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姑娘【鲍金芝,一个苗族姑娘的春天】

　　作为一个“老”典型和一个有困难的普通残疾人,四十多岁的鲍金芝渐渐失去了诸多可能,她的生活在艰难与光亮,希望与琐碎间交错前行,但她从未放弃自己卑微的小信念,每年春节都会有人来看他们,天暖了,总会有一些好消息。
　　
　　鲍金芝成为“典型”已有二十多年。在贵州省天柱县和湖北省大冶县,鲍金芝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奇。
　　对这个患重度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苗族姑娘来说,从落后闭塞的大山里走出来,需要更多的勇气、坚毅和一点点运气。她曾被宣传成大冶的“张海迪”,“自强不息”的模范,之后经年,又被民政部门树为恩爱夫妻的典型。
　　鲍家的房子很特别,在政府和社会的捐助下,在原先居住的废弃水塔旁先后盖起了一个简陋的小平房和一个小二楼,显示着不同时代给鲍家带来的变化。
　　但作为一个“老”典型和一个有困难的普通残疾人,四十多岁的鲍金芝渐渐失去了诸多可能,近些年来她患上了糖尿病,家庭劳作让她也少有机会捉笔,而资源的相对匮乏成为她提高、进步的瓶颈。“自强不息”对于这个从未有机会上过一天学的农村姑娘来说,缺少更多“成功”的因子。
　　她的生活在艰难与光亮,希望与琐碎间交错前行,但她从未放弃自己卑微的小信念,每年春节都会有人来看他们,天暖了,总会有一些好消息。
　　
　　走出大山的“典型”
　　
　　鲍金芝把自己成为典型归结为偶然。
　　她因为意外致残。一岁半时发高烧,外婆找来苗寨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一针下去,直到8岁,她都只能在地上爬着长大。
　　绝大多数时间,她被放在一个大木箱里度过一天,她也曾伏在门坎上痴痴地望着田梗上背着书包嬉戏的同龄人,为了站起来上学,她忍受了很多治疗,土医生割开她腿上的皮肉,用绳子来回拉磨她尚有触感的神经以达到刺激的目的,每一次都疼得死去活来,但却难见收效。
　　鲍金芝在当民办教师的姐姐身边学习写字读书写东西。书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开始觉得心不安分,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没想到,刚16岁,父亲就把她许给了一个40多岁的痴呆男人,她在文章中记下自己第一次见到那个“比实际年龄还老”的“丈夫”时的印象:“只知傻笑,露出满口粘粘糊糊的黄牙”。
　　绝食、从夜晚呆坐到天亮……鲍金芝几次设法从男方家中逃出,没有拐杖,拖着凳子趟着烂泥在陡滑的山路间摸爬。
　　苗寨里闭塞,对残疾人歧视严重,村里风言风雨,父亲虽然在送亲的时候痛哭却无法忍受“叛逆”的她逃回家吃白饭。
　　最后一次被父亲打了耳光后,她偷喝下了一斤烈性白酒寻死,“几天后醒来,全家人都跪着给我求情,求父亲放我一条生路……”
　　鲍金芝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辗转发表在《传奇故事》上,后来又被《知音》等报纸杂志报道。
　　在80年代,这样的故事还很新鲜,很多读者写信来鼓励她并表示钦佩,包括一位在澳门监狱里关着的葡萄牙籍囚犯,称自己很惭愧。
　　她还收到了《传奇故事》和《家庭医学》等单位、个人给她的捐款,这些捐款和信给她的精神带来极大鼓舞。
　　1995年,中央电视台为了给世界妇女大会献礼,在当地踩点拍片,“有人跟他们说了我的事情,于是就给我拍了个片子(纪录片)。”在电视台的帮助下,鲍金芝趴在老公的背上流着泪回到了家乡,她的故事随着电视台的播出也传到了各地,在鲍金芝保留的读者照片中,有一张就寄自台湾。
　　
　　“天上掉下”的爱情
　　
　　走出大山,改变了鲍金芝的命运,“如果在山里,残疾女子是嫁不到好男人的”。鲍金芝把好政策和好机遇看成是改变自身命运最关键的因素,而把和贺平华之间的爱情称作“天上掉下的馅饼”。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是离开苗寨来到城里的姑妈家。城里歧视的眼光明显少了许多,她清楚地记得1991年5月19日,“那天,有几个人开车到我姑妈家,说要接我去过节,他们说,《残疾人保障法》通过了,今天是你们的节日!”
　　那一天,鲍金芝生平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残疾人和他们的故事,她还清楚地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地面很滑,工作人员背着忐忑的她,一个劲儿说:“没事,今天你们过节!”
　　节日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夏天到了,在姑妈家待了近一年的她,终于又成为了一个想尽早甩掉的包袱。姑妈家在二楼,她却时常爬上五楼的房顶看街上的车流行人,那里听不到责难……
　　贺平华是在鲍金芝最失落的时候来接她的,同样爱读书的他在一次等车的时候,偶然在书摊上看到了她的文章,当晚就给她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人建立了感情,他们说好春天结婚。
　　贺家条件差,贺平华用因为工伤而装了两块钢板的瘦弱脊背,把鲍金芝背到了贺背湾,三天后,才带她去看了那个用工伤补偿金租来的破水塔和水塔里货物奇少的“小卖部”。
　　鲍金芝却在这个水塔里找到了幸福。
　　冬天,加起来只一米多宽的竹床铺两层被子还是越睡越凉,夏天,水塔像个烟囱,阵雨过后热气灌进去就出不来⋯⋯在这里,贺平华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晚上用热水给鲍金芝洗脚。
　　2008年,鲍金芝的糖尿病犯了,左腰下部疼痛,大冬天,出租车不愿载残疾人,贺平华就用捐助的轮椅推着鲍金芝跑,最终搭上公交车赶往车程一小时以外的县城,鲍金芝心疼地流泪:“他棉衣里面都湿透了,说就是推也要把我推到医院……”
　　
　　开一朵小花
　　
　　1992年,鲍金芝的儿子贺康出生,不久即被诊断为先天性法氏四联心脏病,从床边走到门口,嘴唇就变成深紫色,上不来气。
　　手术费要4万块。湾子里的人大多在外打工,小卖部生意仅够勉强维持生活,在东拼西凑了3万块后,鲍金芝无奈给民政部门写了求助信,在工作人员8千块的捐款下,手术最终得以实施。但不幸接踵而至,不久,贺平华被查出患有慢性乙肝,鲍金芝也得上了难以治愈的糖尿病……
　　残联及地方政府得知了鲍家的情况,为他们落实了各种贫困人群可以享受的政策,这些补助占了他们经济来源的一大半:除了一家三口的低保,鲍金芝两口子办上了农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拿600元的慢性病补偿费吃药,儿子每年还有700块钱助学金……
　　“好政策总是最先享受到。”鲍金芝感念政府还有帮助过她的人,这些年来,从第一笔捐款开始,从几十块到几百块,鲍金芝一定都要搞清捐助人的姓名记下来,“要一辈子记着”。从鲍金芝嘴里最常听到的两句话是“要不是读书学了点知识……”和“要不是政策好……”
　　今年她格外高兴,几个月前,大冶残联理事长和工作人员把她背上了开往贵州省天柱县苗寨老家方向的火车,十几年来,鲍金芝再次回到刻骨铭心的故乡;年前她又收到了中国残联副事长程凯鼓励她的贺卡,她说自己高兴地要跳起来了,说着向上努了努瘫坐在床上的身子。
　　除夕夜,忙完了一天的活,鲍金芝挪动着双拐上有些笨拙的身体,特意炒了两个菜,其中破天荒做了一个苗族特色菜,炸肉坨坨。
　　鲍家所有的东西都旧得可以,唯一看着新一点的,是今年残联为了帮她办为村民免费服务的“农家书屋”而特意募捐的旧书。
　　书是鲍家三口人的最爱。
　　鲍金芝对书的感情更深,结婚时,她带着两捆捐给她的书和杂志,说“这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年轻时她可以整本背下王国维的诗集。她曾希望成为一个作家,她写道:“从书中我懂得了人们要热爱生活,自立、自强,互相帮助和爱护别人。”
　　2008年在黄石地区“十大恩爱夫妻”颁奖晚会上她送给贺平华的话是:“虽然我们肢体是残疾的,但我们的思想是能飞翔的”。
　　书,让物质上的匮乏变得不那么重要。
　　菜贵,鲍家一年到头几乎不买菜,过年了,鲍金芝买了一斤3块钱的辣椒,从除夕吃到初十还没吃完,她却觉得很幸福。
　　为了帮鲍金芝学习,残联曾送她去学过半个月的电脑,问起她新年的愿望,她只想到了一个,“想写点东西,当一个作家。”
　　说这话的时候,快乐在她脸上绽放,她看着床头侧面贴着的“快忘掉”的五笔字根表,补充说“是挺难的”,想了想,又笑起来“只要努力,也不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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