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低消费问题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打一动物

　　“进入新世纪，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目前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就像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解决经济运行矛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抓紧解决好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偏低的问题。”
　　“刻不容缓!”胡敏说，当前政府和学者对“低消费率问题”的评价几乎一致。
　　随着今年“两会”的召开，解决低消费问题被再次提上议程。当然，关心这个问题的还有普通百姓。他们想知道：老百姓的钱袋子什么时候能更足?什么时候才能大胆消费?怎样才能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胡敏，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巡视员、经济学博士，对此问题进行了剖析。“这个问题已经绕不过去”
　　《中国周刊》：2009年GDP顺利“保八”，但居民消费率却在下滑。这些年来高储蓄、低消费的问题也是饱受争议，我们的消费率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胡敏：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近几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二十多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而2007年我国消费率只有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2个百分点。
　　《中国周刊》：但是我们的社会消费总量并没有下降，比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近年来是一路上行的。
　　胡敏：对，这里面涉及到消费结构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商品消费零售总额的确一直在增加。即使去年经济危机时。财政收入还是不断增加。但是，从统计数字上看，政府和企业消费支出占了大头，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并不快。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68.6％一直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但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
　　《中国周刊》：我们看到，在普通消费个体家庭，他们的消费能力似乎没有增长这么快，所谓的“蜗居”，不敢消费，大有人在。这个现实与消费总量的急速上升的现实似乎并不相符。问题在哪?
　　胡敏：对于消费个体而言，由于我们社会安全网还没有完全建立完善，这使得更多的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每个家庭要养老，孩子要教育，还要买房子。不敢大手大脚花钱。储蓄多了，消费就少。去年，我国银行货币储蓄已达到60万亿，这相当高。
　　从源头上分析，我国居民消费长期被压抑，根本上是实现消费愿望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增长不快造成。这并不是出于一种传统文化倾向的高储蓄自觉，而是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广大普通群众所分享，政府和企业集团对财富占有过多，客观上挤压了居民的现实消费能力。所以，归根结底在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是高度集中的社会利益集团对高度分散的居民利益的一种侵蚀。解决低消费问题刻不容缓
　　《中国周刊》：低消费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体现出来了吗?有没有到必须要改的地步?
　　胡敏：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方针，并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其核心都指向扩大居民消费的能力上。
　　如果消费率持续下降的话，会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加快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会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会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最终不能充分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这个问题已经绕不过去!
　　
　　分好蛋糕要解决体制性问题
　　
　　《中国周刊》：既然知道了症结所在，所造成的影响又很严重，那么，有什么具体解决的办法?
　　胡敏：经济学中，经常用做大蛋糕来形容经济建设。低消费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目前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温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很生动。“儆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我们做大了蛋糕，做得非常好。但是，如何分好蛋糕，这些年，矛盾越来越激化。根本问题就在制度层面。
　　我认为，三大制度改革可以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中国周刊》：具体分析呢?
　　胡敏：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一定要提高。提高城镇最低工资，鼓励企业盈利了可以多发，要体现出劳动力价值；在二次分配中，通过调节财政税收，平衡居民收入。譬如通过遗产税、房产税。这个环节最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一定要增加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还要规范和繁荣资本市场，家庭投资收入渠道才能得到拓宽。
　　社会保障安全网一定要建起来。譬如加快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加快社会中低收入者保障房供给。
　　现实层面，目前我们可以做的是加大结构性减税措施，增加工资。个人所得税也要跟着改革。如果工资高了，税随着水涨船高，就没意思了。
　　《中国周刊》：当前解决扩大内需问题，国家也有一些很积极的措施。譬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成果。2010年又要推出建材下乡等具体措施。你怎么看这些措施的作用?
　　胡敏：的确，它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就像看病，如果是严重的疾病，你开点药，可以应急，但不解决根本。就单个家庭而言，今年他受惠几百块买了家电，消费了。明年呢?最关键的是他的收入要增加。
　　而且，这些消费措施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幅度依旧不大。占据居民消费主力的方面并没有实质变动。譬如房价。房价已经对消费形成了很大的抑制。房屋消费在目前的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房价高的情况下，对未来预期不确定。居民只可能储蓄越来越高。政府也说到不久会有700万套经济住房。但是这对于中国所占比例太小了。只能缓解目前不断上涨的住房压力，起到示范作用，不是根本。
　　《中国周刊》：这些年我们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观。为什么?障碍在哪?
　　胡敏：中国多少年的计划经济惯性就是投资主导经济发展。考察官员的标准就是政绩，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参与投资发展经济，把看得见的“政绩工程”建设放在第一位。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里涉及不正确的政绩观和考评机制，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一旦有更多税收，就赶紧搞投资，建设漂亮的广场大厦等等，而不是增加普通老百姓收入。
　　另外，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监督机制还不是很完善。政府主导这么多的税收进行投资建设，有很多寻租机会和漏洞。这就助长了腐败。腐败者本人是很实惠的。
　　
　　国外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国情
　　
　　《中国周刊》：经济学界至今很争议的一个问题是，2009年，随着山西煤改，和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案例出现，有争议认为，这是国进民退?这一现象干扰到居民的消费水平了么?
　　胡敏：我们暂且不讨论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也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国进民退一旦形成事实，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强势投资必然会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会造成政府投资一路攀升，而居民消费持续下跌。
　　《中国周刊》：经济学家顾准曾提到“大工会”理念，说“工会使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得以维持一定的比例而不下降”。这对我们有何启发?我们如何提高员工的议价能力?
　　胡敏：在国外，非政府组织、工会，有助于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快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NGO很弱，多少都带着官方色彩，还不能有效维护公民权利。反倒是互联网不断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客观上增加了社会透明度，这对政府管理创新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前几天，有报道说河南有一个民工群体自发结成维权组织。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方式。
　　《中国周刊》：国外有何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么?譬如，巴西有一种做法，就是将国企的垄断红利交给老百姓，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胡敏：中国有过类似的探索。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国家进行股权改制，很多国有企业把企业增值部分拿出来划归给老职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这个措施效果很好。但是巴西的这个例子，放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各方面改革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实行“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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