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的和看不见的镣铐_婚姻观演义:看不见的镣铐

　　从上古时的蒙昧无知，到先秦的小清新，中国人的婚姻经历了漫长的封建酱缸时代。时至今日，礼法松了绑，政治松了弦，而物质与金钱则披挂上阵，将婚姻变成了一片日趋险恶的江湖。 　　中国上古时就有“春社”：小儿女初长成，就被放在溪水里游来游去，自行搭讪随意交媾，大人不禁，谁也不用对谁负责。现代人初看这记载，只觉得原始社会好，春花烂漫，又没负担，毫不在意生出来的娃儿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只能管一堆大男人叫舅舅。也因此才有了“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说法――比如传说黄帝之母看到了电光罩住北斗星，就怀孕生下了黄帝，而炎帝之母“感神龙”，颛顼之母“感瑶光”，都是一个路数。此时婚姻以群婚、乱婚面目出现，率性打游击，多对多也便是空对空，“天长地久”与“坚贞不渝”一类意识恐怕完全无概念中。混沌未开，任凭性与繁衍本能横冲直撞，这应该算得上是婚姻的乱炖时代。
　　独占意识这东西，稍微一开化便发酵得极快。此后母系式微，男性执掌社会权力，逐渐不愿再与他人一起共产共妻，但那时人口稀疏、交通不便，只能依靠暴力掠夺。《易经》中这样描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匪寇婚媾。”――听到马蹄踏踏，女子吓得痛哭流涕，可再一细听：原来来者不是强盗，而是抢亲的。抢婚以天色晦暗的黄昏时候为多，其时暮色苍茫，正适合进行突袭和掠夺，这也是婚姻一词最早写作“昏因”、“昏姻”的缘由。
　　如果说夏商时代的群体情商尚未发育完全，两周先秦时则算国人难得的青春期。虽说周礼捆缚住了贵族手脚，但“礼不下庶人”，民间仍然淳朴张扬。《庄子》里提到的青年尾生，为了与一个女子约会的承诺，洪水来了也不走，成了史上有载的第一位殉情者。而基本作为一本情歌集而流传的《诗经》三百篇，孔子则一句话就概括了其中心思想――“思无邪”：看到窈窕淑女君子会思不成眠，年轻男女互赠兰草芍药，起早的夫妇张罗着打点野味，回家烹制好弹琴下酒，执手偕老，即便里面的抱怨也都洋溢着小清新，可以揣出当时民间婚爱之风尚基调。
　　但其实媒人、包办、婚姻六礼等内容已在《诗经》中有所显露，这是为中国婚姻史上最漫长的酱缸阶段打伏笔。封建礼法最终将民间洗脑，《礼记》上说：婚姻这件事，是“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因此一切价值观均向这两点服务，讲究门当户对，女子勤能生养，双方家族根据这几项指标接洽、走完交易程序。婚姻的“六礼”前五礼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至最后才让新人走一趟过场，掀开盖头往往才初相见。女性也被彻底工具化――她首先是培养皿，负责生男育女，此外若非富贵人家，她还是家务劳动的主力。迈着小脚、大字不识、昏头昏脑地出嫁，一结婚即陷入了伺候公婆、丈夫和子女的终身劳役，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妇女的苦难一生，而其所有的人生价值体现于其中。
　　中国的妇女，长期以来呼吸的是封建伦理的粉尘，也便成了尘肺病人――“从一而终”，“坚贞不渝”，以钢铁般的意志忍受家族包办、劳动重负、家庭暴力、丈夫出轨与守寡的寂寞，这就是中国女性的贞操观。从《后汉书》起，绝大部分正史都立有《列女传》，为宋代以后将列女传变为节妇烈女传的做法打下了基础。这一做法到明朝时登峰造极，官方记载的节妇数竟高达两万七千多人，是前朝的75.6倍，殉情的烈女达到三千六百多人，实在蔚为奇观。此外女子守贞，愈艰难奇特，就愈能表其心迹：东汉时寡妇桓氏怕父母要其再嫁，预先割耳毁容，以示决不再嫁；东汉的荀采在丈夫亡后被自己父亲骗回家强令改嫁，自缢身亡；五代时，寡妇李氏运送丈夫灵柩回乡夜投旅店，店主认为不吉，牵着李氏的手要她出去，李氏竟持利刃将被牵过的那条胳膊砍去，说胳膊已被店主玷污――这些典故已经非常重口味了。
　　直至民国肇始，及至伴随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人们的婚恋和贞操观才有了拨云见日般的突围。以1931年上海《民国日报》的一份征婚广告为例，里面登载一名青年女子对择偶的七条期望：面貌亲善、学有所长、人格高尚、身体健康、感情专一、经济独立、无不良嗜好、有创造精神。其价值取向即便今天看来也令人为之一震。婚姻自由成了当时青年男女划分新旧道德伦理的标志牌。然而原有礼法的桎梏依然强大，人们的婚姻观不免新旧掺杂，体现出驳杂生态。再以新文化的三名主将――陈独秀、鲁迅与胡适为例，三人都经历过包办婚姻，按照热血青年的做法该果断退婚才是，而三人竟都未主动一刀两断。陈独秀与鲁迅即便情愫旁生，亦维持着与前妻的长久冷战，而胡适更是将自己的无爱婚姻维持经营了47年之久，于是有人戏称：“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蒋介石评他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从另一面看，也可见其时人们踌躇两端的分裂心态。
　　对封建礼教的空前围剿，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方才得以实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一大批封建包办婚姻被废除，新中国第一次离婚高潮到来。《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是这一时期寻求自由恋爱的集中体现。爱情一词，似乎第一次在这么自由的氛围下飞扬。这一阶段的结婚证书上也常采用工厂、烟囱、电站、收割机等一些“大”而“实”的生产建设形象。然而随着历次运动来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浓厚氛围下，即便夫妇、情侣的关系，也被“同志加战友”的关系代替，两口子相亲要组织介绍，领证要在主席像前宣誓。政治面貌和家庭出身敏感起来：如果根正苗红，则会为婚姻提供一个可靠的政治保证，以免在大小不断的运动中受到冲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一个逐渐开放时代的到来，一度忘却自我的国人渐渐情感意识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等指标渐渐淡出择偶条件之外。1980年4月的新《婚姻法》中，将离婚的必要条件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这表明中国人终于开始正视婚姻中爱情的灵魂地位。
　　而紧随其后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到来，又为这一切添加了新的变数。经济状况开始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鲜衣怒马、年少多金”的“万元户”们比普通人更容易吸引异性的眼球。经历了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功利主义终于彻底取代了理想主义，在包括婚姻在内的所有领域大行其道。人们择偶的年龄跨度近年来日益扩大：如果说当年24岁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给“五十知天命”的梁锦松还引发了一些骚动的话，28岁的翁帆嫁给当年82岁的杨振宁则将民众的认知空前刷新与拓展开来。年龄、婚否这些以往的重点不再是多大的障碍，人们的取向更多只是在钱袋子与真感情间挣扎。婚姻谈及金钱时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郎才女貌渐渐演变成了“郎财女貌”。大款成为热门稀缺资源，许多“郭海藻”式的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下，也甘愿屈为“二奶”。曾经一份调查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光港台人士就有十万，以致往往会有香港原配组团到深圳起诉丈夫。
　　前阵子刚上映的电影《幸福额度》里，林志玲扮演的都市女坚信“男人爱你的能力与他的信用卡等级成正比”。这是真正地与国际接轨，西式思维独独应用于婚恋上显示出跃进式的发展，比GDP的增速更像“传奇”。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道德谴责退后，婚姻原有的道德成本变成了零成本。婚姻如同在超级市场购物，不同的只是价码而已。禁锢人几千年的礼法松了绑，政治松了弦，而物质与金钱则披挂上阵，成为新的紧箍咒。随着爱情的保质期越来越短，婚姻本身也成为了一片杂草丛生、日趋险恶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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