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工程”何时崛起？ 小区配套工程

　　或许是久居海外的缘故，丁学良更多的用嘴说中文，用笔写英文，幸运的是，有很多人乐意帮他把精彩的口语变成曼妙的文字。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再崛起》2007年11月的付梓。
　　乍看起来，这个书名与两年前令他声名鹊起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观点有些矛盾：中国经济的崛起怎么没有捎带中国经济学家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崛起与经济学家的贡献关系不大?还好，最近走马上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应该算是崛起的一位吧。
　　几年来，“中国崛起”、“和平崛起”一度喧嚣起来，丁学良在书里当然洋溢着对中国崛起的欣慰，但也充斥着对这种单纯经济崛起的忧虑。历史上，中国曾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调查说：2000年前，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值的1/4；1000年前，中国的GDP仍然接近1/4；到1820年，甚至上升到1/3的水平：但是到1950年则下降到5％，如今恢复到15％左右
　　也正因此，该书与通说“中国崛起”不同，强调把中国过去30年中取得的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更加准确。毋庸置疑，考虑这种历史因素有其合理一面：我们曾经很辉煌，有数据为证。
　　但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严格的统计学，更不曾达到黄仁宇说的“数目字化管理”，单凭中国特色的大一统背景，对千百年前老祖宗基业进行估算，然后获得的排名的说服力似乎有限。即便承认这种估算有一定依据，所能证明的不过是全球各族各国本来就各有兴衰周期。
　　丁学良的论述重点在于，经济再崛起的“配套工程”没有恰到好处地崛起。目前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而不是全面的再崛起。这些年的洪水、瘟疫、雪灾都在多多少少考验我们的政府和民族，于公于私，我们都还需太多与“经济崛起”相媲美的东西。此书的核心观点，丁学良这些年通过公共媒体一直着力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的最大成就，是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重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在自此以后的时期里，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社会公正的有效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立，这是一个更加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
　　书中收录了关于“5个合格经济学家”的系列争论。在这次公共事件中，丁学良无所顾忌地唇枪舌剑、左右开弓，以至于落下了“批评者”的另类名声，他甚至也承认这批判精神是“文革”的副产品：独立思考比结论正确更可贵。话说回来，尽管丁学良公开对中国的批评相当激烈，私下的批评更加尖锐，不免伤及无辜、过犹不及，但窃以为，他对这个社会的益处要比那些只会三缄其口的人强得多。
　　此外，文中他以唐朝作比，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人类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同时为世界提供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艺术、生活方式和语言等贡献。“而中国当代，经济的再崛起，也还远未达到历史上中华文明所达到的全球相对高度，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整体文明投射力。”国人太容易陶醉于经济总量排名又靠前了、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又增加了等等说法。但事实上，我们的廉价劳动力究竟为世界贡献了多少物质之外的东西呢?大量出口的皮鞋、衬衫、速冻水饺能证明我们的尊严与自信的回归吗?
　　丁学良的博士专业是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方向是“比较现代化”。综合全书来看，他基本沿袭着在比较东西方差异中发现问题的思路，试图清醒、理性、平衡和前瞻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探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此书虽名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却还收录了数篇讨论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拉美问题的文章，
　　生长于农村，求学于城市，游学于国际，这些经验积累可以让他较好地察觉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不过也要明白，看到病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轻松地开出药方坦率讲，丁学良的文章批判性充分、建设性不足，他不是神医。同时，中国的病是杂症，并且已经交叉感染，甚至可能包含着绝症的因子，并不是一个医生、一两剂猛药就能治愈的。或许，真的要像凤凰涅?那样，浴火才可以重生，端赖造化之力，而非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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