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鸠山的理想主义到菅的现实主义_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鸠山操之过急;菅直人回归现实,包括在中日关系上考虑不能再让日美同盟“漂泊”。 　　 　　鸠山理想主义的破产 　　 　　记者:今年6月初鸠山首相辞职后,国内曾有学者发表文章称,鸠山辞职意味着“民主党‘清新政治’假象的终结”,比如在基地问题上的对美“强硬”、“东亚共同体”、“日中美正三角形关系”(小泽一郎语)等,不过是为了欺骗舆论争取选票的手段,是“早就设计好的一个政治脚本”。而在取代鸠山的现任首相菅直人上台后不久,又有学者评论其“在外交上基本接受了自民党的遗产”,“在内政上回归官僚政治”,民主党已“蜕变为第二个自民党”。
　　按照这些说法,人们不能不怀疑:日本首次因众议院选举而实现的第一大党交替、从而建立民主党新政权这一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泡沫政治”。我很想听听两位对此的看法。
　　冯:早在去年8月出任首相前,鸠山就发表了“我的政治哲学”一文,全面论述了以“友爱”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在内政方面强调修正美国式市场原教旨主义,打造“互助共生”社会,将“官僚主导”政治转变为“政治家主导”政治;在外交方面,认为“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时代正走向终结,世界正迈向一个多极化时代”,日本外交课题就是“如何使价值观各异的国家共存共荣,在自立的同时共生”;在对美外交方面认为美国仍是重要盟友,但强调日本应采取独立外交政策;在对亚洲外交方面指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强调“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的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鸠山特别重提构筑“东亚共同体”的长期目标,希望中日间围绕东海问题的争执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风化”。对于鸠山的政治外交理念,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李薇在《2010日本蓝皮书》总报告中引用了日本政治学会会长山口二郎的概括:“脱官僚主义、脱冷战主义、脱物质主义”。
　　
　　记者:鸠山在他执政的八个半月期间,是不是基于他的政治外交理念做了一些实事呢?
　　加藤:民主党政权上台不久,就被“3K”问题(献金kenkin、景气keiki、基地kichi)所困扰。小泽干事长和鸠山首相陷入了政治献金风波难于自拔;景气问题关系到日本经济能否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基地问题则是鸠山上台前后,基于拉票或与自民党区别开来的策略。突然颠覆2006年与美方达成的同意把普天间军用机场迁至冲绳县名护市内的边野古协议,这是鸠山为实现民主党《政纲》里提倡的“紧密而对等的美日同盟”而采取的一个过于草率的对策。
　　冯:鸠山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基于“友爱哲学”的内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坚持日美同盟关系,同时要建立“密切而对等的日美关系”,改变自民党长期推行的对美从属路线;二是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在调整对美政策方面,应该说鸠山内阁动了真格,比如普天间基地迁移、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调查日美核密约、停止对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联军供油、要求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
　　
　　记者:可是,鸠山最终还是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违背了最初的承诺。
　　冯:我觉得鸠山在基地问题上有些操之过急,因为美国出于其全球军事战略的考虑是决不会退让的,这使得鸠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冲绳民众强烈要求迁出美军基地,另一方面是美国施压。2009年10月访日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怒气冲冲地指责日本新政府“违背了日美军事盟约”,警告说“日本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接近将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鸠山最终向美“屈服”的一个重要背景还有今年5月下旬举行的“全国知事会议”,当时正值日本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海军力量增强和中国海洋调查船对日本测量船的所谓“追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会上质疑鸠山说,如果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海域发生军事冲突,是否适用日美安保条约?鸠山回答说“适用,日美政府已有协议”,接着又说了一句“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还要与中国商量”,这句话让石原大发雷霆,说钓鱼岛就是日本的,而鸠山作为一国首相居然还要同中国商量,没见过有这么混账的首相!有日本媒体形容鸠山在会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后又有网民骂他是“亡国首相”。
　　加藤:这说明日本国民虽然十分讨厌美军基地,对美国在日本仍保留130多个基地的现状颇感不满,但同时日本国民又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认为需要依靠日美同盟来防范中国,甚至认为坚持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的利益之所在,鸠山不得不顺从主流民意。
　　冯:李薇说,“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相比在日本有着惯性的不平衡,日美是同盟国关系,在安全与防务问题上有基本的相互信任,而日本对中国缺少这样的信任”。这恐怕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鸠山在推动构筑东亚共同体方面是否也做了一些实事?
　　冯:鸠山在任期间,中日韩峰会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决定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这应该说是朝着构筑东亚共同体的长期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因为中日韩三国经济占东亚经济的近九成,迄今为止,中日韩各自推进跟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中日韩相互间却没有自贸区,甚至连研究都没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说,“中日韩各自与东盟的自贸区就好比一个轮子的三个轮辐,轮辐的核心是东盟,辐射出去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而中日韩之间却没有自贸区,这就好比有轮辐而没有外沿,这个轮子是不完整的,是转不起来的”。因此,构筑中日韩自贸区就是让东亚这个“轮子转起来”,朝着东亚共同体这个大方向迈进。
　　加藤:去年是中日韩合作十周年,温家宝、李明博、鸠山由纪夫三国首脑在北京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积极讨论,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中日韩合作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记者:鸠山内阁似乎确实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可是日本老百姓好像对他并不买账,他当初获得的高支持率也在不断下降。
　　冯:我认为鸠山的内外政策有些太理想化,操之过急,走得过快,老百姓跟不上。比如,在气候问题上,鸠山提出在2020年使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这个目标远远超过前首相麻生曾提出的削减8%的目标,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减排目标。鸠山说:“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全人类的利益更重要。”但是,你要求老百姓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恐怕很难得到普遍响应,特别是经济界会反对。鸠山下台后,有美国学者评论说,“鸠山首相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短短任期的意义比我们多数人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几十年后,人们将会承认鸠山创造了日本历史上不可回避的转折点,这就是循序渐进地坚定地重新定位日美关系,与此同时将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亚洲新兴国家”。
　　
　　菅直人的“脱理想”=“回归自民党”?
　　
　　记者:菅直人上台后推出的内外政策似乎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有国内学者认为他“回归自民党”,二位学者怎样看呢?
　　加藤:我赞同把鸠山政治外交理念形容为“理想主义”。他的错误很明显,在于轻易而草率地承诺把普天间基地迁到冲绳县外,最好迁到国外,他当时没有严谨地做好政策可行性等战略评估。不过,民主党毕竟是历史上第一次执政,领导人言行不一,产生失误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2009年10月,由于受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及金融危机后全球合作氛围的影响,国际形势也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现在鸠山下台,菅直人接班,意味着民主党执政下的日本新政局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现实主义,但我不认为它是“回归自民党”。
　　冯:我同意加藤的看法。在基地问题上“回归”到前自民党政府的立场、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外交的基轴等,并不意味着民主党政权放弃了要与美国形成“对等关系”的立场。我认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外交就是“距离”,鸠山说,“如何在中美博弈中保护好本国利益是日本直面的外交课题”,也就是说要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动态地调整好日美、日中的外交距离,这个方针与自民党一味追随美国、甘于从属美国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两项具体政策上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政策“趋同”而推理出民主党“回归自民党”的结论,而应关注两党的政策实质和理念。比如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体现和平主义思想的战后宪法,自民党从建党以来就坚持要修改和平宪法,几年前已发表了对和平宪法核心部分加以修正的新宪法草案,而民主党在修宪问题上十分慎重,这种政策理念的差别会使两党在很多具体政策上有所不同。当然作为执政党,不能不以国计民生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民主党也会采取前执政党自民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甚至采取某些自民党想要实施而不敢实施的政策(比如提高消费税率),这不应被视之为“回归自民党”。
　　加藤:从菅直人任命新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可看出菅内阁虽改变了鸠山内阁过于激进的“脱官僚”做法,注意利用官僚这支庞大的专业队伍,但仍然在坚持民主党的“政治家主导”。丹羽是来自民间的著名商人,他很有政治头脑,常在日本一流杂志发表很有见地的文章,现在成了首次登场的“非外务官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反映了菅直人和冈田克也的意图,即在对华政策上削弱外务省这一官僚机构的影响力,提高内阁的支配力。此外,民主党和自民党都主张必须把目前5%的消费税提高到10%左右,否则日本财政将陷入不堪设想的危局。在超老龄化的日本,在包括财政、医疗、劳动力等难题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了拯救国家和社会,今后民主党和自民党很有可能在某些重大政策议题上达成共识。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记者:今后中日关系的前景如何呢?
　　冯:为了在去年大选和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民主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各派别基本上保持了“为了选举的联合”,但在7月参议院选举以后,民主党内部矛盾可能上升。在对华关系上,一部分政治家主张在东海问题上对中国强硬,很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加藤:菅直人上台后,新内阁支持率有了明显上升,有人将选民积极评价新内阁的原因归结为菅直人的“脱小泽”策略。小泽一郎前干事长是鸠山内阁实际上的一把手,是民主党的选举操盘手。但小泽在任期间,一方面他的丑闻问题引发民众不满,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独裁”风格也遭到媒体质疑。小泽辞职使菅内阁得以在人事和政治运作上告别小泽式的独裁风格,更加重视“党内民主”,但这也会助长各种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的爆发。在东海问题上,如何避免中日两国的强硬派相互刺激、相互浇油的局面,是保持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紧迫课题。
　　菅内阁成立之前,《读卖新闻》曾报道说,新首相将“外交处女航”首站定为上海,参加世博“日本日”,后来却取消了。从这件事来看,我认为菅首相的判断是务实的。鸠山上台以来,直到今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日,中日首脑一共在双边、多边外交场合会见了七次,等于每个月见一次,使鸠山内阁的八个多月成了“中日首脑外交的繁荣期”,与此同时日美同盟则“漂泊”了八个月,这反映了民主党新政权在对华、对美关系上的成果不成比例,严重失衡。我认为日本对华政治关系也不宜“过热”,过热导致另外一些问题,比如盟国美国的不满,这不符合日本对外政策的整体利益。菅直人取消访华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来说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菅直人通过修复对美关系来巩固国内政治,反而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利益,稳定的日本政局和日美同盟关系将会使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更加健全、发展得更加顺利。
　　冯:我认为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正在日趋充实,但日本坚持与美国军事结盟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防范中国,这说明中日之间在安全上主要是“战略互疑”,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何“战略互信”?所以两国要达到“战略互信”任重而道远。不过,当今世界面临着两种安全问题,其一是应对来自外国的军事威胁的传统安全问题,其二是环境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日本学者曾说,其实日本面临的真正现实威胁不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军事威胁,而是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环境危机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威胁。中日应该将环境合作提升到战略高度,不仅将此作为两国关系的战略纽带,而且将推进旨在拯救地球家园的“东亚环境共同体”建设作为构筑东亚共同体长期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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