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中的温情与价值观]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直到留下这两句话，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才画上句号。但由他唤醒并掀起的中国革命浪潮，则远远没有到达终点。在海峡的此岸，天安门广场，重大时节必有孙的画像；在海峡的彼岸，即便蓝绿骂仗最为不堪时，亦不敢有人对孙文轻慢侮辱。香港，日本，美洲，欧洲，他走遍世界，思绪万千，却牵挂如一；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他屡遭挫折，九死一生，却执著如一。不仅如此，他倡导的“三民主义”，在台湾岛内步步为营而能践行，他主张的联俄联共，埋伏了大陆后续历史的关键线索。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国革命不折不扣的第一主角。
　　虽然武昌首义中孙中山“不在场”，虽有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一干枭雄，在此前后各领风骚，但孙中山仍然是狭义上的辛亥革命的主角。张黎导演这部《辛亥革命》，虽然也算是献礼片，但对于历史脉络的把握，整体还是颇堪称许的：一是以广州起义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二是以孙文在欧洲阻止列国银行团向清廷借款为副线。这两点，历史书上已经有足够的文字交代它们对于辛亥局面的重大影响，当然也足以说明何以孙中山在辛亥剧变中有当仁不让的价值与地位。
　　但同样是在历史感上，《辛亥革命》的结尾却显拘束―袁世凯剪辫子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林觉民《与妻书》呼应此前的染血黄花岗。今天以100年后的视角来看待当年风云，难道不可以有更多的神韵与寄托？高阳写《慈禧全传》，洋洋洒洒，浩瀚如海，但全书并未在慈禧病死之时告终，结尾之笔落在了同光重臣最后一人张之洞之死上。张的逝去，才是一代人的句号，同时也画下了下一个时代的问号。悼张的一副挽联这样写道：“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于是便有人议论：“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汉人益孤。”但第三者却道：“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这样的结尾，虽然算不上神来之笔，但比起打字幕交代后事要强得太多太多。
　　近两年来，献礼片高产，所展现的，又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角色也全部都是大人物。这类大人物电影，因为历史定论不容置疑，往往是无法进行艺术加工的，甚至连多说一句话都不可得。看这样的电影，有些时候真的就跟看动画版的历史教科书一样，无悬念，也无细节。《辛亥革命》即便算是此中的佼佼者，但也基本难逃同样的命运。
　　对比这样的观影印象，就不由得要想起由HBO与BBC联手打造的史诗剧《罗马》。从“前三头”共和时期的公元前五十二年到屋大维称帝，这一段奇瑰的罗马历史，充满了无休止的领土扩张与贵族权争，凯撒、安东尼、埃及艳后、屋大维……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粉墨登场。但令人称绝的是，导演却在这样的历史画卷里，选择了两个虚构的小人物充当主角，通过他们的命运变迁，展现出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同时也勾连起历史的大段落。如果说历史的演变已是定式，但小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命运，更能营造出冲突与悬念；大人物的纵横捭阖，令人高山仰止，但奔走劳碌、喘不过气来的小民生活，更可以引发共鸣与思考。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许才更是对历史有温情。有趣的是，《辛亥革命》中的黄兴，由一贯出演小人物的成龙饰演，这是他从影以来的第100部电影，也许量变真的能够引来质变。
　　面对历史以及历史题材，视角是唯上还是亲民，跟是否对历史负责无关，而是折射出了价值观的分歧所在。前年上映的《十月围城》，刚好也可与辛亥革命扯上关系。初看之时，倒也觉得激烈精彩，小人物内心亦有家国情怀。对于华语片来说，算是角度难得的历史题材电影了。但再看之后，却又有些不是滋味：这片子里小人物是有了，但这些小人物却都得为了大人物牺牲，因为大人物才关乎家国命运。
　　硬拉一部西方的电影来作比，那就是梅尔?吉普森主演的《爱国者》吧，两者的题材也颇为类似了。只是《爱国者》里面的主角，并无什么精忠报国的自觉，他参加独立战争抗击英军，是因为儿子一腔热血入了伍，护子心切的老爹只想贴身保护爱子平安无事。当然，儿子丧命之后，一番犹豫挣扎之后，主角的意识得以升华，幼吾幼及人之幼，爱子者成长为爱国者。这一番人伦道德说下来，不仅有崇高，更有温暖。《辛亥革命》的起始，是秋瑾就义的桥段，同样面临着母子之情，但没有过程没有挣扎的慷慨，其实就会减少说服力，同样也就削弱了感染力。
　　东方与西方，集体与个体，竞争了两百年，不敢说已经有了水落石出的结果。但对于电影这样一个文化产品来说，依附在各自的价值观上讲故事，难免会遭挑剔的观众指手画脚横竖对比，固然无辜却也无奈。好在中国市场大，票房总是无须太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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