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实角度说明近代中日关系【从战略角度看待中日关系】

　　近年来，中日关系从形成战略对话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呈现了战略层面的深层调整，揭示了战略关系的本源，反映了国际形势走向和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继发表三个重要文件后，中日关系在曲折发展中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定向。从这一战略高度，分析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把握中日关系发展脉搏，看清中日关系发展趋向，才能在大势大趋面前有所作为。
　　
　　构成中日战略关系的要素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双边关系，而是可能给对方带来兴衰存亡的战略关系。众所周知，一百多年前，中国加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日本快速成为东亚强国。就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半个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又与双方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大较量直接相关。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受惠于日本经济协助。近10年来，日本经济复苏又得益于中国经济拉动。最近几年，中国和平发展和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导致出现新一轮互动。两国双边贸易总量突破2000亿美元，双方分别与欧、美双边经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一百多年来，中日关系的互动、牵动现象，凸显了中日战略关系的定式，反映了构成战略关系的多种深层动因和要素。
　　1、国家发展要素。近代以来，受西方世界的冲击，中日两国均面临民族兴亡和国家发展的挑战，在寻找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在相互发生着重要影响。一方面，中日两国没有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完全沦为殖民地，反而走上了国家振兴的道路，这深刻反映了不甘落后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中日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国家振兴道路，日本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争夺中国，结果陷入国家崩溃的灭顶之灾，而中国赢得了民族空前团结、国家完全独立的胜利，这深刻说明了中日战略博弈的必然结果。二战结束迄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日两国仍处于向全面独立、繁荣和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统一问题、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问题，日本的完全独立问题、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的问题，都与双方关系密切相关。确定中日两国相互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双方今后发展关系意义重大。
　　2、经济基础要素。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中日两国具备相互吸引、补充、提携、促进的经济关系。当一国财富和市场能够满足另一国发展需要，就可能产生如同经济生命线的经济关系。日本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主要靠掠夺中国的财富。直到二战前，日本对华贸易仍占其外贸总额的五分之四。二战结束后，日本仍寄希望重新开拓对华市场，以利于日本战后复兴，但受制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双方逐步构建了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近年来，中日双方经济差异明显缩小，这使两国经济不仅互补性强，而且能够相互提携。当两国经贸关系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程度，就会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和推动外交关系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关系规律。
　　3、大国关系要素。中国原本就是大国，不过在近代落伍了，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本来意义的回归。日本在近代成为东亚强国，二战失败后沦落，成为经济大国后想转变为政治大国，至于成为什么样的政治大国，有一个定质定向的问题。国际关系历史表明，新的大国崛起，必将引起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新调整。企图以取代一方，甚至以灭亡一方赢得自己崛起的大国战略，将会导致相反结果。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就验证了这一规律。当两个相邻国家先后崛起，不仅会产生新的大国关系，还将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将中日两国看做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二。冷战结束后，中日双方进入了大国关系的博弈盘面。在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新一轮深刻变化和调整中，一方面大国要带头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由此调整双边关系，只顾自己发展，或损人利己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大国要承担稳定格局的责任，也就是大国应承担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责任。
　　4、地缘政治要素。东亚地区是世界格局中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殖民主义时代曾经是西方列强最后掠夺和瓜分的地区，以后又成为东亚强国日本与西方列强争夺的地区，中国首当其冲地成为东西方争夺对象。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又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较量的前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日本则成为西方阵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要地。在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日本也创造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日本以能够充当西方社会影响中国的先锋为己任，这一构想深刻影响了其对华关系。冷战后期，在中美逐步和解的影响下，中日邦交正常化领先中美建交，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双方在稳定地区形势和反对霸权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这个地区并未重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结果，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加快了互利合作和相互融合的进程。美国越战失败退出东南亚后，东盟国家兴起，并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在多种力量制约和制衡的局面下，东亚地区较好地防止了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稳定地区局势中，需要中日两国发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冷战格局尚未结束，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区域合作比较滞后，领土和资源争端不断。中日两国也存在领土和资源所属的争议。中国成为美国防范与合作并重的对象，日本则成为美国维持地区主导地位的借重力量。
　　
　　发展中日战略关系的效应
　　
　　确定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其核心是互惠，这将从战略高度提升中日关系，带来多方面的战略效应。
　　1、大局利益。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中，大局利益更加凸显，这将要求确立更长远、更深刻、更全面的战略思想，规范和拓展双边关系，在此基础上要用新观念和新方式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要以长远利益高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方式，化解难以解决的敏感问题，不能追求绝对片面利益。如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则仍应采取搁置的办法，避免因一时冲动或不周，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由于地缘因素、历史情结和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对解决台湾问题有重要影响。日本能否多做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事，而不是给解决台湾问题带来复杂因素。中日两国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战略互惠关系发展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府、政党、国防、智库、媒体、民间等不同层次的对话交往机制，相互了解和准确评估对方的国内外形势及相关政策，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和态度，在双边关系问题上求大同、存小异。
　　2、合作利益。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关键是深化合作。目前中日两国的实力已能够发展更加全面、更有质 量、更有层次的合作。如在双边经贸合作中，可以增强能源、环境等方面的互补合作，选择日本出色的节能技术，推动解决中国发展绿色GDP的问题，更大规模地开发双边能源和环境市场。也可以针对中国西部开发和日本中小企业开拓市场需要，更大规模地提高合作程度。在推动区域合作进程中，中日可以增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将东亚地区建成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平共存、和谐相处的多样性区域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中日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有利于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解决南北差距问题，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该说，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很有成绩的，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中国继提出和平发展后，又提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这是和平理念的深化。中日两国在和平发展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实践，这为双方携手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提供了有利条件。
　　3、安全利益。中日两国的安全利益是非常广泛的，既有传统安全利益，也有非传统安全利益。应该说，包括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问题，是日本研究机构早在冷战结束前就提出来的，这在国际安全领域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预想。东亚地区安全环境比较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威胁仍占主导地位，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尽管中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但由于美日军事同盟及美对协防台湾的承诺，中日两国之间仍存在军事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日本在对待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将可能引入美日同盟作为军事威慑。中日确立战略互惠关系后，在解决台湾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上应有不影响两国战略利益的选择，同时也可以协调中日双边安全利益与美日军事同盟利益的关系，形成中美日之间相对平衡的三边安全关系。实践证明，基于冷战安排的军事同盟解决不了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中日两国应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两国可以在预防自然灾害、解决环境污染、防止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加强机制性合作。
　　
　　影响中日战略关系的问题
　　
　　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发展中，仍将受到一些问题的干扰，影响战略关系的发展。
　　1、发展模式问题。中日两国的体制、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不同的。目前中国正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日本则在仿效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里有国家发展基础的问题，也有发展层次的问题，还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问题，双方应增强相互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提出以推进民主和自由为基点，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的外交理念后，日本也提出以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亚洲外交观。亚洲国家历来与欧美国家不同，即使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摆脱不了亚洲特色的烙印。实践证明，美式民主自由可能不适应一些亚洲国家的国情，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无休止的内乱和内耗，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应吸取脱亚入欧的历史教训，在国家发展和发挥国际作用时，更多地考虑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知情者，发挥东西方沟通的桥梁作用。
　　2、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深层次因素，事关国际政治和日本自身的发展，决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受害者十分之九都是平民百姓，民族创伤难以抚平。因此，两国政治家在民族和解问题上要尽心尽力。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在民族和解问题上作出了很多努力，日本许多政治家也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历史问题。去年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就未参拜靖国神社，今年就任首相的福田康夫也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但仍有少数日本政要随意发表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甚至一些人指责中国纪念南京大屠杀是反日宣传。历史经验教训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财富，如果能够汲取这些难得的政治营养，将有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
　　3、美国因素问题。历史经验证明，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日关系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中美关系恶化，也可能使中日关系停滞。美国要将日本绑在其全球战略的战车上，日本将美国看做是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战略靠山。这就决定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缺乏一定的独立性。由于种种原因，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难与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和美日同盟关系处于同一水平线。也要看到，日本曾经在美中关系上发挥过缓和作用，美国也曾明确表示其盟国不同意对中国遏制。在中日确定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后，应该提升这种作用。坦率地说，日本能否成为政治大国，美国将是关键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日本处理好中日关系问题，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认同日本的大国地位。
　　4、民族主义情绪问题。在中日两国尚未实现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和解决好历史问题的情况下，应十分谨慎地对待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敏感问题。民族主义情绪是非理智的，不应影响国家发展。解决历史问题，是端正国家发展理念，防止走回头路和错路，顺畅双边关系，推动两国实现永久和平友好，不是要进行民族报复。所以，不应怀疑解决历史问题的动机，更不应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国际社会看一个国家是否爱好和平，既要看今天的和平表现，也要看对过去错误的反思。因此，政治家和媒体应认真对待中日两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纠葛，不要随意渲染和扩大一些敏感问题。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个人或集团的政治目的，其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中日两国确立战略互惠关系后，更要注意控制好民族主义情绪，提高民族自制力，引导好爱国主义，提高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认知能力，更好地着眼于未来，实现永久和平。
　　
　　(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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