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达赖之父“佛公”之死

　　在汉族传统中，有不少人因子而贵，这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其中，旧西藏的大贵族――尧西公便是如此。尧阿――即指诞生了大活佛的家族，尧两公往往指大活佛的父亲。他们往往因为儿子身份的改变而从卑微之辈一跃成为西藏的显贵。
　　在民国年间，青海塔尔寺东面有一个地方叫祁家川，七百多年来，众多民族在这一带往来迁徙，这里渐渐成为藏、汉、回等民族混居的地区。在这个地方，分布着几个小小的村落，其中一个叫当采村。村里有个名叫祁吉才仁的普通农民，他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田地里主要种青稞、荞麦和马铃薯。由于青海雨水不多，天气干燥，所以他们一家基本是靠天吃饭，生活过得比较艰辛。
　　作为副业，祁吉才仁喜欢与其他牧人交换谷物或绵羊，或者去最近的城市西宁从事一些小商品交易活动。当时，从家乡到西宁，他骑马三个钟头就能到达。他把当季收成盈余的农牧产品交换成茶、糖、棉布，有时还会带回一匹新马。这个中等身材、急性子的人，有一次被第五子拉木登珠扯了胡子，结果，拉术髓珠饱受老拳之苦。据说，在拉木登珠出生前，祁吉才仁莫明其妙地病了好几个星期，恐怕性命不保，但在拉木登珠出生的当天，他“突然毫无来由地逐渐康复”。其实，这是祁吉才仁欣喜之余，由于精神的愉悦而忘记了身体的病痛而已。也就是这个第五子――拉木登珠不久被意外地认定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0年前后，祁吉才仁跟随已经成为达赖喇嘛灵童的儿子，首次来到了藏区的中心――拉萨城，而且被封为尧西公――西藏等级最高的贵族，从此，他有了大批的农奴和数座规模庞大的庄园。无论走在拉萨城的哪个角落，所有人都向他俯首参拜，并尊称他为“佛公”。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位“佛公”虽然是藏人，但无论从饮食、语言还是文化认同上，都明显接近于汉族。
　　这位说汉话的“佛公”，从农民家庭一步进入西藏的最上流社会，所以对于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贵族官人从来不给正眼。他心直口快，乡土观念极重，一旦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他的口头禅是青海汉话“妈妈的”，类似的国骂几乎是张口就来。他还经常在拉萨贵族圈子里发牢骚说：“我是中央来的，这里待我不好时，我就回中央去。”“怫公”尽管粗俗，却真心倾向中央。在西藏地方政府里，惟一与他交好的是前任摄政热振活佛，因为当年是热振将他从青海接来的。
　　“佛公”不太会说拉萨藏语，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璋回忆说，“佛公”连藏语都说不好，很少与当地人交流，所以难以融入当地圈子，自从到达拉萨后，他对汉人特别亲近，经常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找汉族官员沈宗濂聊天交往，久而久之，他对汉人颇为亲近，肯说实话。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藏糌粑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意在亲汉。
　　然而，“佛公”属于一夜暴富，成了西藏大贵族后，仍然不免贪爱小利，得意忘形，这些做法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因此他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就连达赖喇嘛也受左右的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1941年4月，西藏噶厦封给这位“佛公”两处庄园和从一处没收的房子，然而，他对这些住宅和庄园颇为不满，说从青海来拉萨时，西藏噶厦给他承诺的比这要多得多。后来，西藏噶厦又把没收的贵族土登贡培的房子封给他，他还是不满。于是，西藏地方政府只好封授给他位于拉萨江色夏的一大片空地，修建了住宅，又另外拨给他三处庄园。另外，祁吉才仁到拉萨后还学会了西藏贵族们逃避差税的办法，遭到噶厦官员的嫉恨。更有甚者，他还学习西藏其他贵族领主，在自己的庄园内私设公堂判案。日积月累，“佛公”与西藏噶厦的矛盾越来越大。
　　1942年秋天的一件事，更是激化了“佛公”与西藏噶厦的矛盾。这一天，拉萨近郊培藏村的几名村民去错那宗卖盐，路上遇到了“佛公”的庄园管家，管家想买他们的盐，他们不肯。于是管家将这件事告诉了“佛公”，他为此把当地的村长抓了起来。由于当地是哲蚌寺朗色林扎仓堪布的领地，朗色林扎仓堪布听说此事后释放了那名村长，并将之送到哲蚌寺保护起来，并责问“佛公”。“佛公”认为这是对他的羞辱，为此对这位堪布破口大骂，并用手枪对着他进行威胁。
　　在西藏，敢用枪指着僧人是极为罕见的，三大寺的僧人们都感到非常气愤。1942年11月，新任摄政达札活佛命令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在会议上，三大寺僧人们群情激昂。最后，大会提交了一份决定，达札批准这项决定，并下令在拉萨和各个宗公布。决定写道：“自达赖喇嘛父亲进藏，已为其衣食花去10万多秤藏银。此外，噶厦授予其每年可收两万藏斗青稞的庄园。虽然已获以上财物领地，这位‘佛公’还从穷苦商人处强行勒索畜草、谷物、酥油、盐、柴和牛粪，只付少量金钱。他还未经请示噶厦同意，擅自惩罚小有过失的人……更有甚者，他还指使自己庄园农奴抗拒噶厦所派差役。特此通告全藏，今后达赖喇嘛父亲必须如其他尧西行事。一旦其任何一个仆人违法犯罪，如果噶厦不设法采取措施审理达赖喇嘛父亲的案子，官员会议将直接审理。上述布告已经官员会议通过并加具噶厦印章。”布告一公布，立即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中引起了震动，祁吉才仁受到沉重打击，达札的威信树了起来。
　　1946年，祁吉才仁突然生病死亡。他的死始终是一个谜，连达赖本人也很少提起他的死因。实际上，后来风光八面的达赖，当时在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连自己父亲都保护不了，这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无比遗憾。
　　关于“佛公”祁吉才仁突然死亡，从陈锡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疑点。陈锡璋突然听说，“佛公”病故，便前往吊唁。达赖的家人说：“忽然得了急病，医治无效而亡。”陈锡璋回忆说，关于此事，达糊家人好像是“讳莫如深”。他说，“佛公”50多岁，身体壮健，很少病痛。他倾心中央，怀念热振，不满达札，心直口快，藏语也说不好，又不善交际，也无政治眼光和手腕，对于一班当权贵族，很少联系，耳目不灵，陷于孤立，深中达札摄政之忌。拉萨传说“佛公”偶有小疾，摄政达札的大管家送来一剂汤药，他服后就死了。而达赖的母亲处在恶势力之下，为保持达赖和全家的安全，是否忍痛在心，一时无人能够断定。毕生研究西藏的牙含章先生说：“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吉才仁也被亲帝分裂势力毒死。”
　　依西藏风俗，“佛公”的尸体被肢解、剁碎、抛撤，做了天葬。达赖一家人逐渐走向分裂祖国的流亡之路，这与达赖家庭的变故是有一定关系的。达赖喇嘛来到西藏后，与父亲的见面机会很少，而西藏噶厦则在英国势力的阴影笼罩之下。达赖的老师――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摄政达札，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达赖。而达赖喇嘛却没有受到爱国的“佛公”教诲，再加上达赖本人生性顽劣，与父亲关系也不亲密，最终在西藏贵族们的诱导下，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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