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同存异中和谐共处在相互比较中加强借鉴|求同存异

　　2009年11月2―3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德国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模式的改革与竞争”国际研讨会。来自德国、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中联部部长助理郭业洲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研讨会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l、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既借鉴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
　　发展阶段的成果,又改造曾经效法的苏联模式,进行独创性探索的发展道路。它是一种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大方向明确但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模式,一种在实践中逐步取得显著成效但在理论上有待进一步解读的模式,一种具有中国国情特点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模式。中国模式在金融危机下日益受到国际社会追捧,甚至被一些国家借鉴,并不是中国有意推销。中国模式不等于“北京共识”,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不同国家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共识”,国外宣扬“北京共识”是夸大其词,就如同夸大“华盛顿共识”一样。
　　2、要客观评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模式。西方社会一直流行着“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这种说法使得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难以深入。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不应将政治改革简单地理解为“民主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机构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但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的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如果社会经济基础薄弱,民主在实践中就会走向扭曲变形,与民主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中国不应像西方那样将“选举”发展成为“选主”,而可以尝试将“选举”与“选拔”结合起来,将“选举政治”与“贤人政治”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化。
　　3、中国模式现已进入社会改革的重要阶段。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改革应成为今天的主体改革。首先,社会改革可以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前30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改革予以纠正。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现已很难深入下去,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其三,社会改革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在每一段时期都以一种改革为主、其他改革为辅,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个阶段。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政治改革进程加快,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政治局面。
　　4、当务之急是推进中国模式发展升级。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模式暴露出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粗放、资源短缺等问题。中国在发展模式的调整方面,需完善基本制度,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公平,加强宏观调控,实现自我发展,保持金融健康。尤其要把握好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力争使中国从国际金融秩序的接受者变成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定者和参与者。
　　5、不要过分夸大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引发世界热议,中国模式被国际舆论推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中国模式在实践中还存在贫富悬殊、法制不健全、腐败滋长以及经济结构有待升级等问题,对此须有清醒认识。发展模式应该具有全面性、长期性和普遍性。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模式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与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相比还不够成熟,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还比较有限,对此不应过高估计。中国模式与世界其他模式是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的关系,中国需谨慎选择对外宣传用词和口径,避免造成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对立。
　　
　　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影响下各类发展模式的调整
　　
　　1、发展模式的革新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许多国家实施的反危机政策大多具有应急、暂时的特点,不应视为对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但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暴露了各类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过头,向凯恩斯主义回摆,带动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相应调整。许多国家根据时代发展特点以及本国国情,实施中长期的产业结构改革,譬如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加强金融治理等,同时对政府与市场、外需与内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做出新的调整。即使金融危机结束后,发展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仍将是旷日持久的。
　　2、不要低估美国模式的自我调节能力。美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发展速度较快,劳动生产率较高,有美国特色的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二是以科技、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三是有以内需为主体、防止外部冲击的防波堤;四是有一套有效的物质刺激机制,充当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五是有高度发达的金融业,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六是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为美国企业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在美国模式中,现代企业制度是好东西,但对企业垄断行为不加干预就会带来问题;创新是好东西,但不能对创新带来的风险不加监督;以内需为主体的经济不怕外部冲击,但用借贷刺激内需却会带来经济失衡;物质刺激有激励作用,但容易导致社会不公;金融发达是好事,但过度投机将引发灾难;推进全球化顺应了时代潮流,但为满足大资本要求穷兵黩武就会劳民伤财,丧失人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面主导美国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社会逐渐出现这些负面因素,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不过,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彻底否定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在吸引人才、科技创新、经济效率等方面仍具有传统优势,断言其从此走向衰落还为时尚早,它的活力不可否认。
　　3、欧洲模式的社会公正原则具有普世性意义。欧洲模式主要指二战后在欧洲大陆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区别在于,美国不但信奉市场经济,而且实行市场社会;欧洲模式是要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社会。欧洲模式在处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雇主与雇员、国家与公民、企业与资本市场的五对关系中,不是像美国模式那样向资本倾斜,而是强调劳资协商和社会平衡。欧洲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借鉴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并以“欧洲联盟”的形式在世界区域整合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榜样的力量”。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滞胀”,欧洲模式表现出三个不适应:一是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二是不适应欧洲自身的一体化要求;三是不适应重新现代化的要求。欧洲模式面临着一大堆难题:经济缺乏活力,财政不堪重负,社会呈现惰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向欧洲进一步渗透,欧洲模式的核心原则日益难以坚守,欧洲社会党都开始被迫吸收新自由主义理念。金融危机后,尽管新自由主义理念受到极大冲击,但传统欧洲模式缺乏经济活力的弊端依然存在,欧洲的传统发展模式仍面临革新的任务。目前,欧盟在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人才开发等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欧洲模式较美国模式而言更为人性化,其所提倡的社会公正原则不会过时,相信欧洲模式的前景并不暗淡。
　　4、发展模式不仅存在内在的规律性,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在的互动性显著增强。在一国之内,经济模式、社会模式与政治模式的改革虽有先后之分,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主导一国的发展进程。只有将经济模式、社会模式与政治模式联系起来看,才能对国家的发展形成全面认识和客观判断。在国与国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发展模式是相互联系、彼此学习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必须用世界眼光看待发展模式问题。只有在国际互信合作的大环境中,给予解决全球性问题应有的关注和努力,才能创造受世人尊重的发展模式。
　　5、各类发展模式不应互相排斥、互相替代,而要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各种模式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有优势也难免有缺点。美国模式并不完全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它作为人类文明在一个最发达国度的成果,有其特点和优势。欧洲模式存在着庞杂性与多层面性,既有新老欧洲的国情差异,又有欧盟层面与国家层次的不同。印度模式虽然被中国发展的光环掩盖,但其在科技创新、减贫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发展潜质不可忽视。俄罗斯既扬弃了苏联模式,又在探索不同于欧美模式和中国模式的独特道路。发展模式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本”,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也不能向世界推销本国模式。即使声名远扬的瑞典模式,也不可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各类模式应在相互比较中彼此借鉴,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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