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会将中国“拐”向何处】中国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回避地需要考量“刘易斯拐点”的相关深层次问题。 　　 　　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如富士康这类标志性制造加工企业大幅加薪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几年前曾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今年以来在珠三角一带再度显现,人力需求大于供给,企业加了薪水但还是招不到工人的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面对现状,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降临中国议论纷纷,对中国经济是否将进入一个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各执一词。主张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拐点到来的主要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研究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院长张燕生等。而另一派,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主要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等人。
　　虽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持支持或存疑态度的专家学者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暂时没有答案的问题,未必就不是一个好问题。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刘易斯拐点”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回避地需要考量“刘易斯拐点”的相关深层次问题。
　　 “民工荒”将倒逼企业涨工资,这对中国经济到底是利是弊?应如何看待区域性的“民工荒”现象?农村到底还可以为中国经济“输血”多少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我们现在是否就身处“拐点”之中?且看下面两位专家各抒己见。
　　
　　专家访谈:
　　蔡?:民工荒、工资上涨……从本质上说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短缺的根源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目前,在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最终满足了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加上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增强,用工荒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2004年以来同一现象的延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于吸纳殆尽,到201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数量,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不可逆转,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
　　但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说到“未富先老”,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几年前,我查了一下数字,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1/5,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要体现中国特色,所以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其实,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人口红利是纯粹从年轻的劳动力上面得到的,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是指当人们变老了,会为未来做储蓄,人们有了这种观念以后,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况且在一个好的人力资本结构下,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那么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从时间上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足以在2020年以前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袁志刚:当前农民工短缺、“涨薪潮”并不能从“刘易斯拐点”得出结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近期一些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和涨薪潮,但这是否就可以看做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我认为还值得商榷。下面我们可以从几个基本事实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现在我们讨论“刘易斯拐点”都是从目前既定的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的。设想一下,中国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或者户籍制度可以取消,土地制度的产权界定和交易也可以做到城乡统一运行,即农民可以根据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原则,处理他们所拥有的农村住房、宅基地和耕地,城乡所有生产要素可以按照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与此同时,农民还享有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那么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速度还会像现在这样处于下降通道吗?很显然,现有的户籍、土地、住房、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制约,尽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还不是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劳动力迁移的情况,在真正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中国还存在一个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拐点。制度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在原来的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下进行局部的、不完整的、随着危机的到来可以撤销的迁移。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迅速释放,迁移速度增长比较快。当劳动力迁移进行到拐点附近以后,劳动力进一步迁移所涉及的各项制度内容就变得越发重要,尚未改变的城乡分割制度空间成为了劳动力进一步迁移的瓶颈。
　　第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即便是强调土地的精耕细作,还有土地的长子继承制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除了前面说的制度性因素,近年来影响农民工转移速度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是由于最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务农收入提高,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小富即安,出来的动力就少了;二是随着农业水利建设等投资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进城打工工资相比务农收入的优势不明显;三是中西部开发导致那里的劳动力需求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东部地区务工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农民工比重62.5%,比上年下降8.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则分别增长33.2%和5.8%,占比分别较上年上升3.8和4.8个百分点;四是东部生活成本上升,住房费用上升,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上升(以深圳为例,每月食品600元,恩格尔系数0.5,个人生活1200元,加上一定的赡养系数,每月最低工资应在1800元左右)。由此可见,这次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并不能从中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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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其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概念。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和老龄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即抚养比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源泉,这个额外的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刘易斯拐点”经历
　　日本
　　1960―1961年间,日本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供求关系的变化加速了工资的上涨。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3%。
　　1959年日本推出最低工资法;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年金保障;为扶持弱势企业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业为发展方向的产业调整政策;企业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
　　
　　韩国
　　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在城市化方面,韩国在198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7%,之后迅速超过60%。
　　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变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发展方针,力求在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将“科技立国”方针作为重点。在1981年―1987年的全斗焕任总统时期,韩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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