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载平安:江西万载平安车险

　　 　　劫后永安村 　　本报记者 陈初越 章 文 发自江西万载县 　　 　　 　　1月18日。记者来到江西宜春万载县黄茂镇。离那场大爆炸已整整20天。
　　攀达花炮厂区内，视线所及之处，幸存的建筑物都东歪西倒、窗瓦残破；几乎所有树木都痛苦地放射状扭曲，指示着20天前爆炸瞬间的冲击波方向。
　　萧疏细雨中，踏过遍地残枝碎石，在前往爆炸点的厂区路边，记者意外地看到这个汉白玉观音头。炸断的颈项下，垫着小砖头，使之仍能维持直立。据村民说，这原是尊完整的塑像，摆在厂房前面，每天清晨开工前，厂里领导都要向她烧一柱香，祈祷平安。
　　但她连自己的平安都保不住―据说，爆炸那天，这枚50公斤重的菩萨头颅飞过厂区、飞过永安村，一直飞到3里地外的光明村的田埂边。后来，两名村民拾到了，将其扛回，搁好，任她安详注视这片荒凉的劫后厂区。
　　
　　“意料中的事故”
　　
　　在攀达花炮厂门边的山体斜坡上，刷着一行巨大的标语：“攀登世界高峰，达到心中理想。”这无疑是厂主当年对自己雄心的诠释。
　　据当地人介绍，攀达的投资者名叫赵伟平，今年40岁，原是江西一家烟花公司的业务员。7年前，他做了一笔成功的花炮贸易，掘得第一桶金，遂通过关系，由老表摇身一变成为“港商”，回家乡投资来了。
　　1995年，他来到万载，在紧挨着永安村边的这个小山头，建起面积近150亩的攀达厂区，先是做玩具，不久就转向老本行――花炮。赵以其精明能干、人脉畅通，不到几年间，就使攀达迅速成长为万载的“花炮业老大”，赵本人也成为万载的“行业领袖”，当地官员争相延为座上宾。
　　2001年12月30日的大爆炸，了断了赵关于花炮业的“心中理想”。但他不是法人代表，所以事故后仍可袖手事外。不过他的弟弟――攀达公司总经理赵伟成则因受嫌重大责任事故和危险品肇事罪，为检方指控。与其“私交甚笃”的万载县委书记黄文智也被罢免。
　　据说，赵闻讯后，为两人的遭遇“深感内疚”。但有人指出，他最应当内疚的，是建厂不当造成的附近三个村村民伤亡。
　　据悉，攀达生产的是“B类”烟花弹，即专用于大型庆典上的“高空礼花炮”，每个炮仗至少有一个人合抱那么粗，其爆炸威力可想而知。附近村民大都是花炮老手，知道这种东西的威力，也知道攀达厂区过小，生产此类烟花弹不安全，因此自攀达建厂之日起，村民就一直反对，要它迁走。
　　1995年，十数名村民冲进厂区阻挠施工，但厂方旋即唤来警察，将“闹事者”拖走。此后，攀达厂为讨好当地，招了不少村民进厂。攀达是万载县工钱最高的花炮厂，村民们为利益所动，反对声浪便小了许多。
　　但安全隐患始终存在，“12?30”事故之前，攀达厂先后发生过4次爆炸――每次爆炸后，都有村民跑去政府反映，或到厂前嚷叫，要求攀达停产、迁走，但攀达依然故我。
　　去年6月21日的爆炸是“12?30”事故之前攀达的最后一次爆炸。当场炸死两人，附近不少村民家的墙面被震裂。“回想起来，像是老天给攀达的一个警告。”一名永安村村民说。
　　深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次爆炸前一天，即6月20日，省里在万载召开“江西重点花炮产区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省领导会上强调“要集中力量检查在居民区、村庄、学校附近的烟花爆竹企业是否已搬迁”。与会者会后还参观了攀达公司。
　　“6?21”事故后，那些紧挨攀达而居的村民终于无法再容受“伴着火药桶睡觉”的日子，集体到省公安厅上访，有关部门答应处理，但后来仅由黄茅镇政府出面补偿每家三四百元了事。
　　“当官的说攀达去年底的爆炸是意外事故，但在我们看来，是意料的事故，我们意料它还会爆炸，只是不知道程度、不知道哪一天！”一名永安村民如是说。
　　据说，赵本人也知道厂区条件不宜生产，所以，他已选好一块地，准备“择吉搬迁”，只是没来得及搬，就炸了。“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亏，因为他已投了1000万元的财产险。”
　　
　　“我不是爱闹事的人”
　　
　　现在厂区和村子间已不再有围墙。墙已炸塌了――准确说，是炸飞了，飞得无影无踪。冲击波把乱石、砖瓦抛洒遍了方圆七八里的农田、树林。当地人说，几百亩农田明年都甭想收成。
　　沿着爆炸点――当时是生产区和仓库区，现在是3个上千平方米的大坑――旁边的斜坡走不多几步路，就可以直接走入永安村。雨中的村民们正清理着已成废墟的家。
　　雨点打着塑料布搭起的窝棚。死了10岁儿子的永安村村民周小荣邀来访的记者在旧木桌边坐下来，向记者讲述那个一生中最可怖的上午――
　　出事的那天是星期天，出事的时候，周正在镇上一家花炮厂做油漆活。
　　“上午10点左右，听到一声巨响，凭经验，就知道哪家花炮厂又出事了，响一声不够，接着又是两声，一声比一声响，让我觉得这次爆炸格外可怕！”
　　“我怕什么？怕攀达出事呀，攀达爱出事，谁都知道。赶紧往家拨电话。家里应当有5个人，我爸妈，我儿子，女儿，还有请来的木工――但是，电话没人接――我的心都要碎掉了――马上骑上自行车直奔村子。”
　　“平时20多分钟的路，骑10分钟就到了。太可怕了―像是做噩梦，天是黑色的，树林着火了，村子全塌了，到处是乱喊乱叫的声音，不但人，连猪、狗都在乱叫。”
　　“我往家跑，看到儿子脸朝下，被大梁压在大门口，手里还拿着电视机遥控器。”
　　“后来听说，当时情景是这样的：他在房里看电视，听到第一声响，想跑出屋外去，那个笨木工说：不要出去，房子很结实，不会倒，外面好危险。我儿子呆了一下，这时又传来两声响，他马上向外跑，刚到门口，就被压住了。”
　　据周讲述，他的父母、女儿、还有那个“笨木工”伤势都不重，儿子却很惨，从混凝土和砖头中扒出来时，已经没有气了，周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把儿子背到镇医院。医生翻了翻儿子的眼皮，再听一下心脏，告诉他，没用了。
　　“我本想把儿子背回去，有人对我说，家都没了，背回去搁哪？不如放到镇政府里去吧。”
　　周真的把儿子的尸体背到镇政府。谁也不敢拦发怒得像只狮子般的他。儿子的尸体在镇政府办公室里停放了两天，后来镇里干部好言相劝，说上面领导要下来视察慰问了，你把儿子摆这里，影响不好。周心里平静了一点，也觉得不好，便把尸体背出了政府，送去埋葬。
　　“我不是爱闹事的人，我那时只是想，我没儿子，又没有家了，政府不能不管。”周小荣用手指敲着身边的旧木桌，唏嘘起来。
　　据村人说，这张木桌是他以前家里最不值钱的东西，但现在，是他唯一像样的家具。
　　
　　“爆炸后，全村人开朗多了”
　　
　　如果有人以为全体村民们都和周一样悲苦忧戚，他可就错了。在永安村，记者只见到两家人苦着脸――周家和另一个死了8岁女儿的村民家。至于其它村民的神态，当然算不上是欢乐，但至少，可以称为轻松和愉快。每个人都乐意让记者在家的废墟前为他们照一张像。照过像后，也都没忘叮嘱记者要把相片寄回给他们。
　　记者知道，灾后重建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轻松好过。虽然政府给了村民赔偿，并开始为近60户无家可归者建设新村，计划让他们过年入住。但这个月是最难熬的日子，五六十户人家都住在自行搭建的塑料布窝棚里，逢着整日阴雨，被褥全潮了，入夜，被砖瓦砸中的伤口仍在泛痛，小孩因为环境的恶劣与不适而嘶喊、啼哭。
　　更糟糕的是，事故发生后，窝棚里起初通了3天电，然后就一直停掉了，据说是因为村里和电网承包者的经济纠纷没有解决。所以，一入夜，冷雨凄风，一片黑暗。
　　那么，为什么，这群疲倦、劳顿的人们在雨中清理废墟时，竟是神情轻快、仿佛全无家园毁坏的伤感呢？
　　记者应一对夫妇的要求，在他们半毁的屋子前拍完照片，忍不住向他们小心翼翼提这个问题：“你们看起来不怎么难过――”
　　“难过当然有一点，但更多的还是放松，”这男子说，“你想想，守着一个火药库住了6年，总担心它什么时候要爆炸，死人。后来它总算彻底爆炸了。爆炸后，虽然家没了，但人都在。这不是很让人放松的事吗？”
　　“是的，”他的妻子接口说，“爆炸后，我们全村人好像都开朗多了。”
　　记者不禁莞尔。从他们身后的残垣断壁望上去，是依然飘着雨丝的天空，但那个小山头已永远从小村庄的视野里削去了，连同那座6年来，不断给村民的心里增添恐惧感的、庞大的火药仓――2001年12月30日，是万载县永安村民最恐怖的一个噩梦，但同时也是噩梦的彻底终结。
　　别忘了，村子的名字叫永安。
　　祝他们永远平安。
　　
　　赣中烟花别亦难
　　本刊记者 陈初越 章 文 发自江西万载
　　
　　APEC会议的绚丽烟花刚为江西花炮增荣――普京称赞这是“中国人送给世界的美好礼物”，发生在2001年倒数第二天的“攀达厂爆炸”又使老表蒙难、产业蒙羞。
　　事故给地处赣中的万载乃至整个江西带来的冲击波一直在延续。无论当地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蓦然发觉周遭人事飘零、风云变色――万载县委书记、县长不到10天即双双被免职，而国内媒体则盛传“江西要在两年内退出花炮行业”。
　　其实，“退出”一直是江西高层多年一直存在的动议，并非万载案发才有此呼声。但“裁撤行业”一事牵一动百，众声喧哗，江西花炮业在这些年的“进退两难”之中，还是“欲了难了”，终于盘踞坐大、俨然地方产业命脉。
　　事故频发究竟事关花炮业的“原罪”，还是政府疏于管理的过失，甚或“百密不免一疏”的无奈？“退出”是出自人道主义的情怀、“壮士断腕”的勇气，还是无能治理、因噎废食的“下策”？
　　万载、萍乡的官员和老板们在焦虑。省里的官员们在焦虑。30万花炮从业者在焦虑。
　　来万载采访，记者希望能触摸到一些――和花炮这个行业相牵连的老表们的思想与心跳。
　　
　　险些是一场社会风波
　　
　　1月中旬，江西宜春地区万载县险些酝酿出一场大规模的集会请愿活动。1月16日，记者与万载一些花炮厂业主取得联系，此际风波已消弭，但记者仍能从讲述者的语气中，感受当时群情激昂的紧张气氛。
　　事情与1月9日新华社发布的一条消息有关：江西省在2002年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拟在两年内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消息迅速在万载当地有线电视节目中播出，并援引当地政府文件，向全镇花炮业主们传达。
　　此时，缘着去年岁末的“攀达大爆炸”，万载所有大小花炮厂――约有400家左右――均被政府通令全面停产10来天。临近春节，正是不少企业“交货”关口，但何时复产？政府不开口，大小企业主们自然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并最终要脱口喊叫出声来。
　　“无限期停产”的可能性，再加上“限期消灭产业”的威胁，共同制造着人心浮动。10日以来，万载的花炮业主们、包括工人们，在奔走串连，在交换情报与意见，互诉忧虑和烦恼。大家商量在1月14日，到宜春市内集会，反对“停产”措施及“两年退出”政策。短短几天，表示将进城“请愿”者已逾万人。
　　万载县政府得知，决定提前一天，于1月13号下午，在万载花炮业最密集的潭埠镇，召开大会，由新上任的万载县长、县委书记亲临听取全镇花炮业主的顾虑、要求――其实也可视为政府与花炮业主们的一次谈判。
　　据与会者介绍，“潭埠会议”约开了3个小时。全县七镇各推一代表发言。业主们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尽快恢复万载花炮生产。理由有三：第一，多数厂家都与外商签有订单，如不能准时交货，对方一定会据合同索赔，难道政府能代为赔偿？第二，企业没有生产，便发不了货、收不了款，也发不出工钱，而万载全县人家中，十有七八同花炮产业相关，这么多人囊中空空地过年，全县不闹翻天才怪！第三，更可怕的是，现在全县库存了约800吨的火药及花炮的半成品，如果不尽早制成产品运出去，则无论受潮或日晒，都有可能突然自爆。
　　二是对“两年退出”政策，业主代表质问政府：花炮产业在万载是个好几百年的产业，算得上是个“文化遗产”，影响到万载县在国际上的名声，怎能政府说退出就退出？几十万人生计怎么办？有什么产业能在两年内形成新的支柱来顶替？这么重要的事情，应当诉诸“全体老表公决”或“人大投票”，不可以由政府说了算。
　　有个业主代表站起来问：为什么浏阳做得花炮，我们就做不得？如果宜春和江西怕事，干脆把万载、萍乡划归湖南管算了。全场登时一片热烈掌声。
　　还有个业主代表问新任县委书记郭安：传媒说你上任时，表示要在一年内结束万载县的烟花爆竹业，你说，你准备怎么着手？郭书记忙向大家宣布，自己从没说过这句话，这纯属外界谣传。
　　会后，对近500名花炮厂业主的要求，县里官员迅速反应到宜春市，宜春市也高度重视，次日即给予答复，同意全县复工数日，让一些企业得以从事“阶段性生产”，以履行合同，并处理掉库存的火药。但附加具体条件如下：
　　一、 生产企业须是三证齐全，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且有购销合同的企业；
　　二、 生产企业均由乡镇政府负责检查把关，由乡镇长签字后报请县政府审批，并报市花炮整治办备案。
　　三、 企业仅限于现有库存原料的生产，未经批准，任何企业不准擅自新购原材料扩大生产，否则以违规论处。
　　四、 生产企业可从1月15日起开始逐厂审批，但“两会一节”期间，即1月23日至1月31日（地方人大、政协开会），2月8日至2月19日（春节），3月1日（全国人大政协开会）起必须停止生产。
　　当然，企业主们对这份答复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在长达两星期的停产整顿之后，复产的条件仍太繁琐，生产只能断断续续进行。而且，通知指出“3月1日起”再次停产，却没有指出何时可以再复工，则万载花炮业将来能否存活的问题，仍处于暧昧状态，没有明确答案。
　　但不管怎么说，又能开几天工、做几天花炮了，万载的人心获得暂时的平静，“集会请愿”之事也不了了之。
　　
　　花炮业主的腰杆凭什么“硬”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让万载退出花炮业确实不太容易！这不仅因为花炮业在万载的发展迄今已有200多年历程，更因为此业已成为当地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树大根深，撼动不易。
　　不妨先回顾一下万载的花炮业渊源――
　　万载花炮发祥期不可考。当地人盛传是700年前，但于史无据。记者查阅清朝时修的《万载县志》，据志中记载，道光年间，万载花爆已“通行南北，商贾络绎”。光绪年间，花爆已成为当地重要产业，销遍闽、粤、赣三省，“男妇大小均籍此以资工作”。花爆产业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民间基础，《县志》分析是因为这项生产不必太多强劳力，生产简易――“除开纸壮夫用力，其它则老可为，弱可为，聋瞽残疾，无不可为，只要工本不亏，人皆食力。”――这点分析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适用。
　　据民国初年统计资料，万载县株潭镇有“花爆庄”400余家，康乐镇有260余家，黄茅镇有100余家，全县有专业人员3000人左右。整个民国年间，万载县除抗战期间产量下降以外，每年均能产花爆1.4万箱左右。
　　解放后，万载成立“工农鞭爆社”，以合作社代替个人作坊生产，但产量不高，至1957年，才逐渐恢复到解放前水平。
　　1964年是万载花炮史上重要的一年。这年，万载派人到广东“拜师”，掌握了不少花炮生产技术，在火药中加进各种添加剂，玩出各种花样，不只听听响声而已。从此“花炮”代替了“花爆”。当年广交会上，万载花炮成交甚丰。从此生产一发不可收，至1978年，万载每年可生产10.51万箱花爆，多供出口。
　　上世纪80年代，万载花炮发展加快。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搞家庭作坊，芬兰、德国、香港等地商人也来此投资设厂。1985年，全县已有花炮工业企业36个，年产花炮近30万箱，销往国内27个省以及全世界40个国家地区。整个80年代，国内烟花爆竹业产地以8个地方最出名，分别是广东东莞、南海，广西北海、合浦，湖南浏阳、醴陵，以及江西万载、萍乡。
　　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达的广东已基本退出烟花爆竹业，湖南浏阳以“中国烟花故乡”之美誉，执烟花业“牛耳”地位。但全世界最大的烟花厂――进贤花炮厂则位于江西境内。新中国建国50周年之际在北京施放的礼花、上海APEC会议前施放的礼花，均为江西制造。万载人言及于此，莫不自豪。
　　跨入本世纪，万载花炮业规模更大：全县大小花炮厂达400余家，厂房面积超过50多万平方米，直接从业人员达10万人。万载全县2001年财政收入1.2亿，来源于花炮业的直接税收就达6000万元。而万载化工、纸业、运输、宾馆餐饮业其实也都靠作为产业龙头的花炮业来带动，与之盛衰相关。可以说，花炮业控制着万载地区的产业命脉。
　　一名花炮业主向记者断言：“如果万载现在就取缔花炮业，肯定会造成百业萧条，等于一夜回到解放前。要是新县长真的敢这么做，全县人会立即将他赶出万载！”
　　记者在对受攀达厂爆炸祸延最深的几个村子进行的采访中，竟无一受灾家属表示支持迅速取缔万载花炮业。这很好理解――他们即使本人不生产花炮，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与这个行业间接相关。如小儿子被压死的永安村民周某，事故发生前，就正在一家花炮厂搞装修。在光明村，有一个村民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活着，关键是还要活下去。政府用什么产业来取代花炮呢？我们没法想。炸塌房子、炸死几个人，影响还不大，重要的是不要砸了所有人的饭碗。”
　　另一个永安村民更干脆了当地说出了当地人与花炮之间的关系：“对花炮，我们不是怕，也不是爱，关键是现在离不开。” 看来，正因为这样，万载众花炮业主们在面对当地政府时，腰杆与语气都可以“硬”得起来。
　　
　　转型溃败与“催肥式”整顿
　　
　　万载县最出名的爆炸，或者说，最使万载县出名的爆炸，当属去年3月6日潭埠镇芳林村小学爆炸案和12月30日黄茂镇攀达厂爆炸案这两宗，分别造成42人和14人死亡。
　　记者在当地查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撰修的《万载县志》，发现早从70年代以来，万载就发生过多起特大规模的爆炸，罗列如下：
　　1976年11月6日，黄茅镇出口花爆厂发生特大事故，烧死女工10人，伤2人；
　　1981年11月3日，县知青花爆厂发生特大事故，炸死11人，伤12人；
　　1982年，株潭出口花爆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11人，伤12人……
　　花炮产业的“高危”性质，对于做了数百年花炮的万载人，自然是心中有数。难道他们自己不曾设想“退出”？记者了解到，其实早从90年代初开始，万载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只是均以溃败告终，所以万载人不敢再轻言“转型”。
　　从1993年起，万载县即有“产业调整”的决策出台，各乡镇风风火火，先后上了十几个项目，包括乳胶手套厂、卷烟厂、编织带厂、玻璃纤维厂等等。办厂时，因为资金不足，便号召所有干部集资，以至当地有“一双手套一支烟，每个干部捐一千”的时谚。但3年之后，所有新办的乡镇企业都陷于亏损并关门倒闭，万载县为此损失了5000多万元。
　　一花炮厂厂长向记者分析，万载地处湘赣交界的山地，在交通、信息、人才方面均无太大优势，办厂设企难以与外界竞争，只有花炮一业，在外已形成名气，在本地又有民众基础，在荒山僻岭，找个小洼小坎就能开厂生产，所以才能渐渐做大。近20年，万载花炮在国内、海外均形成大批稳定客户，可谓供需两旺，其它任何产业要想在短短几年内形成这种规模和气候，都无此可能。这名厂长进一步分析，江西同广东、浙江不同，这两个沿海省份近年都已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关停所有烟花爆竹厂，无非是“弃卒保车，轻装上路”，对地方民生有益无害，而让江西万载这样的山区小县退出花炮业，则无异于武侠小说中的“自断经脉”，非得“大伤元气”不可。
　　万载如此，与万载有相似发展背景的萍乡上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正是因为花炮产业与地方经济的深刻牵连，一直到去年底的“攀达爆炸”之前，江西省对待花炮业的政策着重点一直是怀柔的“整顿”，而不是峻急的“退出”。
　　2001年8月29日，新上任不足5个月的江西省长黄智权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访谈栏目中，对江西花炮事故频出的原因，以及是否要“统统关掉”，有过一番话，足窥当时江西高层对花炮业的基本态度――
　　“上栗和万载这两个地方烟花爆竹比较集中，一是因为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当地经济发展不够，人多地少，必须找点副业挣钱，所以烟花爆竹变成了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老百姓缺乏安全意识，政府也没有去加强教育，所以造成惨痛教训。
　　“我们也曾经考虑过，能不能把整个烟花爆竹行业统统关掉呢？现在看起来不现实，第一市场有需求，像我们的进贤花炮厂，50周年国庆大庆，天安门广场城楼放的就是它们的烟花，九运会也是用江西花炮。另外，一下子把花炮厂减下来以后，全省近30万从业人员收入减少，个人生活出路以及县财政收入问题都不好解决。所以建设花炮基地，扶持一批重点还是必要的。”
　　2001年4月1日以后，江西省即宣布把烟花爆竹作为安全生产的“第一个重点”来整顿，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控制布局减少产量，包括把1万多家个体作坊全部关掉；二是建设基地、扶持重点；三是“严格要求、严格程序、严格监督”；四是调整结构，逐步退出。
　　在此“整顿”措施之下，尤其是在“扶持重点”一条政策之下，万载花炮业其实是得到整编、催肥与壮大的。2001年一年，全县各花炮企业追加在建设基地、改造旧厂方面的投资就达1.4亿元，比万载县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多2000万。去年底“攀达爆炸”时，多数新厂都是刚刚盖好，正预备投产。
　　所以，江西省如果真的安排“两年退出”花炮业，就会面临一个尴尬――企业主们会质问，你们去年的整顿措施算不算数呢？你刚让我们斥巨资拆迁厂房、重建基地，各项审批白纸黑字红印章清清楚楚，一转眼又要停产、退出，这里的损失应当由谁赔偿？
　　
　　民间行会出头
　　为政府“减压”？
　　
　　“花炮行业固然危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其实完全可以很安全！”不少万载花炮厂业主对记者如是说。他们声称，因“攀达”爆炸而使全县花炮业陷于停顿，实在是万载花炮的“不白之冤”。
　　据悉，攀达花炮厂是万载近500家花炮厂中，唯一一家生产B类烟花（即高空礼花弹）的厂家。而当地其它厂家都是C类烟花（即地面礼花）生产厂家，B类烟花厂日用火药量高出C类十几倍，后者的“高危程度”也自然与前者相去甚远。
　　一名在花炮行业干了20多年的花炮厂厂长称，在他看来，“攀达爆炸”之后，应关注的问题有三：第一，攀达厂作为比其它厂家日用药量高十几倍的烟花厂，其厂房占地面积仅和C类厂相当，根本不具备生产B类烟花的条件，是哪级政府部门审批许可其建厂的？第二，此厂设址不当，竟建在农民村落旁边，周边没有山峦遮挡，以致爆炸时，方圆十几里居民都蒙受其害，毛病仍是出在政府审批不当；第三，该厂生产程序也有问题，操作员每次用药过多，如果每次合理取药，即使爆炸也仅会造成个人伤害，不会引起连环爆炸，酿成这么大的事故。
　　这名厂长的结论是：“攀达爆炸了，死了不少人，但问题并不出在万载有着花炮业传统，也不在于花炮业有多危险，而在于攀达这样的厂本来就不应当存在，在于政府该管而没有管好。而政府因为没管好，进而限制企业生产，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
　　有意思的是，自1月15日以来，万载的花炮业主们为争取政府不致于“检查”、“批准”方面消耗太多时间，让企业尽快复产，竟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富传统色彩的招数――“联保”。
　　“联保申请”是这样写的：
　　申请书
　　宜春市花炮整治办：
　　12?30爆炸事故发生后，我厂遵照上级指示，自2001年12月起停产至今，已影响我厂履行供货合同时间，如不迅速恢复生产，必将造成更大损失。故特向康乐镇人民政府请求，在相关企业担保的前提下，允许我厂尽快恢复生产。生产期间，我们将认真做好安全工作，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的规章制度，确保不出事故，一旦发生事故，我厂及担保企业愿意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特此申请，请予批准。（附：连带责任担保书）
　　申请人签字（盖章）
　　2002年1月15日
　　
　　据了解，目前县政府已基本认可这种“联保”方式。要求花炮企业以“3家以上签署连带责任担保书”为条件，逐批地批准生产。
　　让花炮企业互相“联保”，合不合理？当地花炮业主认为，这是他们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是他们当前唯一能做到的，让政府对之“最大限度放心”，从而尽快恢复生产的方法。
　　当然，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有法律角度来说，“企业互保”完全于法无据，故而这份担保书究竟能对企业形成多大约束力，实属可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倒蕴含着一些合理性的因子――即在万载，民间性质的花炮行业公会组织，有可能藉此初露端倪并获得培育。而一个真正的民间行会的存在，却是万载花炮业形成行业自律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机构。
　　记者来到万载的时候，这里的老板们正酝酿着一个“万载花炮生产者协会”之类的组织。被推为会长的，是万载一家花炮厂的厂长龙启飞。龙自称已为“万载花炮的前途”苦思冥想了好几年，成立行会就是他想出的最好方案。他向记者侃侃而谈他的思路――
　　“政府官员从上而下，都非常害怕我们花炮行业出事故，怕因此丢了乌纱帽。但是，最怕出事故的人并不是当官的，首先是工厂的老板，其次是他的同行。为什么？很容易理解――花炮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一发生事故，就连人带财全部完蛋。厂主把全部身家甚至自己性命都押在厂里，他当然最怕事故。他的同行为什么怕？他们怕‘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怕整个行业的名声、前途砸在一两个倒霉蛋的手里，怕一些厂家丢掉安全规范，搞恶性竞争，把行业的基本生产秩序搞乱，所以他也关心、担心别人怎么生产。一旦花炮业主们自发组织规范生产、监督安全，他们的行动只会比政府更加积极！”
　　“其次，从有效性和专业角度来说，政府是管不好花炮安全的。因为火药品种这么多，生产流程这么细，一丝一毫都错不得，而负责检查的政府官员、公安人员多是外行，有的连硝粉和炭末都分不清，怎么监管？一天到晚坐在厂里也没用。但是，如果从各企业中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巡视团，则任何企业在生产环节的任何微小纰漏，都逃不过他们眼睛。举攀达的例子来说，如果万载有一个行业公会，有足够否决权的话，则攀达在原有生产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开工的。”
　　据悉，现在龙和一群万载的花炮业业主正为行会的成立，草拟相关章程，并准备成立“巡视团”，在开工之后，每个月对县内所有花炮企业进行两到三次生产安全巡视。
　　这个行会能否成立？成立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授权给它？它在将来能对花炮业秩序发挥多大的整治、疏理作用？这一切均属未知。
　　当然，目前决定这一构想命运的最重要前提还是这个：花炮业这面“红旗”能否在江西打下去，能打多久？
　　
　　来自权威版本的最后信息
　　
　　花炮业真要“限期死亡”吗？1月16日，记者走访了江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得到的却是和国内传媒不同版本的另一个信息。
　　新闻处负责人断然否定了新华通讯社“江西两年内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的报道，称此说法纯属“失实报道”，江西省并未对“退出”年限形成具体决策。
　　该官员称，省委书记孟建柱确实曾强调过“江西的经济大厦不能建立在高危产业的基础之上”，并在1月8日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抓好烟花爆竹、煤炭、交通运输和防火、易燃易爆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下决心从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退出”。虽然提到了“退出”，但并没有指令何时退出。
　　该官员指出，如何“退出”，何时“退出”，不是任何人可以“拍脑门”决定的事情，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和相关产业政策来办事――
　　“江西花炮产业是个有很长历史以及大量从业人员的行业，需要非常谨慎地引导和调整。如果贸然将脚拔出来，会带出很多问题。我们相信，配套性方案将会有相当长时间来酝酿，而方案的实施，也可能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记者设想，江西万载、萍乡的花炮老板们听到这番话，也许会暗暗长吁一口气并额首称庆吧。
　　不过，正如新闻处官员暗示的，更复杂的博奕也许刚刚开始――迅速成长着的、带有几分粗野性格的地方产业力量，在经济指标与人命指标间焦虑摇摆的地方政府，以及既要“饱暖”又盼“平安”的老区人民……应当看到，在现实背景之下，他们中间有着不尽相同的利益企盼与道德诉求。
　　在一桩重大事故的冲击下，暂时的“政策摇摆”和“信息休克”是可以理解的。而记者所期望的很简单，在今后政府、企业、民众三方力量的博奕中，有着足够的公正、平等与信息透明，有着并非单向的沟通与谈判方式。那么，万载花炮无论是“进行到底”，还是“退出”，应当是不至于让政府、企业、民众的任何一方感到过于“痛苦和艰难”的事情。
　　
　　平安三策
　　陈初越 许朝杰
　　
　　2001年，中国有很多喜悦。但2001年，中国也有太多爆炸。可想而知，今年的春节，垂泪的家庭也许会比往年更多！
　　与爆炸声俱至的，是浓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针对着肉体凡胎的平常百姓，也指向企业赖以存续的经济环境，官员赖以进身的政治环境――轰天一声响，不知吓坏多少同行，震飞多少乌纱！岂只是丢了几条性命的事情。
　　平安不容易。人人都想平安：企业家要平安地生产下去，官员要平安地升迁上去，而平民只想平安地活下去。也许，我们在痛悼人命的殒丧时，还得追问：为什么平安这么不容易？为了这么多人的平安，我们还得做些什么？
　　
　　培育有力量的民意团体
　　―为了民众的平安
　　
　　在诸多事故的发生前、发生后，我们是看不到民意团体的影子的，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又一个孤单、孱弱、空怀一身悲愤的身影。
　　以攀达爆炸事件来说。攀达违规设址建厂8年，当地村民也有过四五次“抗争”，但农民们能做的，只是拿锄头望空泄愤而已。“上门吵闹”没有人理睬，“冲击”的结果，是被公安逮去关押起来。而最成功的上访，不过讨来几百元钱的赔偿。本是“在理”的良民，却变成蛮不讲理的刁民、有理说不出的草民。而诺大万载，没有一个能真正反映他们民意的组织团体，以合法、严正的身份，要求攀达立即停工、转移生产。
　　政府有严密的体系与架构，企业也有着雄厚的财力背景，乃至同官方良好的“伙伴关系”。而民众往往只是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易被逐一地说服、利诱或吓倒的。如果没有一种组织形式来集中表达他们的意愿，反映他们的利益，探讨配合的技巧，凝成行动的合力，则他们是不可能与官和商做对等谈判的。吃亏的总是他们。
　　设想在矿业、花炮业密集区，如果有真正代表社区民意的团体，如果这些团体具备与政府、企业的对等谈判地位，则随意挖煤开矿、随处设坊开厂、无视生产安全法规的现象，必定会有所收敛。因为，业主买通与欺骗个别地方官员是容易的，而买通与欺骗世代生活在此乡此土的人则难得多。
　　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谈论政府该做什么来维护民众安全，却很少提及民众可以做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结果政府管制力量越强，民众自发力量越弱，有时民众甚至只满足于作为“弱势群体”，被动接受来自政府、慈善家与媒介的“关怀”。但这不是民众的平安之福，相反，这也许正是“平安”的最大敌人。
　　笔者认为，应培育民意团体（包括环保、人权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和法律援助组织），给予他们发言权、谈判权，允许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大声发言。我们不必担心民意团体的壮大会变成政府和企业的“对手”，应当相信，正因为民众最懂得怎样保障自己的平安――从而也就最懂得怎样保障政府和企业的平安。
　　
　　终结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为了企业的平安
　　
　　传媒一度盛传这样的消息：“江西省政府认真汲取万载事故教训，在严肃处理事故责任人同时，决定两年内全省逐步退出烟花爆竹产业。”一些报纸在报道同时，还自作聪明地添上一句“这是个壮士断腕的英明决定”。――但是，不知书写者有没有自问过：什么时候，烟花行业成了毒蛇的汁液？如果烟花行业是毒蛇汁液，江西全省近8000家花炮企业如何得到审批？政府从哪里得到授权，可以任意判决8000家企业的死亡？
　　现代法治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对公民来说，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就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可以自由去做；而对于政府机关，则必须在法律授权之内行使行政权力，授权之外即为禁区。依法行政的含义，就是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的授权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
　　对于烟花爆竹的生产，政府并不是无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开办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规定条件，履行必要审批程序，经有关部门核发了《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就可以开办烟花爆竹企业。申领了生产许可证，就可以依法生产烟花爆竹。依法取缔无证生产的企业，责令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停业整顿，既是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而因为一家企业违法，就把板子打在整个行业身上、关闭整个行业的做法，一方面对于合法企业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要求有许可证的企业停产，或退出这个行业，也于法无据。如果依据行政命令或者领导讲话，就可以取代法律规定，那就是以言代法，以言废法。
　　且不谈“两年退出”可能造成的财政困难和群众失业等一系列问题，试问，已办理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有可能申请国家赔偿，这时，政府赔不赔呢？如果企业得不到赔偿，合法投资得不到保护，谁还能信任这地方的投资环境和法制环境？更重要的是，如果其它地方在其它问题上也效仿这种做法，不是依法管理，而是甩开法律，靠行政命令以求立竿见影、一劳永逸，必将使法律稳定性受到动摇，权威性受到挑战，造成“依法治国”的极大退步。这种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完全与开放社会之道相悖，也和世贸规则不相匹配，我们应当宣布其终结。
　　但愿花炮业“两年”之“生死时限”确实如江西省委宣传部官员所说，只是“误报”，那么它造成的也就只是一场“虚惊”。但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应当在全社会确立――即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仲裁者”，政府应履行好自己份内职能，仅以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为职责。当政府不再管辖企业，不再以一己意愿定夺企业的进退生死，企业才有最起码的安全感。
　　
　　善于分权，明晰责任
　　――为了官员的平安
　　
　　中国有句成语叫“难辞其咎”。近年，中国官员“辞咎”确实是件越来越难的事情。“属地管理”原则、“一票否决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实施领导责任查究”、“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都使一方官长对属地的民众生命不得不“如保赤子”，加倍爱惜，这应视为社会进步的一面。
　　但任何制度都不免利弊互见。比如“行政责任追究制”，虽然可以迫使地方政府强化安全生产工作，但它同时会大量分散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行政精力，使其仅以追求“数目字上的生命安全”为务；还有可能使官员为逃避责任而极力隐瞒事故，虚报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此外，即便事故与政府高官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目前这种就地免职(易地做官)式的行政处分，更会造成责任人逍遥法外、责任机制晦而不明的弊端。
　　而政府也需要稳定，政府官员也讲求政治生命的平安。“为官一任”，不但要“造福一方”，也要为自己谋求一条稳健的进身之道，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使政府官员――尤其是类似万载这类“高危产业”集中地的政府官员有足够的安全感呢？
　　也许关键有两条，一是让官员从浩繁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情；二是厘清责任机制，明确具体事情的具体责任。
　　政府要在社会生活中合理“集权”，就要向社会群体适当“分权”。以最难的行业管理为例，可不可以通过一定的分权、授权方式，让行业组建行会，自律管理，代行政府部分职能，不劳官员过度操心？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些社会经济职能是政府和企业都不可能高效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最佳执行者反而是行业自身。
　　据悉，万载一直都有“花炮管理协会”之类的组织，不过其主席和副主席都由政府官员兼任，与真正的行会可谓离题万里。行会应是纯粹的民间性组织，与政府既无行政附属关系，也无人事及经费关系，而是独立的自营化民事机构。其基本任务是维护本行业整体利益，为行内企业提供服务，促其实行自律性管理。行会与外界以协商、沟通方式求得与社会的“共生”。行会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在内部“清理门户”，将“害群之马”逐出门墙，使行业走向良性发展。
　　仅以万载花炮业来说，组建行会，不但对安全生产益莫大焉，也可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如前文中“龙会长”所说，一旦花炮业自身承担部分安全监管职能，肯定比政府更认真、最专业；另一方面，由行会行使部分社会职能也可以减少政府的某些部门或个人“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减少腐败、贿赂的发生机会。
　　政府只有不再过多插手管“无法管”与“管不好”的事情，才能开始管它“应该管”的事情，也才能开始明确政府内部每个官员的责任。“责任追究制”本身是合理的，关键是这里的每一项“责任”是否都找到准确的归属。我们值得忧虑的是，事故发生了，却找不着直接负责的官员，于是把“一把手”撤掉，“以慰民情”――有时连民情都慰不了，只是“慰上情”而已。但责任归属依旧模糊，事故隐患依然存在，新任官员依然忐忑不安，不知何时又要成为“替罪羊”。
　　回到万载的事情上来，也许该质问的还有很多，比如攀达厂的审批是如何通过的？员工生产不规范是谁的监管责任？村民的多次抗议为何未得到重视……事故应当得到更细致的分析，责任应当有更明确的承担者――如果问题出在此人，则处理此人，出在机制，则改革机制，不必封锁消息，不必“火速拿下一把手”，也不必拿行业开刀出气――这才是真正的处理“突发事故”之道。这里也有着众官员们的平安之道。

相关热词搜索：万载 平安 万载平安 宜春万载大地保险公司 宜春万载平安保险公司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