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的琴》旧车间里的唐吉诃德|钢的琴

　　中国一直都是魔幻现实主义最好的土壤。“工人怎么造得出钢琴”完全是个伪问题。陈桂林借钱未遂去偷琴，偷琴未遂去还琴，一行人把撇在道上的琴抬回小学时，已经打开琴体研究了一番：钢琴在工人眼里不过是一架拥有八千多个零件的发声机器，从琴键琴槌到榉木的面，他们的结论是――“活儿不错”。这后面的台词其实是――“我也能”。
　　在贾樟柯的《中国工人访谈录》里采访到这样一个工人：25岁那年一根手指被车床切断，可他呆在厂医院里并不是很悲伤，这不光是因为他成了劳模，来看望他的人挤满了走廊，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他坚信，这根手指三个月后还会长出来，就像枯枝长出新叶一样。
　　这种信任深入体制。在工业的春天里，“领导阶级”充盈着这种饱满甚至自负的热情。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福利，从幼儿园到住房、澡堂成体系的设施供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严整的秩序中求得基本温饱。这一切曾给他们无比的归属感。而年纪越大的人越维护这一整套机制，因为人很难否定自己的青春。
　　也因此他们必定是商业狂飙席卷后最失落的一群：青春散尽，国企改制，共和国的长子变成了弃婴，他们曾经骄傲的车、钳、铣、铆、电、焊等各门技术，在城市千娇百媚的霓虹之下是如此虚弱。工人没有底牌，失业之后他们甚至没有贫瘠的土地退守。
　　学者吴晓波在东北调研时听到这样一个真实故事：一对下岗夫妇家里连给儿子买运动鞋的钱都拿不出，一次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突然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陈桂林在死死抓住偷来的钢琴不放时一定是刻骨感到了同样的绝望，而片尾他最终松手了――下一代已经过早地洞悉了资本和物质的力量，毅然投向了好吃好穿，分离已经注定。
　　像骑士时代一样，工人的英雄时代也结束了。唐吉诃德的游魂来到鞍山与铁西区。当工厂车间沉入黄昏之时，附灵于这些倔强的工人身上。这时造琴成了造梦。陈桂林和那些同为社会“边角料”的朋友们陷入了激动――他们中有屠户、小学门卫、木工、小包工头、蹩脚歌手、有盗窃前科的钥匙匠和沉醉于麻将的无业游民。这一代人的青春纪念正被抹去――烟囱被无法阻止地炸掉，厂房和机器终要拆迁。造出一架钢的琴，就成了证实昔日力量与存在的图腾，而曾经蒸腾着革命史诗般巨响的旧车间，是盛放它和他们的教堂。
　　机器雄浑地开动，火光四溅，这是工业与劳动之美的回光返照。车间里载歌载舞，但仍令人感伤不已――钢的琴造出来了，而青春滚滚消逝，下岗待业，妻离子散。可幸运的是琴毕竟造出来了，它在，他们就在，不是吗?
　　作为工人的儿子，我为父母这一代蚂蚁式沉默生存的群体能够进入摄影机镜头感慨万千。而讽刺的是，最该看到它的观众，却仍为着生计挣扎无力走进空荡荡的影院。时代需要牺牲，国企改制的历史已轻轻翻过，工人阶级的忧伤在年轻的旁观者来看是矫情的。更重要的是，电影终要散场，钢的琴消失在银幕上。当唐吉诃德们老去之后，一切真的不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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