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不是中国前途的选择】 北欧社会主义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也提上日程，早已明确了的中国道路和前途问题不时被某些人提出来，引起一番议论。是继续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有别的前途选择？事关国家前途命运，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议题。近来有人热衷于推荐两种模式的选择：其一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走“全盘西化”之路；其二是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确定为中国发展的惟一前途。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笔者在本刊今年第3期已有论述。本文仅从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出发，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作一评析。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经验的，因此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这种借鉴要有几个前提和原则：第一，对西方文明和经验要有鉴别，取其精华，不能完全照搬；第二，拿西方文明比照我国现实情况和发展道路时，不能否定我们自己；第三，汲取和消化西方文明成果，坚持走有我们自己特色的道路。
　　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者说，“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正在改革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把美国‘赤化’了”；“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寄托着人类的希望”。现实状况果真如此吗？如果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党人，他们也会觉得脸红的。世上没有一个社会党会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评断，也从来不认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这里还存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问题。事实上，作为社会党的基本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战后社会党国际成立之后被普遍使用，而在这之前一直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德文为例：社会民主主义Sozialdomokratie,词根是“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Demckratischer Sozialismus，“民主”是形容词，主体是“社会主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犯常识性错误之嫌。同样，把美国罗斯福新政说成是“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和把美国民主党议员说成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也是常识性错误。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者故意抬高民主社会主义是有其目的的。目的就是拿“民主社会主义”的神丹妙药“救国救党”。按照该推荐者的说法，中国“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就要“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出路只有一条:“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已经为世界公认。许多国家社会党人也认为中国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也对中国发展民主和改善人权方面提出一些看法，而从不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在中国头上。我国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种种困难和问题，但提到“救国救党”程度未免言过其实。
　　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一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我们自己的路。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
　　
　　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历史最悠久和在欧洲国家影响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在150多年的历史中，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多种变化和曲折发展。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在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时形成，包含当时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学说、团体和力量。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一般都称为社会民主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使用过“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相区别，就不再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而把他们的理论和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1880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因而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相区别。恩格斯在书中还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将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在书中另一处说：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称剩余价值论不过是“基于假想的公式”，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用“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名言”否定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具有历史性功绩。恩格斯参加了第二国际三大，发表演说，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战斗。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分为左中右三派。列宁参加了第二国际七大和八大。这两次大会的主题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由于世界战争的临近，第二国际九大通过了著名的巴塞尔反战宣言。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呼吁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斗争，坚决保卫世界和平。宣言警告各国政府，如他们胆敢发动战争，整个欧洲无产阶级要采取极端行动，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却背叛了巴塞尔宣言，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从而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作为德国国会议员的伯恩斯坦也成为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现在仍然有人重拾伯恩斯坦的旧话，攻击“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历史知识无知的表现。
　　1951年6月，34个社会党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宣布成立社会党国际，正式把社会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社会党顺应西欧国家战后经济发展和阶级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其纲领和政策，力量迅速扩大，并将其影响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国家。
　　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欧国家逐渐形成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同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有些拉美国家的社会党也上台执政。1989年之后，东欧国家原来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演变为社会党，在大选中时而上台执政、时而下台为议会中的在野党，是这些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欧国家保守党政府纷纷下台，社会党取而代之，形成社会党在西欧国家执政高潮。当时欧盟15国中有13个国家由以社会党为主导的中左翼政党执政。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民主社会主义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条道路”进入困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临新挑战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弦更张，走“第三条道路”，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走向右倾化。具有右倾化象征意义的是，首先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不是西欧社会党，而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而美国民主党从来不属于社会党类型的党，更谈不上代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继而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随后响应，既写书又写文章，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施罗德上台执政后也加入了“第三条道路”的行列。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党革新求变，面对全球化挑战而提出的新理和新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10年来的实践看，“第三条道路”虽然轰动一时但并未取得成功，相反正在走下坡路。“第三条道路”宣称，它要把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这实质上是为了迎合“新自由主义”而修改甚至抛弃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造成社会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法国社会党明显地表示不同意，认为“第三条道路”“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特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方丹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左翼，提出“心放在左边”的告示。“第三条道路”提出“超越左右”，集中精力靠拢新中产阶级，目的在于争取选民。但“超越左右”这样的空洞和模糊的概念，使社会党疏远了社会中下层选民，同时一些中间选民也把选票投向有明确务实政策的保守政党。
　　随着社会党执政国家对外推行新干涉主义，积极参与科索沃战争，克林顿下台，英国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大选中失利和联邦政府总理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进入困境。欧洲社会党正在对“第三条道路”进行反思。
　　
　　借鉴与鉴别，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建立和发展了党际交流关系。在交流中，社会党在治国理政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例如市场经济问题，社会党实行的市场经济莱茵模式，主张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再如环境保护问题，欧洲国国家都把可持续发展放在政府工作重要位置，并且有严格的法律保障和实施规则。又如社会保障体系，欧洲国家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与做法。其他还有企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就业机制、城市规划和管理等等。在有分歧的如人权问题等，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交流达到相互了解。中国共产党同欧洲社会党在和平、裁军、南北对话、共同安全和用谈判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通过交流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
　　但是我们同社会党在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方面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们同社会党发展党际关系时，有一条原则，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遵循这一原则表明双方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关系的好坏。这一原则还表明，意识形态分歧是客观存在的，当发生分歧时，可以相互交谈和交流，但双方都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对方。
　　我们同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念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理论多元化。社会党认为不能把一种特定的理论确定为党的理论基础，因而也没有必要有统一指导思想。社会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来源于康德伦理学，黑格尔辩证哲学、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学说、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法、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和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政治学等。这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二、社会党主张实行西方议会制的政治体制，因而也使社会党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选举党，热衷于竞选承诺和争取选票。这同我国实行的政治体制是?然不同的。
　　三、社会党根据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的信条，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项运动，目标是没有的。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也不必要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党认为它们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并不意味着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和性质。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这同我们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天壤之别。
　　从以上三点分析看，如果我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推荐者建议的话，实行“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那就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就要改变我们国家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就要放弃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
　　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的。2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同改革开放实践相联系，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对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主题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我国20多年来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说明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选择，也是中国的前途与希望之所在。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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