘坐欧洲客轮横渡印度洋时听到日本电台广播节目的感受――“那是日本的旋律通过扩音器在轮船内回响飘荡的时候，伴随那种久违了的流行歌，日本的广播电台不惜一切、万事惟大、一天到晚地播送着节目，伴随那种悲伤、涕泣、潸然、刻骨铭心的旋律，所谓的日本开始了。”其时，加藤已在法国留学多年，刚刚周游过欧洲，因此印象特别强烈，他认为“（在欧洲）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听到那种好像专门为了抒发凄凉的、郁闷的、充满眼泪和叹息的感情而作的短调歌”，回到日本后，他进一步发现，把日本全国浸泡在眼泪里的不只是流行歌，电影公司连篇累牍地炮制煽情作品，通常讲述母与子或者父母儿女两代人苦于受义理人情两面夹逼的悲惨故事，而且，它公然打着“催人泪下”――这种在其他国家不容易看到的广告招徕顾客。加藤进而对日本人的伤感心理作了剖析，认为世界上只有日本人才如此沉迷感伤世界，说明他们心里有一种感伤倾向。然而在这个充满泪与叹息的国度，生活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阴暗，而是有非常快乐的一面，这种快乐建立在虚无与遗忘的基础上，其思维方式是“现实无非这般如此”。
　　加藤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剖析入木三分，具有穿越时间邃道的力量，令人想起去年夏天一种叫“周末号泣”的文艺产品风靡日本。据日本一家杂志对８００名２０岁至５０岁读者的调查，最近一年里痛哭过的人竟占７０％以上。问到理由，四成人的回答是：催人泪下的文艺作品是导致流泪的直接原因；而据日本一家“脑机能研究所”研究，哭泣能够缓解紧张焦虑情绪，有益于身体健康，号啕大哭后，一切烦恼抛诸脑后，身心变得异常轻松。其实，类似“周末号泣”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多年来在日本一直非常畅销，不断地满足着日本人的精神需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日本文化伤感气质通过留日学子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氛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上“留日派”与“留欧派”磕磕碰碰、纷争不断，很大程度也出于这个原因。

相关热词搜索：眼泪 引发 战争 眼泪引发的“战争” 电视剧战争不相信眼泪 杨洋战争不相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