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罗雪山》的美学困境] 碧罗雪山 概览

　　刘杰导演的《碧罗雪山》无疑是这两年少有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佳作，在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收获颇丰。影片有着浓郁的对人与自然的淳朴关怀，对现实矛盾的有意味的展现，同时也在纪实风格与故事叙事的结合方面有重要探索。
　　电影的叙述主体是云南边陲地区一个傈僳族村庄，少数民族封闭原始的生活充分展现，镜头语言中规中矩又富有诗意。影片以木扒的热闹的婚礼开场，如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对民俗与民族志景观的兴趣，《碧罗雪山》的开篇也给人一种民俗展示的意味，这种意味几乎贯穿了影片的前半段，包括恬静的自然环境、打奶茶、喝酒、溜索、服饰、跳舞、唱情歌等傈僳族风情。
　　影片显然在追求一种纪录片式的客观、琐细与真实再现，仿佛生活流的自然延展。刘杰显然不同于第五代电影人，他放弃了那种执著而刻意的长镜头和固定镜头，也没有第五代或者深沉黑暗或者绚烂浓烈的生命，流畅的镜头感、生动有趣的人物和强烈的故事性，使得影片在纪实风格之外也具有很强的可看性，呈现出一种悲喜交集的人生况味。
　　在纪录片式的风格中，这个傈僳族村庄所面临的种种现实矛盾逐渐展开，影片因此也具有了深刻的意义。由于自然环境的退化，山里的熊开始与村民争夺生存栖息地。“老熊”在傈僳族传统信仰中是祖先，同时熊是国家保护动物，因此村民不能打熊，而对于熊祸害庄稼和牲畜，政府的补偿杯水车薪，解决办法是要求村民搬出大山，重新定居山外。熊与人的矛盾，牵扯出的是一系列的现实关系――基层政府、绿色组织、全国市场、东南亚劳工需求等，多重远方关系与碧罗雪山脚下的这村庄都直接息息相关。导演有意将边陲山谷中的村庄的封闭性打破，经营几条线索，设置一些细节，将这个村子与外界的现实政治甚至全球经济市场连接起来。在这其中，那些世代生活在当地的村民的利益，在各种力量角逐中显然是被牺牲的，自然与环境具有世界性，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就不一定了。
　　这些矛盾关系构成了影片第一层的纪录片式的现实展现，在此之外，导演更有另一层的电影化、故事化的追求，也即同时讲述一个传统女性被牺牲的悲剧故事。这正是影片不同于许多粗砺简单的写实之作的地方，不再一味追求写实逼真，而是充分发挥了电影化的叙事感染力。迪阿鲁爱着木扒的妹妹吉妮，而爷爷却要他依照傈僳族的传统守着嫂子阿南恰，抚养小侄女长大成人。而木扒因偷剥红豆杉树皮而被抓，为救儿子，父亲要把吉妮嫁给村里的混混阿达换取彩礼，而迪阿鲁家里则拿不出这些彩礼。最终，当吉妮听说如果熊吃了人，政府会赔偿4万块钱的时候，她在出嫁的早晨，穿上新娘衣，离开村子，消失在烟雾迷茫的大山里。村民因此受到心理冲击而同意搬到山外。在电影中，人熊矛盾凝聚成一个更突出更戏剧化的悲剧。
　　评价这部影片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两层故事，如何看待纪实风格的第一层现实展现与戏剧冲突激烈的第二层悲剧故事之间的关系。这种纪实风格与戏剧化叙事的结合，一方面给影片带来独具的特色，摆脱了艺术电影与纪实电影通常沉闷乏味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也提示出一个美学困境。在我看来，矛盾冲突最终以女孩牺牲自己以身饲熊来解决，过于戏剧化了。这种极端戏剧化必然削弱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影片前半部分营造的纪录片式风格。我的观影经验正是这样，随着第二层故事的深入到高潮，恍悟这到底还是一部故事片，那么第一层现实矛盾展现的纪实性就被打了折扣，观众开始怀疑前面的纪录效果。当村民搬离是因这样的戏剧事件而实现，村民与政府之间原本存在的赔偿、安置、利益和损失等问题都被就此搁置，显然，影片是在用戏剧性叙事来掩盖现实的难题，记录的真实性让位于极端的电影化戏剧冲突。
　　更需进一步注意到的是，两层故事中，第一层现实矛盾在影片中展现得虽然细致、广泛，但却谈不上尖锐，但是第二层的古老悲剧，却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或许这正暴露了影片的“主旋律”制作背景和一种无意识心理：也许现实过于麻烦棘手，只好到古老的故事中抒写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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