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八强之巅 站在道德之巅

　　“君子之道费而隐”，道德无处不在而又隐而不露。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在向我们发出指令如何行动。法律只在身外约束我们，道德却在内心约束着我们。在法律的源头，是居于心中的道德法则。
　　走近孔子、马丁?路德和乔治?华盛顿，或许有助于我们探索道德与改革之间那条隐秘的联系纽带。
　　
　　孔子：用自身德行为社会立法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腐朽没落、激烈变化的时代，封建制度正趋解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的祖先把革故鼎新作为显然天命，可后来的周天子既没有革新的愿望，也没有革新的能力，目光短浅，只知道追求糜烂的生活，实力和权威日趋衰落，诸侯势力则以“尊王”之名争逐霸业。为臣的或者助纣为虐，或者弑君与父。人们唯利是图，不愿同流合污的精英们一般选择隐居避世。
　　孔子选择了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艰难人生道路，他要凭一己之力，用道德力量改变现实。没有道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吗?社会难道不应建立在恰当的价值观念之上呢?治理国家难道能够没有道德法则的引导吗?社会应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确立什么样的道德目标呢?这就是孔子终身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以新精神的确立开始。当时代越来越荒谬，寻找出路的人们往往打着复兴古代的旗帜，从过去的某一时代或人物那里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源。最先这样做的就是孔子。他以复古为号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始了他为社会奠基、创建道德法典的伟大工程，从古代的礼制中，整理并推论出一套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自最基本的夫妇、父子之道，到治国平天下的规范性要求。
　　在他的道德法典中，“仁”居于一切道德的中心，代表一切美好德行和高尚品格，它清除了私欲，至诚至善，绝无瑕疵，所有人都以绝对的善，也就是仁，指导自己的生活。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有这样那样的角色和身份，仁也随着角色差异有不同的表现内容，为君者要正，为臣者要忠，对父母要孝，对长辈要敬，对朋友要信。每一个普通人，只要把仁作为行动指针，言行举止就会得体，优雅，恰到好处：恭敬不谄媚，谨慎不是缩，勇敢不作乱，直率不尖刻。
　　政治道德是孔子关注的一个核心方面，因为它对国家的治乱、民众的生活至为重要。尧与舜已经昭示了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大法。孔子赞叹他们遵循天理，不谋私利；他们的时代，大道得以落实，天下为公。统治者最重要的义务是道德义务，必须克制私欲，为人正直。他们的人品关系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关系到国家社会，身不正则道不行。
　　道德观念和道德法则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仁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求仁而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每个人只要通过内省和道德反思，即“反求诸己”，就会得到仁。反求诸己的结果是获得普遍的道德法则。所谓内省，无非是不要自欺，合理慎思，任何人只要真诚地从自己的内在需要出发，就能推论出其他人的内在需要，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伟大原则。通过自身对自由的要求，就能推出他人的平等自由权。共通的人性――性相近也――是获得普遍道德法则的依据，一个人从自己的良心出发，将心比心，元偏无私，就产生了内心之法。
　　仁是至高无上的，不论环境、条件有何变化，它都是无条件的绝对存在者。它就如康德哲学中的绝对命令。仁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各人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确立道德准则，那就不会有任何道德准则。一个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时才行善，那不是道德。要实践仁，做一个正人君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私欲，守住内心的仁义道德，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君子。
　　孔子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于理想中的圣人君子，他具有一切人性之美，“动而为天下道，行而为天下法，言而为天下则”，拥有优秀的德行。用政令和法律规范民众，不如用道德与礼义引导民众。当统治者各为其私，当人们不要诚信，当见利忘义者日益增多，社会就会糜烂下去。道德，这个法律无法触及的良心领域，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律虽然必不可缺，但法律不过是对人类不完美的人性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如果统治者道德败坏，法律治理能有什么结果吗?孔子深刻地思考过当时流行的法制主义，法制主义者坚持最高统治者以法律作为工具，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孔子则希望用道德约束最高统治者，并因此改造社会。
　　尽管孔子很瞧不起与他同时代的政客，说“今之为政者，斗筲之人”，但他还是认为，担负改良社会重任的最佳人选就是最高统治者，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劝说君王和上层统治者上。他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推销员那样，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及达官贵人宣传用道德治理国家的观点，有的人开始也装出对他的理论饶有兴趣的样子，与他讨论道德问题，问问他对“仁”有何高见，还对他的努力廉价地赞美一两声，但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富强，使自己在各国激烈的军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他们比谁都知道，做一个受百姓欢迎的伟大之君，最省力、速效的方法就是让臣民们有肉吃，这样他们就会对自己感恩戴德。至于道德，约束臣民还可以，他们自觉遵守秩序，会省去一些管理上的麻烦，约束自己就请免谈，有哪个大权在握的人有福不享，乐意给自己穿上紧身衣?
　　孔子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推进德政，而必须找到实践其道德学说的最高权力，但是，依靠说服不可能把一个凡人改造成为圣人，除非出现奇迹。但显然孔子不应对此负责。后世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孔子当作自身的代言人。而且孔子学说也不是儒家学说。孔子学说既不是关于打天下的理论(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也不是关于治天下的理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是一部伦理大法。将孔子视为政治学家，他的学说自然是很不完备的，它只有对权力的道德要求，没有对权力的运作作出阐述；而作为道德学家，孔子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道德教诲，也因为他自身赤诚坦率、百折不回、严于律己的君子形象。他奔走仕途，渴求做官，又绝不贪图权势，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在鲁国4年的官宦生涯里，他曾一度担任大司寇这样的要职，但一旦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陷入阴谋政治的漩涡中，就毅然挂冠而去，坚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的道德信念。孔子教诲的感染力，来自于他言行一致的真诚，他用至诚的心灵发表见解，赋予它们以永久的生命力。他用自身的德行为后世立法，这与后世空洞的道德说教有根本区别。
　　人们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广泛误解和曲解，甚至损害了他的形象。最广泛的误解是，以为他轻视下层群众，“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要正确地理解孔子，我们就必须把他的 言行置于一以贯之的理论系统中。“上”和“君子”，不是指身居高位和上层的人，而是指正直、有德之士；“下”和“小人”，不是指身处下层、没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而是指见利忘义、巧言令色之辈。虽匹夫匹妇，只要有良好的品行、明义利之辨，就是君子、就是“上智”；相反，身居高位却没有礼义廉耻，就是小人，就是“下愚”。关于如何建立秩序良好的社会，孔子告诉人们的是，只要能够使民众遵守道德就行了至于道之何以为道的原理，就不需要让他们知晓了(“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思想禁锢，愚民教育，驱使百姓，是一切专制统治的基本特征，是专制所绝对要求的，而不是孔子的思想。
　　
　　路德：以道德勇气推动宗教改革
　　
　　现实中，一般人的道德防线总的来说是相当脆弱的，小利可以攻破它，大利就更可以将它彻底摧垮。这就是人性的全部弱点所在。固有的道德自尊可能只是让人们在外表上显出有德性的样子，却远不能让他们在内心里坚守道德。对道德的考验不仅来自对自身利害的计算，也来自道德勇气的不足。依靠不道德行为牟取巨大利益的社会阶层一旦形成，坚持道德就需要巨大的行动勇气。
　　1517年10月31日，这本是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在维腾贝格这座普通的德国小城里发生了_一件开始并不起眼的事情。中午时分，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34岁的神学教授把自己对罗马教廷出售宗教赎罪券的观点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的布告栏内，希望引起校内外有识之士的辩论，因为群众要在第二天的万圣节来这里购买赎罪券。教皇代理人声称，花钱买了赎罪券就能进入天堂。如此无耻的欺骗和敛财行径极大地激怒了他，他要公开戳穿谎言和骗局。
　　名不见经传的路德在这篇后来以《九十五条论纲》闻名于世的文章中，大胆揭露赎罪券能使人得救的宣传，反对赎罪券的声浪由此蔓延全国，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端，这个原本平常的日子于是载入史册。
　　引导人们向善、致力于对人的灵魂进行道德拯救的基督教，由于罗马教会的道德沉沦，越来越偏离了自己的目标。神权在与王权的长期较量中，由于王权的软弱和四分五裂而获益，教会制度在中世纪的西方站稳了脚跟，随后教皇利用精神武器不断巩固世俗权力。随着教会权力增强，它的腐败也日趋盛行。改革教会制度的呼声逐步强大，但是改革谈何容易，宗教裁判所尤以对异端毫不宽容闻名，捷克教士、大学校长胡斯由于主张改革，积极宣传《圣经》是宗教和尘世最高权威的观点。1415年被处以火刑。
　　
　　但改革思想绝不会随改革者的肉体消灭而消灭。时经百年，基督教世界对罗马的怨愤不断增长。16世纪初，普通信徒对腐朽教会的反感与希望摆脱罗马控制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结合到一起，加速积蓄改革能量。人们都相信，反抗罗马的宗教改革已不可避免，只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像世界上很多震天动地的巨变一样，改革的风暴肇始于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连当事^也，无法预料其后果和影响。路德的“论纲”是如此符合大众的情绪和胃口，不久就传遍了德意志。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不同角度解读它。
　　路德自大学毕业进入修道院，起初他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希望通过肉体上的磨练获得上帝的启示。在不见成效后，他开始刻苦研究《圣经》，另外探索一条接近上帝的道路。凭着对《圣经》的广博知识，他在大学获得了神学教授一职，宗教理论和神学见解逐步成熟。路德在那个中午的行动尽管只是小心地就赎罪券一事发表意见，但罗马的反应异常强烈，他们嗅到了攻击教皇的味道，命令路德去罗马受审，只是由于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庇护，才使他免于走上凶多吉少的罗马之旅。
　　路德无意做个战斗的改革家，他是个不愿与人争论的人，也不想向人挑战。但罗马不想放过这个与教皇作对的异端，在惩办不成之后就改用收买策略，许路德以红衣主教的高级职务。对于路德，真理既不能被压制，也不能用来做交易，罗马最后只得用强力迫其放弃主张，路德不得不作出回应，但一旦应战就勇往直前。
　　路德的改革思路与孔子迥异，孔子认为改革的原动力来自最高统治者，路德则从一开始就对最高的罗马教廷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改革的诚意。路德直接向信徒发出呼唤，他告诉人们，教皇不具有神的权柄，不可能依靠教皇的引导而获救，也根本不需要教会的圣事，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成为义人，只有信仰才能使人得救，《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来源。
　　基督教必须回到《圣经》和其早期传统中重建道德基础。路德对善做出了新的解释，他提出，善的行为不是善，只有内心的善才是善，善行需要心灵的变化。只有信仰上帝、首先把自己变为好人，行善才有意义。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不是靠做好事，而是要做一个好人，外在的行善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那些丧失良知的人，即使他们在公开场合担任审判、申斥其他盗贼的角色，然而按照其罪恶的心术，他们本人就是盗贼。没有内心的善和道德，就算身体穿上神甫的圣袍，居于圣地，担任圣职，或者祷告、禁食、持斋，或者做能够凭肉体完成的各种善行，均无助于灵魂，因为所有这些事情，任何邪恶之人都能做到。这类行为只能造就伪君子。
　　他已被教皇宣布为异端，并被开除教籍。作为异端，随时都可能受到最严厉的刑罚。但信仰给了他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渊博的神学知识，洞穿事物本质的能力，清晰的观点表达，出色的语言运用，都大大增强了他单枪匹马与强权较量的能量。罗马使出种种手段让他撤回自己的话，可路德的创作精力更加旺盛，大量的文字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众手中，批判不可理喻的教皇制度。基督真理的中心仿佛已转移到维腾贝格。
　　对不道德的反抗，道德就是最有力的武器。1521年，真道与权柄巅峰对决的时刻到了。刚刚登基的年轻德皇查理五世根据教皇的要求，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对路德进行审判。朋友们劝他不要出席会议，因为100年前的胡斯就是被召出席宗教会议时被捕的，路德却说，他一定要到老虎的嘴里坚持基督的真理。
　　他在沃尔姆斯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呼。面对皇帝、选侯、公爵、教皇特使、红衣主教、主教等200余大人物，他坚定地为自己辩护：“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生死名利，一概置之度外，自己仅仅企求保留忏悔和见证上帝之道的权利。”他凛然拒绝将自己的著作无条件地置于皇帝和帝国的审判之下，宣称只有《圣经》本身能反驳他的观点。皇帝宣判他为罪犯，是比胡斯还坏十倍的人。关键时刻，是腓特烈选侯又一次保护了这位顽强的修道士，把路德藏匿在一个鲜为人知、与世隔绝的城堡里达一年之久，直到安全复出。
　　对信仰的忠诚是路德获胜的保证。教皇、主教、教士把对圣事的垄断变成聚敛财富的权力和可怖的专制，与之相比，路德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睥睨罗马的权贵。对上帝的忠贞不二，使他在信徒中具有强大的 感召力。他发起的新教革命瓦解了罗马的精神垄断，并最终分裂了罗马教会的一统天下，重新绘制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图。华盛顿：把政治奠基于道德之上
　　1796年9月19日，费城一家报纸刊登出一篇《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备位朋友和同胞：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经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把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现在应该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这就是后来被冠之以《华盛顿告别词》的不朽篇章，在美国历史上获得了与《独立宣言》同样的地位。文稿发表之时，64岁的前总统正在去芒特弗农山庄的路上。
　　就在此时，一个崭新的政治原则诞生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主动移交权力，返回社会做普通一员。
　　华盛顿一举颠覆了君主制，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航向，成为世界伟人。他获得罕有匹敌的历史地位，既不是由于军功卓著――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率领一支人数不多、衣衫褴褛、屡遭挫败的部队，并无屡建奇功的大手笔，也不是由于思想建树，人们公认他在理论方面缺少天赋和创见，而是因为他拥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力量，其国家公仆的无私形象产生的道德力量胜过任何帝王的千军马万。在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孔子理想中的权力与德行兼备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出现在异国土地上。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又不是偶然，节制、自律、忠诚的新教精神熏陶了他。
　　与其说他用权力来发挥影响，不如说他是用放弃权力来发挥影响。早在他第一次放弃权力时，他的影响就达到了无人能比的高峰。英美和约一签订，美国刚获独立，他就向国会辞去了总司令一职：“我辞职的条件已经成熟……长期以来，我的一切行动皆依据我们这个庄严机构的命令行事，此时此刻，在向这个庄严机构告别时，我将交出委任书并向全体公务员道别。”
　　多年来浮现在人们心头的忧虑就此消失。当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一种不安的情绪就在大陆会议和各州政府中出现了，一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对独立战争所追求的自由目标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为军事独裁铺平道路。历史不乏前车之鉴。现在，军队如期解散，华盛顿已辞去军职，美国共和政府一条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也从此确立：军队受文官政府的领导，并退出政治。
　　
　　华盛顿展示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具体过程，它的一般模式是，极少数道德精英以其完美的个人品德反映了人类的精神高度。正如华盛顿自己说的，他的行为举止此后都将成为惯例。情况确如所言。道德伟人的行为超越了过去的所有时代，在光辉榜样的感召下，社会形成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法则，此后，它作为新标准规范人们的行为，成为衡量人类行为的道德尺度，社会由此向前迈进了一步。华盛顿创造的政治先例，在他的国家和其他许多与它有相似制度的国家，已经成为法律的牢固基石，对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领袖，它都是一面严厉的道德之镜。
　　回到自己农庄的华盛顿还将返回权力第一线，1787年，时代再次向他发出了召唤。独立的北美这时还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邦联国会毫无实权，根本不可能把13个州连结为一个国家。当年的一批杰出革命者恭请华盛顿出山，他们准备召开一次超越法律的会议，废除邦联和邦联条例，制定一部新宪法，建立强有力的全国统一政府。改革前途难料。未经授权的行动，其产生的结果能不能得到人民承认大成问题；刚从英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北美人，对任何强大的中央政府都心怀畏惧，对任何可能的君主专制复活都高度警惕。要完成新国家的建立，必须要有人民信赖的人。这个人就是华盛顿，他已经用行动向民众证明了自己无可挑剔的公共品德。
　　他担任了制宪会议主席，接着又出任国家第一任总统。无论是担任前一个角色，还是后一个角色，他通常并不行使权力，他甚至不需要行使权力。作为制宪会议主席，华盛顿是一个聆听者，默默聆听政治精英们关于未来国家根本大法的激烈讨论。居于制宪会议中心的人物，是华盛顿极为欣赏的年轻后生麦迪逊，他以渊博的宪政理论和机敏的政治洞见，掌握着新宪法的设计权，在他的引导下"未来的国家构架得以确立。新宪法的顺利诞生不能缺少麦迪逊的智慧，但更不能缺少华盛顿的权威。
　　作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他关心的是总统权威，而不是权力运作。他骑着白马、披着紫袍、坐在镶金的马鞍上，或是乘坐六匹淡黄色马拉的精致的四轮大车，周游全国。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礼遇。他按欧洲君主的方式举行总统招待会，场面豪华而气派。至于各种国家治理事务，主要由汉密尔顿、杰弗逊等政府要员去完成。当他素所信任的汉密尔顿与同样受他喜爱的杰弗逊、麦迪逊之间为政策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时，他尽量超然于争论之上，只有在不得不要他出面裁定的时候，他才做出自己的判断。
　　道德以沉默的方式产生影响。确如约翰?亚当斯所称的那样，他有“沉默的天赋”，默默无语地居于权力的顶端。有他在场就表明一种存在，有了这种存在，对新国家就已足够。他是一个象征，象征国家的威严形象和声望；他是一种保证，保证新宪法得到各州批准和人民的同意，保证新成立的全国政府将在人民的手中，保证它既有强有力的集中国家资源的能力，又与一切专制绝缘。他向国家贡献的不是他的意见和思想，而是他的品德；他不是用思想开创事业，而是用品德开创事业。
　　对华盛顿，荣誉是他的最高追求。他认识到自己并非天纵奇才，却有天赐良机，使他能站到荣誉的最高峰。他离开总统职务时的告别词，对自己评价颇低，这并非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谦虚之词，而是他真诚的心声：“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到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这是一种发自肺腑、他人无法模仿的坦率和魅力。他在与亲戚的私人谈话中说，自己只有保持绝对正直以弥补在能力和经验上的不足。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华盛顿一贯的自我评价，但他在另一个方面是绝对自信的，就是自己的爱国之心，他从不怀疑这点，也敢于承认这点。
　　华盛顿对政治有着难以比拟的直觉理解力，这足以弥补他在理论方面的欠缺。他洞悉政治的深刻奥秘就在于：“国家政策的基础是纯正而坚定不移的个人道德原则”。真诚的爱国之心，对共同利益的忠诚，是服务公众事业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德，道德也是自由政府的原动力。无私的国家公仆同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就是荣誉的利益，一种对所有人无害却又对所有^有益的利益。
　　在他离开政治舞台之时，联邦政府才成立不久，国家因面临着多种不确定因素而前途未卜。党派之争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他担心它们成为分裂国家的危险因素，并被外国势力所利用。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就是如何与欧洲列强打交道，已经给政府造成深刻的裂痕。华盛顿凭自己的特有威望，虽然使这个内部争执严重的政府没有受到重大创伤，但他也同样知道，个人有限的生命相对国家的未来十分短暂，国家的稳定必须摆脱对特定个体的依赖。
　　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特定的政治安排。宪法已经在若干年之前对国家政治做出了安排，在此之外的任何安排不但多余，而且有害。这部宪法得到了全国人民认可和支持，政府是根据宪法原则、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的，他相信人民将会明智地维护宪法秩序，他也相信美国的政治家是可敬的爱国之士，虽然在具体政策上他们存在意见分歧，但他们对国家和宪法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把国家带向未来。他在向全国民众告别之时，只要嘱咐应予注意的事项就够了这就是维护国家团结、维护宪法以及不要卷入旧世界的利益之争。
　　他完美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他对世界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他永久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民主通过他从抽象的原则变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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