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新棋局]人情如纸张张薄 世事如棋局局新

　　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还将很低，超过美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军事力量要超过美国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目前世界上的价值观以及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的。中国还要过政治改革这一关，而民主化是有风险的，如果不顺利，会很大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关心或者担心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超级大国，即使有这一天，也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东亚共同体，谁来主导?
　　
　　林华生：中国的崛起，让日美万分焦虑，形成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下，日美持续不断地展开“遏制”(containment)和“接触”(engagement)策略。遏制策略包括1990年代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近几年逼迫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制造贸易摩擦以限制中国产品的人口等等。
　　“接触策略”包括把中国引进APEC和G20，引进六方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更强调G2。而日本前首相鸠山更强调了“东亚共同体构想”，强调“日中战略互惠伙伴”以及“日中韩紧密合作”构想。
　　现阶段，中日美正展开拉锯战。美国时而强调“美中紧密合作”而冷落日本，让日本惊慌失措；日本时而大搞日中紧密交往，无形中又让美国感到一股压力，又气又恼。中国似乎正处在四处被人求爱的时刻，基本上严阵以待，但有时又感到受宠若惊，一时拿不定主意。
　　总之，中日美的关系错综复杂，就像这几天日本的天气，忽冷忽热。那么，中美加强合作，说明美国会摈弃日本以致削弱日美的合作关系吗?中日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加强，说明日本肆意对美国施加压力吗?日美同盟出现了波折(譬如普天间军事基地迁移问题)说明两国关系会长时期恶化下去吗?会有利于中美和中日的进一步靠拢吗?
　　胡伟：林教授讲中日美关系的瞬息万变，像3月的天气。我3天前在奈良参加东北亚名人会的时候，天气很热，我原本穿了棉衣，但是在奈良穿衬衫就够了。后来我去了和歌山，天气很好，沙滩很美，我还下海游了泳。但到了东京，我不得不把棉衣又穿上了。这5天里，我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天气。中日美的关系有时候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很大变化。
　　研究国际关系首先要有历史视角和理论视角，即方法论。我想到法国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三个层次分析历史。第一层次是事件，一般持续几分钟几小时到几天几月几年，千变万化，反映的是历史的表面现象；第二层次是所谓“态势”或“周期”，如经济的衰退和复苏，通常以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来观察；第三层次是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它是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通常要以上百年、几百年的时间计，比如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长期趋势，由此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布罗代尔分别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
　　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我们必须判断长短时段的不同因素。有时候我们过度重视事件因素，而忽略了较长时段因素的影响。事件有很多，我今天主要讲长短时段、尤其是长时段因素的影响。
　　长时段因素，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是影响世界的大事，而它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浮出世界政治格局水面。尼克松在上世纪70年代访华，他曾说世界是“五极格局”。其中中国就是重要的一极。“五极格局”就属于长时段的因素。我认为中日的一体化难于日美一体化。我对中日一体化进程并不乐观。所以“五极”应该是长时段格局。到了现在，我们总会忽视俄罗斯，因为它自苏联解体后力量减弱。但是，目前俄罗斯实力正在日益增强，我相信俄罗斯会再度成为强国。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讶。中国GDP今年肯定超过日本，我相信今后中国的发展肯定会超过日本。因此从长时段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几十年上百年，会逐步向强国发展。这个过程可能有曲折，但会是总体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美国是维持，日本相对走下坡路。
　　对美国来讲，今后中美谁是世界的领导者是一个问题。因此中美关系不会很好，这是格局决定的。虽然奥巴马提出了G2，但是美国也要逐步适应中国的崛起。从短时段因素来看，中美关系会更好或更坏，但是不会改变基本的态势。诸如人民币升值问题，还有西藏和台湾的问题，都是短时段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与历届美国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中国表现比较友好。但是他也受中美利益格局影响，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还在对中国施压。但是这样的短时段事件不可能产生长时段的影响。
　　王少普：刚才胡教授讲了长时段的问题。我来说短时段和事件。像胡教授说的那样，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因此未来世界面临选择：是继续维持类似美国为主的霸权稳定结构?还是一种新的结构?
　　美国很担心被新的霸权稳定结构代替。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在考虑，中国也在考虑，并且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构想，以避免再出现新的霸权稳定结构。这个构想即“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就是中国不追求新的霸权，而是希望在美国霸权之后形成民主化的世界与地区秩序，也就是世界上的事情由多数国家做主。但是很多人不相信未来会有这样的秩序和结构。可是如果纵向看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虽然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时间，但是是可能的。
　　比如二战之后联合国建立，最开始它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冷战之后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又出现了从G7到G8到G20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了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我认为东亚共同体要求的出现，实际上也反映了这种潮流。
　　东亚共同体现在主要面对两个问题：范围到底怎样确定；主导权由谁来承担。
　　中国主张10+3；日本主张10+6；美国主张它也应该参加，或者放弃东亚共同体，搞亚太共同体。
　　其实三个主张有区别，但是也有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国家都支持在未来成立亚太共同体。以此为基础，可以将目前三个国家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不同主张联系起来，可以相互联系：第一个阶段，10+3，第二个阶段10+6，然后再和北美共同体合并，搞亚太共同体。最近，我在冲绳参加了一个关于中日美关系的学术会议，有美国学者讲，你的建议不错，但是先搞10+3，美国可能不会同意。我说，毕竟美国不是东亚国家，日本政府也不太赞成美国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它首先作为观察员参加?不知道我这样的“和稀泥”的调和方案是否可以得到赞同。那位美国学者认为，如果这样，美国有接受的可能。
　　关于主导权问题，鸠山前首相曾对胡锦涛主席提出，中国和日本应该在东亚共同体中发挥核心作用。我赞赏鸠山对待中日关系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积极态度，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目前可能很难实行。东盟首脑会议，东盟国家提出自己是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中国也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分时段来看的话，至少中时 段中，东盟是主导，而中日韩发挥积极的协助作用。就像中日韩三国在清迈协议中发挥的作用一样，该协议在由东盟主导的10+3的框架中，但是中日韩出资金最多。
　　从东亚共同体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现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东盟。重要原因之一是中日美在安全上没有建立起根本的互信。而且，中日形成核心来主导东亚共同体，美国也是不会放心的，因此必定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所以在目前发展阶段中，东盟作为主导，各方面是比较赞同的。这反映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和欧盟有所区别的重要特征。这个发展过程中，逐步协调东亚以及东亚与亚太国家关系，实现地区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未来发展出地区的非霸权稳定结构，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虽然很困难，但这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环节。中日关系：战略互信是关键
　　林华生：自从小泉纯一郎以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政府，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加强，做出了贡献。您认为中日两国，已名副其实地建立起了所谓战略互信的关系了吗?
　　胡伟：我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长时段因素的观点。影响中日关系的长时段因素，就是中国崛起和日本相对的衰落。因此，这期间，两国之间相处的难度很大。刚才王教授提到的领导权争夺的核心，也就是这个问题上，日本当然不愿意中国单独掌握领导权，东盟也不希望中国和日本掌握领导权，当然美国更不希望中国掌握领导权。因此说长时段因素会影响中日关系。中国提出让东盟掌握领导权是个高明的权宜之计，但是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避。
　　另外一个长时段因素，是中日的国民态度甚至比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对外政策更重要。小泉执政期和鸠山执政期中日关系的变化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下的冰山部分是决定两国国家利益的格局，以及国民态度。我对中日两国的国民态度持不乐观的意见。2009年8月26日的第五届中日关系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印象相对较好或很好的占45.3％，不到半数。而在市民中，对日本怀有好感的只有32.6％。反过来，日本内阁在2008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数比上一年下降了2.2％，以31.8％的比率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因此说中日两国的国民态度是长期内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国民态度是很难改变的。
　　魏志江：我个人觉得中日间最大的问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所有的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和纠葛，以及国民情感问题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中日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来决定和影响的。我想再次提一下中日的国民和知识层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认知差别。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直到今天还持有“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论”，同时，在日本政界学界以及民间也仍流传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论”是一个伪命题，而“中国威胁论”更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政策，中国海军从近海转向远洋防卫是一个很正常的主权国家会做出的行为。因此中日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和认知差距将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美军事同盟会逐步淡出
　　
　　林华生：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日美关系的问题。日美在1960年签订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已有50年。安保条约一签订，日美便已成为了同盟国家。近期，在冲绳岛上的普天间美军基地转移问题上，日美关系上出现了倾轧和裂痕。胡教授，您看这些问题会影响日美的战略同盟关系吗?
　　胡伟：就日美关系来讲，我觉得长时段日美的战略同盟关系将会维持下去。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日本和美国有戒心。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崛起会形成新的霸权，中国也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但是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改变将来的国际关系，改变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和日本要适应这样一种新的格局也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这并不是指战争或者是霸权，而是指它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毅力和准备，包括分享领导权。美国需要和日本形成一个战略同盟来对付中国的崛起。
　　当然从短时段和事件来看，显然日美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最近的普天间基地的转移问题，还有一些贸易摩擦的问题。但是从长时间看，日美的战略同盟格局会继续下去。当然，日本也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前几天在东北亚名人会议上一位日本作家提到今后日本应该“归亚”，“归亚”成为日本的一个外交理念。但是这能否代表日本的主流观念，我是比较怀疑的。
　　魏志江：今年是日美安保条约修正50周年。本来是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是由于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出现了杂音。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不可能影响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日本外交蓝皮书中重申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
　　冲绳基地问题，性质上是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问题，其实，在50年代初，旧金山会议上，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美军就应该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之所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朝鲜战争和美苏冷战格局的缘故。日本政府应该从长期战略性的视点来处理该问题，而不应该拘泥于具体细节问题。日本不遵守2006年由自民党政权与美国达成的普天间基地迁移协定，日本的意图在于将日美同盟关系改变为更为“平等的”日美关系。但是，作为政府之间签署的协定，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废除或者修改是不明智的。
　　如果日本谋求将日美同盟改变为“对等的”日美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东亚共同体作为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就应该建立与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国家的战略信赖关系，包括加强中日韩三国的安保合作，建构东北亚安保共同体。不要以虚构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作为处理普天间问题的依据。
　　日本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考虑解决冲绳基地的美军占领问题，在适当的时机，应该与美国就结束美军对冲绳的军事占领进行谈判，最好能给冲绳居民一个明确的关于冲绳美军和基地撤出的时间表。冲绳不应该成为军事基地，而应该成为日本发展物流、贸易和海洋开发以及观光、旅游服务业的国际中心。
　　王少普：此外，我从前接待过的一些美国将领说过，日美同盟不只帮助日本，也有制约日本的因素。日本希望日美同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地区安全的作用，比如打击公海海盗等。长远来看，双边军事同盟会逐步淡出，条件成熟时，要出现一种多边安全机制。
　　
　　中美不会成为G2
　　
　　林华生：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5800美元和33600美元，而中国只有5300美元。不过，中国的外汇储备却非常高，世界第一，已达到23991亿美元，同时已购买了美国政府国债高达7764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了65％，而美国一直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向中国政府施压力，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相对地让美元贬值。王教授，您对此问题有何种看法呢?
　　王少普：美国很抬举中国，提出G2。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控制汇率，并且得到了很大利益。其实中国处于弱者的地位，损失的地位。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利用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转移债务，中国已经受到将近5000亿美元损失。
　　2、如果只统计GDP，中国的确很高，但是中国的人均CDP很低。外贸相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出口，绝大部分利润是外国拿去。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目前的加工贸易受到很大冲击。
　　3、中国处在很艰巨的实现现代化的阶段。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要到2050年，甚至需要100年。社会矛盾比较严重。如果中国被迫大幅提高汇率，失业人口会大大增加。中国相当大的劳动力的就业是依靠出口贸易。中国的失业人口增加的影响远远严重于美国失业人口增加的影响，将造成社会动荡。大家可以看到，在现行金融制度面前谁是弱者?美国到底在汇率问题上应不应该对中国提出无理的要求?
　　胡伟：中美关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中美不会发展成为G2。也有人说中美之间未来会发生大战，我虽然觉得中美关系不会很好，但认为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认为中国发展到能够跟美国去对抗，是很难的，尤其在“软实力”方面。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还将很低，超过美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军事力量要超过美国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目前世界上的价值观以及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的。中国还要过政治改革这一关，而民主化是有风险的，如果不顺利，会很大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关心或者担心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超级大国，即使有这一天，也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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