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蜕变 [“世界工厂”面临痛苦蜕变]

　　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成本追兵”。中国必须思变，摆脱困局，由“中国制造”上升到“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中国拥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世界对“中国制造”毁誉参半，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褒贬不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中国制造”终结了无止境扩张，企业产能严重过剩，贸易摩擦纷至沓来。“世界工厂”正面临由毛虫到蝴蝶的痛苦蜕变。
　　
　　相同称谓，迥异内涵
　　
　　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与日本以其强大的创新与制造能力，先后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各色产品、各种机器与各类设备，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核心国”(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语)。
　　英国于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工厂”，英国创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的近代工厂，成为国际分工的高地，是垒球的制造中心，也是全球经济中心与财富集散中心。
　　类似英国，美国也是通过执新一轮工业革命之牛耳而成为“世界工厂”，在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上拥有对手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世界市场的能力。与英国先驱者不同的是，美国是用一系列知名品牌来标识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作为后起的“世界工厂”，美国创立了“泰勒制”与“福特流水生产线”，奠定了现代工厂的基础。
　　通过“重化学工业化”和“加工贸易立国”(1955～1974年)，日本主动承接国际分工，奠定经济起飞基础。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技术立国”(1975～1990年)新思维，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革新，大规模生产世界最精细又不失价格优势的产品。作为新兴“世界工厂”，日本不仅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如“丰田模式”)，而且还实现了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革命，即所谓“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为世界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就英、美、日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一般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第一，该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等已位于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行业的前列，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第二，该国的工业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工业产值必须占到世界工业产值的相当比重；第三，该国的工业品主要不是用于国内消费，其出口必须占到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较大比例，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第四，该国的工业生产不仅为世界大规模提供各类物品，而且为世界贡献批量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的管理经验，使世界工业文明跃上新的台阶。
　　i995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只有5％，而如今上升到大约15％，虽不及美国的25％，却远远超过德国的7％和英国的3％，与日本几乎持平。“中国制造”居世界第一位的，在2007年有172种，到2009年超过200种。世界70％的DVD和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1/3的彩电和箱包均产自中国，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基地。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中，第一次提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自此“世界工厂”就成为国内外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常用词汇。然而，与英、美、日这些昔日“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的“世界工厂”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存在极大差距。在量比上，昔日“世界工厂”其制造业占全球份额最高时，英国为53％，美国40％，日本为20％，而中国如今只有15％。在质地上，更是相去甚远，“Made in China”长期以来近乎一直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中国。显然，发达国家给中国授予“世界工厂”名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不是英、美、日曾经担当的“世界工厂”，而是一个内涵已“与时俱进”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就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世界加工厂”。
　　
　　悲哀与无奈的“世界工厂”
　　
　　由于长期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政策，中国在诸多领域、诸多行业基本放弃了研发，如此导致现如今中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而作为前世界工厂的美国和日本仅有5％左右。据统计，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约占0.03％，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中国彩电、手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是关键芯片依赖进口。
　　2009中国企业500强出炉。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评论：“客观地讲，500强更像500大。”而就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利润、创新与竞争力还是规模，这些巨型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不过是些中小企业。因此，金融危机袭来，尽管中国远离飓风中心，但是众多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代工企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少企业因此关门。由于没有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中国的“世界工厂”是一个“赚点面包屑而已”(摩根士丹利的表述)的微利加工厂。有学者估算；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而“贴牌生产”更甚，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作为世界工厂，美国向世界贡献了“泰勒制”与“福特生产线”，日本向世界贡献了“丰田模式”与“日本式经营”。中国贡献了什么?被一些地方政府当做宝贝、其大老板长期以来被他们像皇帝一样供奉的富士康，所“贡献”的是无与伦比的庞大的“军事化管理”，生产程序分工到极致，一个工人每天上班十小时可能只是重复几千次装配一颗螺丝。如此，最终成了被物化的生产工具，极度枯燥的工作造成的精神重压，迫使一个个“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结束了自己年轻生命。在整个世界日益迈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生产管理方式，恰恰映射出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悲哀。
　　中国的电脑生产厂家表示，中国制造的每台电脑，只能赚几个苹果的钱，但却耗费了大量资源与环境。同样，中国生产1亿条裤子才能换到1架波音飞机，这里不仅是明摆着的天文数字的收益差距，而且潜藏着巨大的环境成本。生产1亿条裤子比制造1架波音飞机的环境损失要大得多，因为印染业是一个污染十分严重的行业。当今中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 化，3亿人喝不上安全饮用水。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大致与污染呈正比，而且环境恶化依旧日趋严重。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中国支撑不到那一天。
　　世界工厂要消耗巨额能源，煤炭发电约占中国总发电量的70％，因此煤炭开采长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朝阳产业”，整个行业长年累月都在加班加点，以满足“世界工厂”的巨大能源需求。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当今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2007年公布一数据：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2.041人(此前是2.83人)；同为发展中煤炭大国的印度、南非等，百万吨死亡率在0.5人左右，是中国的1/4；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仅为0.03～0.05人。灿烂的烟花照耀夜空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然而制造烟花爆竹是项危险作业。目前，全世界3/4的烟花爆竹由中国制造。而且，从事这种危险作业的工人得到的是十分低廉的工资，企业赚到的是十分微薄的利润。“带血”的煤炭与灿烂的烟花映照出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无奈。
　　
　　“世界工厂”穷途末路
　　
　　经济被敲诈――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语)，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价格从每桶几美元飙升到上百美元，而稀土近乎未变，稀土当土卖早已成为世界的笑料。昔日的“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每桶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而中国“世界工厂”却不得不直面油价高企的长期重压。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钢铁产能接近全球的50％，进口铁矿石占全球贸易量的75％。依照一般经济理论与惯例，中国可以利用“客大欺店”优势，理应拥有铁矿石的定价权。然而，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利用中国企业一盘散沙、行业有组织没纪律的混乱局势，将一个并非稀缺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推向新高，2009年仅力拓公司半年净收益相当于中国钢铁行业整年的毛收益，而且在每一轮矿石谈判中变本加厉，漫天要价，中国钢铁正面临全行业亏损威胁。
　　铁矿石如此，需要大批量进口的其他资源类产品亦然。近年来，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价格无不翻了几番。每一轮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最终多半由中国承担。每一轮国际“新概念”运动――如知识产权、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最终主要也是由中国买单。如今，应对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减排，这个卡住中国工业化脖子的倡议与行动，依照一贯逻辑，中国无疑将是替罪的头羊。
　　声誉被损害――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本世纪之初，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爆发导致信心与消费低迷，如此驱使经济萎缩、物价下跌。恰逢中国加入WTO，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大批流向国际市场。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美欧主流媒体渲染下，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舆论鹊起。中国的世界工厂绝大多数只是代工厂，依照西方的标准加工制造。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舆论就中国“毒玩具”、“毒牙膏”等事件，大肆炒作“中国制造”威胁了世界消费者的健康。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海啸后，西方大国为应对危机，开动印钞机，大肆印刷发行钞票，如此埋下通货膨胀隐患。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家信口雌黄，说中国利用欧美各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商品价格，如此“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
　　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引用西方评论的话说：中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的产品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低质的”；中国企业热衷于“盗版”而非“创新”，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是根据“政府指令，更多的是出自贸易主义的贪婪”；中国的工人被看做是“廉价”的；中国商人是“容易上当的”，同时又是“不诚实的”。
　　利润被剥夺――既没有“钱图”，也没有前途。中国近乎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给它们最优惠政策、最经济方式以赚取最大利润。外资企业的净出口占全国净出口的比重超过50％。外资在消耗中国巨大资源的同时，留给中国的只是点“面包屑”，大批“三无”中资企业长年游走于破产与微利经营的边缘。通常原创设计制造(ODM)或自有品牌生产(OBM)的毛利润率可以达到30％甚至更多，而中国从事的贴牌生产(OEM，或称代工生产)毛利润率一般不到10％。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40％，都要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世界有50％以上的芭比娃娃由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计，其中8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1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65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中国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标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美国售价每台499美元，但每卖出一台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厂的员工仅得9美元。
　　芭比娃娃与iPad是两个极富有代表意义的“代工产品”，由代工芭比娃娃到代工iPad，“中国制造”的代工技术显著升级，但是中国从这两个“代工产品”中所获取的毛收益占整个产品的比却从3.5％下降到1.8％，由此足见中国的国际分工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更加恶化。
　　地位被替代――不思进取的危机。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者加薪、资源价格上涨、环境硬约束以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制造”的成本正不断上升，“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自2005年底以来，墨西哥比索对美元贬值20％，人民币却对美元升值约20％，外加中国的工资近年来出现恢复性上涨，如此一来，现在中国的成本比墨西哥高20％，而2005年时是低5％左右。2009年5月，据《道琼斯》引述Alix Partners商业咨询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近年中国生产成本上升，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过。虽然中国制造依然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面对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挑战，中国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世界加工厂”地位已响起警报。
　　在国际分工角逐与经济竞争中，昔日作为“世界工厂”的英美日处于国际分工链的高端，拥有近乎傲视群雄的地位。而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成本追兵”。中国必须思变，摆脱困局，由“中国制造”上升到“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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