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变局,中国怎么办|中国应对国际大变局的根本之策

　　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变动、大调整、大改组的转折时期。近现代历史以来，这种“变局”只出现过三次：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目前全球多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确证
　　
　　引起这场大变局的基本动因首先是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战后，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到2007年底，GDP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尤其是处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交集地带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正在超越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新的中心地带。
　　其次，国家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自有国际政治以来，“零和”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常态。但这次有很大不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交织，一国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国利益的实现，合作共赢成为国家间谋取利益新的行为模式。
　　再次，国际政治重大议题变换。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激荡，全球性问题和垒球性危机凸显，全球治理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大议题。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日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的议程、社会与生态的议程、人类和自然的议程、国家政治和地球政治的议程。讨论和解决这些议题只能靠加强国际社会的整体合作。
　　最后，推动历史大变动的国际重大事变频发。以往引起国际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动的动因往往是世界范围的危机和战争。而这一次大变局是通过两个连续性的和平事变交替促成的。第一个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两极体制瓦解。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由此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奠定了大变局的深层动因；第二个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力量，为新兴力量走上世界舞台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国际重大关系的变化陆续发生：1，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G20取代了原来代表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G8集团的位置。2，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遭到了强烈质疑，取代美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被提了出来。3，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短短几年内美国将美中关系的战略定位从“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再发展为“利益攸关方”，直到“战略性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朝着同中国加强合作而不是加深对抗的方向发展。4，欧盟一致批准《里斯本条约》，27个国家选出了共同的总统和外长，向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5，日本新上台的民主党首相鸠山一郎重拾“东亚共同体”话题，修正以往过分“依附美国”的传统政策，改行“重返亚洲”。
　　
　　大国战略关系的多重构建
　　
　　各大国都在这场大变局中重新构建与他者的战略关系，其中有几组战略关系的走向最令世人瞩目。
　　美中战略关系。作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如何对待在力量增长上已紧随其后的新兴大国――中国，美国的选择有三：新的敌人；新的盟友；具有强烈竞争关系但又最具潜力的全球战略合作者。以奥巴马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看是按照第三种设想行事。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大国关系。环太平洋地区正在迅速成长为国际经济政治的中心舞台，而首当其冲的是东亚区域合作。发展东亚区域合作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机制化问题；二是区域的开放问题；三是日本的角色定位问题。日中关系是今后东亚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这首先取决于日本的道路选择。此次民主党上台执政，打出了政治改革的旗号，提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新理念，日本能否真正融入亚洲尚需观察。
　　“金砖四国”的相互关系。“金砖四国”代表着上升和革新的力量。基于共同的处境、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和相似的命运，决定了“金砖四国”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有更大的战略合作空间。但“金砖四国”又代表着新兴国家群的同步崛起，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它们同是所在地区的文明古国和核心大国，现在又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所以，它们各自的大国雄心和对同一类利益的各自诉求，也会形成新兴大国之间的水平竞争和矛盾冲突，彼此之间战略合作的基础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初步战略互信还需不断培育巩固和小心呵护。
　　欧盟的内外战略关系。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合作集团。但近年来欧盟内部纷争加剧，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下降。面对崛起的亚洲、中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欧洲的心理平衡被打破，欧盟国家的政治普遍趋向右倾保守，对华态度由热转冷，欧中关系摩擦增多。欧盟正处在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
　　
　　中国趋利避害的政策选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政策选择需要把握好几个要点。
　　一、准确把握世界大变局中的利益关系变动。旧有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的格局，也是西方世界在其中居于统治和支配地位的格局。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长时期以来都是被视作美国和西方事实上的对手。“中国威胁论”就是这一战略定位最具代表性的话语。眼下奥巴马提出了要“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美中关系，表明美国开始认识到发展美中之间共有战略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正在修正对中国定位的判断。未来的中美关系如真能避免新兴国家崛起导致霸权争夺战争的老路，这无疑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福音。同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也面临这样的再选择。
　　二、深刻认识中国在国际战略关系变动中的焦点位置。在当前各大战略力量关系的调整中，中国都是一个核心变量，各国的战略调整都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力量崛起的政策指向。因而，围绕中国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摩擦都将增多。这就要求中国国家战略在两手上都要硬起来，即一手争取话语权，一手打造威慑力。前一个属于增强软实力，后一个属于增强硬实力。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而必然是一个利益重新分割和相互让渡的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崛起与和平都是需要力量来保障的。
　　三、坚持量力而行，坚定而审慎地承担应承担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拓展和延伸，相应的是全球责任的加重。
　　当前，“中国威胁论”远未消散，“中国责任论”又起，西方阵营希望中国承担起一部分原来由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奉行一种和西方不同的关系模式，并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必须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担责任。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发展早已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中国要争得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地位，就必须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的国际贡献与国际形象的树立，要本着循序渐进、逐渐成熟的原则，切忌不量力而行，顾面子而不考虑实际。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始终是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一对辨证命题。
　　四、把巩固周边、立足亚太、经略海洋作为重点战略方向。近年来，我国周边出现新的不稳定，从西北部中亚地区经南亚、东南亚、南中国海再到朝鲜半岛，呈现出一个U形环状动荡带。稳定周边仍应是我国安全的优先选择。
　　亚洲的崛起是中国复兴的区域环境，也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前进基地，中国应首先把亚洲的事情办好，在亚洲的地区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
　　深度开发海洋已成为大势所趋。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向海洋进军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海洋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主攻方向，也是中国安全利益守护的重点领域。
　　周边、亚太和海洋是中国崛起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三大战略方向，着力处理好与这三个领域相关的大国关系，就能更好地达成为国家利益拓展和国家安全服务的目的。
　　五、成功崛起需要有健全的大国心态。爱国主义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强盛反过来又会激发民族情绪的高涨。但历史一再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精神资源，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助推器。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下的崛起，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消极力量。因而，理性化的健康民族心态，也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国际新格局不容忽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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