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角色_2018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的权重此消彼长，国际经济合作与保护主义出现新态势。对中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意味着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美国、欧盟、东亚等多位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问题专家，共同探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角色，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
　　
　　中国报道：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制度化程度却比较低。在此背景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最近被广泛关注。而李光耀却提出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区域平衡，需要美国在东亚制衡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实际上并不比北美、欧洲等地区低，这主要是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成果，也跟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推进扮演了很重要的积极角色。而东亚地区在政治、制度上的整合程度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生冷所致。目前，东亚地区的艇合，实际上是通过东盟这个平台进行的
　　不久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来希望美国能“制衡”中国，这并不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而是战略层面的。如今美国提出重返东亚，这样看来可以解读成：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的，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在东南亚地区中发挥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将使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最小化；但中美如能同在这个舞台上平衡互动，这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是最有利的。
　　必需注意的是，如今的“制衡”概念与传统解释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传统“制衡”模式下，两大阵营有各自的平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如今，“制衡”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东亚区域合作，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互动。东南亚邀请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实际上是希望美国不要放弃东南亚这个舞台。而现实中，美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这个区域内美国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仅限于经济层面。
　　“制衡”概念是东南亚国家针对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要求而提出来的。但因为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所以不可用冷战思维来解读。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开放的区域主义背景下，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梳理好自己的地缘政治，将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光耀曾经提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现在这种“制衡”言论与他过去的说法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现在所说的“制衡”并不能过度地理解为东亚国家要联合美国来对抗中国。他们可能主要是出于中国发展过快，希望美国能够平衡一下。这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逻辑。但这些国家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走很远。Michael Casey(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美国参与东亚制度化建构以及政经一体化的深化过程，对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对中国而言，美国的参与事关诸多领域。在一体化进程中，不能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区别对待。由于中国以及其他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与美国市场复苏和美元储备安全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美国参与其制度化发展对维护地区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同时，美国在亚洲(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军力部署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亚洲国家间任何加强地区安全联盟的行动都不能正常进行。
　　所以不能说是为了与中国抗衡而需要美国的出面，而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与其每一个邻国为了既得利益都需要与美国打交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同美国的协作密不可分。世界目前面临的包括经济失衡、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以及恐怖威胁等都是非常复杂的难题，如果没有与美国更为开放的对话，东亚无法独自应对。
　　
　　APEC议题扩展。但效能有限
　　
　　中国报道：在本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系列会议上，恢复经济增长和反对贸易保护等成为焦点议题。“后危机”时期举行的APEC峰会与之前相比在角色和作用上有哪些变化?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我认为，危机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各国还在讨论再次“探底”的可能性。从中国经济来看，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经济振兴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拉动，内需还没有完全提振。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未必像目前有些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恢复的态势，还是各国最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次APEC会议中，强调拒绝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雪上加霜”，是各国希望国际贸易能够更加畅通；强调各国间要加大合作的力度，以期增长能够可持续，这也说明了各国对前景的态度还属于谨慎乐观。
　　我并不赞成“后危机时代”这个说法。因为我认为目前尚处在危机过程之中，仅仅是最糟糕的阶段过去了，现在是从低谷逐步回升的阶段，危机还没有过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变化就是APEC峰会讨论的议题范围扩展了。“9?11”之后APEC的议题主要是进行反恐国际合作，后来比较突出的是发表了关于用“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的文件，到现在，有关金融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保护的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APEC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在全球经济富有活力同时安全问题又非常复杂的亚太地区起到一个国际讨论和国际协商的作用。因为它的范围大，因此效能也比较有限。由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很多，所以也不可能期待它完成很多任务。去年，APEC在促进亚太地区扩展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大国关系出现新模式，世界格局可用“易极”描述
　　
　　中国报道：综观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不难发现。大国并不好相处，大国关系并不好处理。冷战之前是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取代的过程往往是战争不断：冷战时则是少数几个大国瓜分世界。而冷战结束后，中美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甚至被观察人士喊出了G2概念。这是否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大国关系发展的新模式?
　　叶自成：后崛起的大国肯定要挑战当前大国，这是以西方思维定义的大国关系。由于现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再加上一些国内学者也习惯从这个角度来剖析中美关系，所以会出现“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等这类的言论。
　　我认为，这种解读的缺陷在于把过去西方国家间关系模式照搬来解释中国，却没有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独特价值观的国家。此前主要由西方国家演绎的国际关系史，无法用来解释由中国参与的大国 关系。由于中国自身悠远的历史文化特点，也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美苏、英德、美日等任何大国间的关系。这是大国关系的一个新模式，是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
　　单极、两极、多极世界这些概念都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格局，因为现实中这几种格局是共存的。具体来说，虽然现在美国实力下降了，但美国的影响力依然是最强大的。如将美国称之为多极化之下一个国家的话，会掩盖美国那种超强作用的现实。同时，虽然世界上已没有美苏模式的两极，但中美在世界上影响最大，有部分的两极特征。此外，以问题来划分，如在反恐和核扩散等问题上，也可能会看到两种不同势力的激烈争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极”的概念把中小国家都排除在外，但现在看来，中小国家越来越多地对世界格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某些问题上，中小国家比大国的作用还要大。如朝核问题中，实际上是朝鲜在起重要作用。而东亚合作也主要是由东盟10国发挥主要作用。
　　个人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可以用《易经》的概念来概括，称之为“易极”，即单极、两极、多极等概念都同时存在并相互包含其中。王逸舟：我觉得大国关系模式有变化的趋势。冷战时期，主要是以“盟友”和“敌手”来区分国家问的关系，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是旧的大国间关系的写照。
　　如今的大国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彼此可能在核裁军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军售问题上又有很大的分歧。大国间已不存在定格不变的敌友逻辑。
　　本次奥巴马访华，我认为最大的特点是重新定位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把原先属于双边范畴的中美关系放到了全球层面，成为了全球格局中的中美关系。在这种新定位中很难再用“对抗”和“敌手”的逻辑来处理中美关系。取而代之，需要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思维来考量。
　　这种局面不仅在中美之间，美俄间也是如此。一方面双方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有很大的摩擦，但同时双方又在核武库裁军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国际地区性事务中，美俄也是既有摩擦又有合作。
　　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很难定义，目前尚在探索之中，但趋势与过去相比肯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时殷弘：这不是一个大国关系发展模式，而是世界管理模式。温总理和奥巴马会谈，两国媒体最着重报道的就是温家宝总理不赞成两国G2概念。两国G2概念可能会使中国承担大大超过自身能力的国际任务，有可能影响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美国也有可能是半真半假，“半真”可能是美国希望中国发挥作用，能够帮助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半假”可能会使中国疏离与所有的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和日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对两国集团的概念非常反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说过两国集团概念，这都是美国一些智库学者说的。
　　Michael Casey：我们正进入一个合作的新时代，或者至少可以说我是希望如此。如果中美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整个世界会在将来面临危机。我认为，中美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鉴于此，即使没有正式承认，G2也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为了中美经济达到更好的平衡，我们除了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协商制定经济政策以外已别无选择。我们也需要两国在二氧化碳排放政策方面进行协作。
　　
　　G2中有合理、实质内涵，但不能过度解读
　　
　　中国报道：美国的一些老牌战略学家，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G2的概念，您如何看待G2概念与如今的中美关系?认为是否有合理之处。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正和补充?
　　郑永年：国家利益永远不会相同，G2概念实际是指，在同一个舞台上，大国间通过合作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看，G2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并不赞成G2这个概念，因为这对其他国家不太公平。虽然各国目前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合作，但如果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的国际秩序的话，对G2本质上到底是什么，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美两国目前主要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相互的依存程度是不对称的。现在很多人盲目乐观，认为中美两国G2，中美平起平坐了。但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会。我认为，中国当前应该好好去研究美日联盟关系。美日早已是G2，但为什么现在日本的鸠山政府要追求“平等的日美关系”呢?这表明美日虽然是G2，但这种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因此，如果中美在某种形式上G2不可避免的话，中国一定要避免陷入日美关系类型的G2模式，这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国际责任，却没有领导权。国际责任和国际领导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不能对G2盲目乐观，否则就会陷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付账单’的不公平关系模式中。这种关系是不可持续的，电是阻挠中国真正成为大国的一大隐患。
　　叶自成：美国一些学者提出G2，应该不是说要中国与美国结盟，也不是指两极的概念。所谓G2，是指两国的合作或是矛盾都会较大地影响到世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G2是客观存在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完全拒绝中美两国继续加深合作。在金融等领域，中美的合作超过美日、美欧间的合作，影响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时，这类领域的中美合作肯定不会出现联盟或集团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部分同意G2概念。G2中有其合理、实质的内涵，但不要去做过度的解读。王逸舟：我观察到，我国外交部门现在还未对G2做正面的肯定或否定。在外交实践当中，我们目前也并没有肯定去追随，或是否定去抵制。从美国方面，白宫对G2概念也没有正面表示主张还是放弃。
　　这主要是由美国的一些重量级战略智库人士提出来的，战略思想层面的一个新概念。从我个人角度看，它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也有局限性。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把中美关系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层面中进行审视。因此，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全球性影响，有了一个新的定位。G2概念摆脱了审视中美关系的传统视角，把中美关系定位在全球层面下，包括中美的经贸、环保、军事等各领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G2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促进中美采取审慎、全面以及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但另外一方面，中美关系是不断成长、磨合中发展的大国关系；是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正在上升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充满了变数，用G2来定位也确实不适当。
　　总之，中美可以在这个概念下为世界的发展发挥作用，所以外交部门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Ian TavIor(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竭尽全力地试图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的精英们认为，通过一个G2概念，即中美一起管理世界，将吸引中国的决策者们与华盛顿一起形成特殊的同盟。但是，我看不到中国有这方面的意愿，甚至 也不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美国将大量的制造业外包给了中国，中国也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现在这两大经济体已经密不可分。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高是美国所忧虑的，因为美国认定应该由华盛顿来控制世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有些人热心推动G2概念的原因。现在讨论一些关于某种集团或者联盟的趋势，尽管这都是一些战术，但并不能给其成员国任何真实的承诺(看看G8就知道了)。中美两国形成一个G2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两国在政治上的区别太大了。两国领导人举行定期会晤，以经济议题为重点来讨论双边利益等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Michael Casev：G2是一个非常现实且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是为了加强其作用的发挥，双方交流渠道需要变得更加开放，这需要有更多的信息共享。我们都知道美国需要更多的储蓄和出口，而中国则需要发展内需，以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依赖。这就产生了艰难的选择――中国将需要使其货币升值，而美国将会有可能接受更高的利率来满足其减轻债务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向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转变必须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在高度协作中进行。
　　我们需要G2变成一个强大、开放、良好管理的双边关系来影响这种转变。双方需要在明确的规则和目标方面达成一致，确保整个平衡过程中的协作得到重视。
　　我们也需要中国和美国在设定明确的目标基础上，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双边对话。中国在限定正式排放目标上已经迈进了一大步，这一举动对其国际领导者的新地位有利。同时，也为美国改革气候政策框架敞开了大门。
　　
　　中国对非洲“创造性介入”
　　
　　中国报道：请问中国对非洲实行的“不干涉内政”政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良政”有什么不同?
　　郑永年：美国现在提出的“良政”，实际上就是过去一直推行的民主政治道路。二战以来，非洲实际上一直在实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现在失败了之后，许多非洲国家开始转向了“中国模式”。中国帮助非洲的模式与西方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帮助非洲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西方国家就是掠夺资源。虽然也有自身的能源需求，但中国的模式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提出“不干预”主义，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总是提出许多附加条件。非洲要发展民主，社会经济首先必须得到发展，而经济发展是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没有这些，民主肯定要失败。中国现在首先推进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其实与西方在非洲寻求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不矛盾的。
　　现在，西方如何评价中国的非洲政策不重要，好不好要看非洲民众怎么说。中国现在要考虑的是，中国对非政策是不是可持续的，这非常重要。
　　王逸舟：这两个政策确实有很深刻的差别。我们现在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的态度是，遵守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从这个角度看，这与西方国家提出的要以人权、民主等标准来约定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不同点：我们对非洲国家有一种“创造性介入”。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不干涉原则的新发展。例如，我们―方面不干涉内政，但同时也主张当事国内的一些纷争应当通过内部的协调、对话等方式进行解决。
　　我们不是“视而不见”，而是采取有别于西方的压制性制裁的方式。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鼓励苏丹国内的各个派别进行对话，中国甚至为此提供了资金和便利，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加快国内的和解，让矛盾不再根深蒂固地发展。
　　从外部来看，我们在联合国一方面主张对一些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但同时主张制裁等手段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例如，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了“谴责”的赞成票，但这是以朝鲜向积极方面扭转为主要目的的，并不是要“置于死地”。
　　我将此类的介入称之为“创造性介入”。与西方动不动挥舞“大棒”，进行武力干涉不同，中国在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一般来说比较慎用这种姿态。但对促成当事国与国际间的对话、当事国内部的对话却是不遗余力的。
　　这种“创造性介入”同时也包括对当地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视，包括提供必要的援助，这是中国的特色。
　　民主和人权不能靠强加和“移植”来完成，而是需要当事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并通过共同努力实现推进。中国也非常看重当事国民生的改善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中国自身就是这样，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等方面也在不断地进步，这也很自然地辐射到外交当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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