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影响 浅谈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率领着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儿女,历经艰辛开拓、严峻考验和奋力进取,终于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我们的祖国如今以豪迈的英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60年来,世界风雨沧桑,人类不断进步;基于中国的国情、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潮流,中国选择了以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为特征的和平发展道路。恰恰是和平发展的宗旨和途径,造就了新中国的辉煌,使之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大国。这种影响举世瞩目、与日俱增,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
　　
　　
　　新中国诞生60年来,世界战略格局不断发生演变。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了这种演变,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在这种演变过程中逐步提升。
　　回顾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里被看作是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极世界。美国在二战中大发横财,综合国力凸显,变得特别强大。苏联在战后迅速恢复经济,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形成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实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率领两大军事集团和经济集团,在世界上分庭抗礼,纵横捭阖,几乎为所欲为。而这时的中国,被认为还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欧洲联合的趋势强劲,日本在第二经济大国位置上平步青云,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如日东升,凡此种种,显示了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和力量中心增多,世界战略格局越来越呈现多极化态势。邓小平高瞻远瞩洞察世界,率先阐述了世界多极化这个重大命题。他的论断基于两点:一是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力量成为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人民日报》1987年4月13日);二是认为,虽然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但是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友国家相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在此过程中,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普遍存在灰心丧气的迷惘情绪,对美国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忧心忡忡。邓小平于1990年3月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邓小平的这一恢弘论断,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揭示了世界战略格局演变的趋势,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这个论断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对多极化加以赞扬和诠释的文章比比皆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这个观点,直到党的十七大还强调指出“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
　　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认同多极化,时至今日仍在发表异议。最为典型的看法如:在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之后,认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本身就意味着只能是单极世界,把“超级大国”与“单极世界”这两个观念混为一谈;还说什么多极化带来不稳定,单极世界才能保持稳定。在进入21世纪这些年美国经受严重挫折之后,又有人走向另一极端,提出现在是无极世界或曰非极世界,其中不乏乘机在多极化大势中抬高自己身价者。最近一年多来,全球金融危机猖獗,中国为克服危机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于是又出现“美中共管世界”的所谓“G2论”,亦即新两极世界论,乃至冒出“中国将统治世界” 的“中国时代论”亦即新单极世界论。尽管这些说法各怀动机,牵强附会,但有一点却十分明确,那就是从不同角度都在肯定曾经被邓小平称作“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中国,如今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增强。
　　的确,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八年,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一死一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契机。相形之下,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国际地位飙升,颇让美国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有那么点尴尬。然而,我们的认识必须清醒,评估应该恰当,切不可被某些国际媒体和舆论的“恭维”所误导。
　　其一,诚然,中国的和平发展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真理;随着中国成为国际战略体系的重要平衡力量,乃至在某种意义上由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到逐渐引导时代潮流,因而“世界离不开中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固然快速,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2009年仍有望“保八”,但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序还相当落后。
　　其二,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力量或力量中心,不止中国一家。这不是妄自菲薄。所谓“金砖四国”、“展望十国”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颇有分量的国家集团,若明若暗、或早或晚都在其列。这些构成了世界多极化的多种新要素。
　　其三,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要夸大它的“衰落”,不能以偏概全。如今,尽管奥巴马正在根据美国的现状和利益进行政策调整,有时显得比较低调,但是,导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依然是美国政策影响下的地区热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际安全环境的依然是以美国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大国关系。美国得意时奉承它为“单极世界”,美国倒霉时藐视它而喧嚷“无极世界”,两者如出一辙,一体两面,又都是冲着世界多极化论而来的。此外,还有什么“相对大国论”、“美、中、欧三极论”、南亚形成中美印巴“实力四边形”格局论,等等,更多的话语是“我们时代的挑战威胁着每一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应对这些挑战”,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世界多极化论的翻版而已。
　　其四,面对有人过分地抬举中国,我们要提高警惕,不可飘飘然、昏昏然。其实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这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时期的一个典故。孙权为在魏蜀吴三角关系中取得较大回旋余地,利用曹操和刘备之间的矛盾以保全自己,曾谄媚曹操建议他称帝。曹操回答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这里,笔者还想就世界格局的争议以及什么是多极化问题,简要说几句。所谓多极化,是指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在不断地、逐渐地增加,这些力量并不是均衡的,所以有“超”、“强”之分。“一超多强”是实力阵容的一种描绘,也可以说是多极化的一种框架,其中“强”(不一定是大国)会越来越多。多极化的“化”,是指的一个过程。在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定型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其中充满变数,多极化不等于说现在就已经最终形成了多极世界。还可以断言的是,多极化的新成分势必来自发展中国家(集团)或曰新兴国家(集团)。多极化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任何国际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其趋势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也必然导致联合国作用的增强。
　　
　　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60年,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依旧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谋求建立新秩序的共同呼吁与努力之中。
　　60年了,天下始终不太平,问题主要出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冷战结束之后,在国际旧秩序影响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消极因素反而增多。这突出表现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对现行国际机制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严重冲击,而国际反恐斗争虽取得某些成果,但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并未从根本上铲除。冷战后由领土、资源、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因素诱发的冲突,同传统的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南北贫富差距不是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在缩小,而是继续扩大。加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2008年以来迸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仍未终结。面对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变得格外迫切。
　　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便注意到导致国际形势复杂化的症结所在,一再向全世界振臂呼吁,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外交政策的实施,来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回顾60年,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国际秩序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为与主张亦即实践贡献与理论贡献两个方面。
　　从实践贡献来说,中国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做到了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
　　其一,举世公认,解决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使得世界更具有安全感。中国的民富国强,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其二,中国竭力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中国曾通过各种途径一再声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必须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应对新挑战与新威胁的普遍体系,以保障国际稳定、安全和可预见的发展;要全面发挥联合国的潜力,对于更加平等地分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及世界经济增长成果、缩小不断增长的南北差距、保障所有国家平等享有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特别之重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排斥单方面的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行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广泛参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活动,积极开展经济、反恐、军控、维和、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应对重大挑战和热点问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其三,中国严格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做到了妥善处理全球安全与周边安全的协调关系,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摩擦与妥协的辩证关系,反对霸权主义与反对恐怖主义的兼顾关系,发展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关系与反对强权政治并行不悖的关系。
　　其四,中国积极参与发挥多边组织在维护和平、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者和骨干成员之一。中国加入东盟“10+1”与“10+3”,积极推动亚洲地区的全面合作。中国还是欧亚首脑会议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
　　其五,中国在贸易、金融、投资、资源能源等方面广泛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推动建立开放、公平的贸易体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中国以自身发展的引擎作用来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广阔市场和合作空间,已经并将继续给地区和世界提供宝贵的机遇。
　　从理论贡献来说:中国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和平意愿贯彻始终。基于和平外交的文化底蕴,“协和万邦”、“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与主张,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充分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推动合作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其一,中国提供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基础。中国率先于1953年酿成,随后于1954年与印度、缅甸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共同强烈愿望,也融会了各国人民试图运用软实力对抗任何外来侵略势力的卓越智慧。至于意识形态因素,不应把它当作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其内涵的完整性、兼容性和稳定性,以及便于运作的务实性、普适性和动员性,被世人所广泛接受而经久不衰。
　　其二,中国坚持国家关系中的互利共赢的宗旨。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加强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为此,强调前提是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尊重别国的国家利益。
　　其三,中国首倡新安全观。中国提倡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中国支持开展安全对话和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和深化多边安全合作。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主张在国际法原则基础上,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各种传统、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
　　其四,中国提倡不同文明之间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确认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各种文明应和睦相处,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个主张是对国际上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的否定。
　　其五,中国竭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认为国家无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同时,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应受到充分尊重。
　　从以上实践贡献和理论贡献可以看出,中国外交理念业已形成一个体系,其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远景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道路是和平发展,办法是互利共赢。
　　
　　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的60年,是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6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终于选择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遏制,图生存、谋发展,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有其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况且,苏联的经济援助在中国的基础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毛泽东开始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一文中。可惜,历史局限性和其他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决定了他未能及时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而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急于求成所经受的曲折乃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恰恰也只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才会发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坦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所说的时代特征,包含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曾经借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在这两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独创性成果。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中国保持和推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呼声四起,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成就的影响之深主要不在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在于社会发展模式。
　　国际社会的公正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则看不顺眼。如今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有人要么担心这种模式的深远影响,要么蓄意夸大这种模式的作用,乃至颠覆不了又想围堵。
　　颠覆和围堵的方式之一:歪曲中国共产党借鉴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成果是放弃了马列主义。这不符合事实。这里举两点来说明。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前进要依靠“合力”。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列宁曾经指出,要接受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成果。他说:“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44页)。列宁的话过去总是被断章取义,只讲“掘墓人”,避而不谈“后继人和继承人”。例如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要么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垂死腐朽,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合理创造;要么对资本主义恭维备至,将西方价值观理想化、绝对化,无选择地一概加以效法。结果在破与立、批判与借鉴、计划与市场、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偏离了科学真理,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挫败。
　　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成果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就是遵照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去实践的。
　　颠覆、围堵的方式之二:宣扬甚至胁迫中国必须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当年苏联的政党制度,本来就有区别。苏联实行的是完全的一党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它们积极参政议政,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所谓参政,就是参与执政,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谓也。这其实也是一种多党制,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党制。这8个民主党派代表着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应有的重要作用。它们当中谁也没有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照搬西方模式轮流坐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是,在中国,没有一种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把13亿人民引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彼岸。中国人民认同、接受、支持这种政党制度。当然,这种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加以改进,就在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并没有也不想把自己的政党模式强加给任何人,那么,为什么硬是要把西方的政党模式强加给中国呢?中国民间有句俗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究竟谁走的是阳关道,谁走的是独木桥,那只有让事实来说话。
　　颠覆、围堵的方式之三:鼓吹中国必须照搬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本质还是要搞议会民主多党制。国内也又人与之呼应,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所有国家)取得成绩,我们并不否认,还可以适当借鉴,但不能照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曾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同时又都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是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只有社会主义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这里,笔者想重述一下自己相关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
　　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外国一些有识之士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2009年9月12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题为《普遍性与独特性》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相对于盲目照搬他人模式的另一种选择,是创造性结合多国成功经验的典范。新加坡大学著名学者郑永年2009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文章的结论是:围堵中国模式和早些时候西方想围堵中国的经济崛起一样,不会有很大的成效,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他认为,模式本身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证明中国的价值的普世性;也只有当中国的模式具有了普世性,中国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世界经验会影响中国模式,同样中国模式也会影响其他模式。模式之间的互相学习、竞争和改进是全球化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最宝贵的东西。
　　笔者欣赏一位美国作者2009年7月19日在日本时事网上说的话:“不管喜不喜欢,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西方应该接受并习惯中国”。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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