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回归欧洲”中的政治变迁:欧洲分为东欧和西欧吗

　　2004年5月1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一斯洛文尼亚五国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随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被确定为2007年第二批入盟候选国；西巴尔干五国也在加快入盟达标的步伐。欧洲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整合，通过北约和欧盟几乎同时进行的东扩得以实现。这次整合，以具有“回归欧洲”情结的东欧国家为主角，以和平的方式在两个属性不同的联盟机构中进行，它是两个联盟历次扩大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历史的又一轮回溯和对欧洲现实的揣摩。
　　
　　“回归欧洲”的目的
　　
　　2004年北约的这轮东扩，共接纳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个新成员国。如果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也看成是东欧的延伸，那么北约吸纳了七个东欧成员国。与此同时，以中东欧国家入盟为标志的欧盟第五次扩大也将是21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一个拥有5亿人口、30个左右成员国的欧盟不仅将圆“大欧洲”之梦，也势必成为一支超级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届时，欧盟的疆界将大大超过神圣罗马帝国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欧洲帝国所曾拥有的版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众多的东欧国家几乎同时加入北约和欧盟，真像是还了1989年剧变之后东欧人“回归欧洲”的心愿。
　　东欧与西欧的概念划分，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们得出了东西欧的地理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而在谈到“回归欧洲”时，地理概念不是动因，历史文化概念也只是部分起作用，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一个政治概念。东西欧的政治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酝酿，在大战结束之后的东西方冷战中形成的。在国际政治术语中，人们习惯于将冷战时期欧洲西部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称为西欧，将东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称为东欧。这是东欧和西欧政治概念的由来，政治因素也成为“回归欧洲”的最直接动因。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选择。历史上，东欧地区长期就是各个帝国侵略、掠夺和控制的对象。在各个帝国长期的东西方争夺中，东欧地区要么成为向外扩张的跳板，要么成为防御进攻的牺牲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地区被强制性地纳入与美国对抗的苏联势力范围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欧地区的民族性得不到张扬，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民族自尊在压抑下受到伤害，国家主权受到削弱，毫无国际地位可言。为了摆脱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在战后几十年里有过多次尝试，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该地区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制度才得以改变，随着两德统一和苏联的解体，东西欧之间版图上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治分界线，被彻底抹去。“回归欧洲”的呼声，最初只是东欧人对未来的向往和对过去的憎恨这两种感情的宣泄。东欧人做出了政治上的选择，摒弃了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制，确立了欧洲的议会民主制；摈弃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选择了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归欧洲”成了推动东欧国家向西欧民主政治转型的有力口号。
　　其次是安全方面的考虑。东欧剧变以后不久，原先维系苏联东欧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就不存在了，历来只有依附于大国卵翼之下才有安全感的东欧弱小国家，好像一下子掉进了真空地带，四顾茫茫、无所依托。来自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迫在眉睫。一是东欧国家自身的安全问题。东欧地区历史上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多变，多次战乱又遗留下许多边界领土争端。比如罗马尼亚与匈牙利、捷克与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民族问题和领土问题，过去被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局势所掩盖，如今无所约束，民族、宗教冲突像开闸放水一样来势汹涌。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民族宗教冲突不仅分解了南斯拉夫，还导致了战乱。东欧国家虽然也想通过谈判和缔约自己解决问题，但因为问题复杂，积重难返，不可能完全自己解决，因此寄希望于参加欧洲现存两大国际机构北约和欧盟，以求东欧的安全和稳定。二是担心外来威胁。东欧历来是东西方大国争夺的“软腹”，特别是波兰，近代以来曾三次遭到瓜分。如今，德国和奥地利已在北约和欧盟的管束之下，尽管东欧人仍对统一后的德国心有余悸，但来自这方面的威胁毕竟是出于对过去的回忆，并不是现实。东欧国家更担心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根据历史教训，东欧国家更是害怕这个过去的“家长”对自己“离家出走”的行为实施报复或惩罚。东欧国家认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只有北约和欧盟主观上愿意、客观上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足够的安全。因此，必须回归以北约和欧盟为代表的欧洲。
　　当然，“回归欧洲”的提出，还包含着东欧国家对欧盟的经济利益的需求和期盼。东欧国家以参加北约和欧盟为主要内容的“回归”言行，不是什么简单的历史文化情结问题，它是东欧人夹杂着历史文化情结的政治情感的宣泄和政治目标的表达。
　　
　　“回归欧洲”后的地区局势
　　
　　从东欧剧变到现在，在“回归欧洲”行动中，北约和欧盟先后都接纳了十几个新成员国，如今只剩下即将加入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北约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区，欧盟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中东部。两个联盟同时东扩产生了共振效应，向世界证明了北约和欧盟不可替代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后面支撑它们的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的吸引力；驳斥了自华约组织解散后对北约必要性的种种质疑，并为北约从大西洋化到全球化、从纯军事化到政治化的转变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也表明，在欧盟发展过程中扩大与深化这一对矛盾不只是起阻碍作用。尽管谁也说不清未来的大欧洲是什么样，但它毕竟向世界展示了大欧洲出现的可能性。而对刚入盟的新成员国来说，它们借此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政治目标，使国家政治制度在向西方自由民主转轨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它们不仅从北约和欧盟获得双重安全保证，从欧盟获得经济利益，还以新盟友的崭新面孔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国际舞台上。当然，通过东扩实现的“回归欧洲”给两个联盟带来的不只是正面效应，联盟内部因新成员的不同情况带来了问题和麻烦，比如利益分配和经费开支问题，内部机制改革问题等等。不过，就目前来说，这些“内忧”还远不及“外忧”来得快。两个东扩，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欧盟与俄罗斯、俄罗斯与美国、美国与欧洲之间这个在欧洲的大三角关系。
　　首先，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俄罗斯同欧盟成员国签订有“伙伴与合作协定”，东欧国家与它有着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像波兰、斯洛伐克等。俄罗斯一直担心，东扩后这些国家要实施欧盟的统一关税，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俄罗斯向欧盟要求补偿，正式提出“保护俄经济利益”的十四点建议，其中包括提高俄出口欧盟的钢材、粮食配额，扩大优惠范围等，并且提出将公民签证便利和支持加入世贸组织一并解决。不然，将不同这些国家签署“伙伴与合作协定”。欧盟在表示愿同俄罗斯讨论各种问题、包括东扩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的 同时，坚持认为欧盟的“历史性扩大将拉近欧盟与俄罗斯的距离”，拒绝俄罗斯为与新加盟国家签署伙伴协定提出先决条件，并威胁对俄进行制裁。但俄罗斯对“拉近距离”的感受是另一番滋味。俄罗斯早就像东欧国家一样表示要“回归欧洲”，但一直得不到热情的回应。现在，对俄罗斯怀有特殊离异情绪的东欧国家已经“回归”，欧盟将势力扩展到门前，有了共同边界。如果与北约东扩到门前，也有了共同边界联系起来看，俄罗斯的紧张情绪和压力陡增。不过，俄罗斯对欧盟东扩的反应总体上还是平静的，因为俄罗斯的发展离不开欧盟，而欧盟对俄罗斯的政策也与美国有区别。因此可以说，对欧盟东扩，俄罗斯在复杂的心情中反应平静。
　　华约组织解散后，俄罗斯对北约一直高度警惕。它也曾作过加入北约的试探，希望能汇入“回归欧洲”的潮流中去，一旦无望，即历数北约不应该继续存在的理由，并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特别是反对原苏联的盟国、加盟共和国和独联体国家参加北约。1999年，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接纳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俄罗斯在无奈中转而同北约提升关系，希望通过建立新型合作关系扭转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困境，但同时坚持认为北约东扩是一个错误。
　　北约进一步东扩是美国坚定不移的全球大战略方针。美国已经意识到，其全球战略要想得到落实，不仅不能依靠联合国，也不可能依靠欧盟，只有依靠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北约才有可能，它必须接纳更多的新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约的不断扩大，也不是完全针对俄罗斯的。但是俄罗斯的的确确感到了安全的威胁。现在，俄罗斯不仅同北约有了直接的军事边界，而且，北约已决定在边界一侧加强军事设施和增派军力，是否部署非常规武器也成了令俄罗斯担心的问题。使俄罗斯更不安的是，北约的东扩还没有结束，还有乌克兰和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要求加入北约。所以，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是对俄的现实威胁，无助于欧洲安全，只能增加不信任感。可见，在“回归欧洲”中实现的北约东扩，帮助美国进一步围堵了俄罗斯，东欧国家在东扩中有了安全感，俄罗斯却丧失了安全感。
　　另一方面，欧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微妙。如果从“回归欧洲”这个角度来看，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无论北约还是欧盟都是为了实现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东欧国家推行民主化和市民社会化。这次东扩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大幅重叠也说明这一点。北约和欧盟，是战后西欧稳定发展的两大支柱。北约提供了军事安全，欧盟提供了经济基础，两者合起来构成了西欧的政治稳定。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美欧之间在理解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以及许多具体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为了保障自己的战略主张得到有效实施，美国竭力弥补北约的政治属性，欧洲竭力弥补欧盟的军事属性。这样，北约和欧盟在不知不觉中就滋长了一种新的功能，即分别成为被美国和欧洲利用来向对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的工具。
　　
　　社会阶级结构变迁原因
　　
　　时至今日，东欧各国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并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后，体制的转换取得了重大进展，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转轨已接近或基本完成，一个具有东欧特色的，以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以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并兼顾社会平衡的“社会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之中。影响东欧国家制度转轨的主要因素有：
　　
　　一、苏东剧变所确立的目标模式。苏东国家在社会演变的方向上，都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模仿对象。虽然一时做不到全盘西化，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少东西，的确已经被移植到了东欧地区，东欧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两极分化的趋势、雇佣劳动阶级的产生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等等，都应当归因于此。
　　
　　二、苏东国家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往近看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往远看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论是斯大林模式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皆以“一元化”为基本特征而迥异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原生的、内在的历史传统的作用，决定了即便全力效法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东欧国家实际上也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形态。东欧诸国所独有的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的产生和活跃，就是这一特色在阶级结构方面的鲜明表现。
　　
　　三、私有化与官僚阶层形成。从速度、深度和广度着眼，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比较彻底，除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维持国有制外，其他一律实行私有；俄罗斯等国的私有经济的范围则相对狭小些，它不仅被排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之外，而且在农业部门中所占的份额也有限；由此导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东欧国家的根基最牢、规模最大，在俄罗斯等国次之，在中亚诸国又次之。匈牙利在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结果导致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匈牙利的强盛；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主要凭借行政手段去搞私有化的做法，则助长了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今天的东欧亚国家业已初步形成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泾渭分明、两极对峙的格局。
　　正像学者刘超所说：“就中东欧国家而言，制度转轨是它们入盟进程中的主堡垒和主旋律，加入欧盟为这些转轨国家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历史契机，使它们得以在欧盟的引导、推动和援助下实现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欧洲化。自从欧盟东扩进程启动以来，欧盟借助这一历程在塑造候选国制度变革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枢导向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哥本哈根会议制订的入盟标准，正如欧盟官员所坦言的那样：我们总是努力把我们的邻国变得更像我们自己。”
　　
　　(责任编辑：王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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