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盗走了我的“中产”梦?】中产梦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台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中产阶级》唱出了城市里中产阶层的焦虑和无奈。
　　理想中体面的“中产”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有人说，至少应该生存没问题，不求有车但求有房，衣食无忧，生活从容。然而“高高在上”的房价和不断看涨的房租，以及今年以来各种日用消费品的价格飙升，CPI的上涨速度逐渐超过银行储蓄利率，有些白领收入甚至低于蓝领收入，体面的生活和风光的职业背后是生存的危机感和内心的焦虑彷徨，让城市“中产”看不到出路和希望。
　　据统计，2011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将达到峰值758万人，他们作为拥有专业知识和较高道德素养的社会人群，将带着父母的期望和自我的人生追求，努力挤进社会中产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残酷的现实和生存的压力，会让他们流向何方？城市“中产”的梦想还有多远？
　　
　　逃离北上广
　　前段时间，“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都市白领热议的话题，有人围观，努力掩饰自己的焦虑和空虚；也有人埋怨，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要生活，不要生存；有的人也真的背上行囊，逃离了繁华却无奈的都市，去追寻理想的生活。
　　小力就是这样一个选择了逃离的人。2004年他开始在北京打拼，在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做审计，月薪税后5000多元。当时的他自信满满，以薪酬的涨幅和存款来看，他计划三年之后在北京南三环买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然而，“怎么也跟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2009年金融危机，原本充满希望追逐梦想的小力索性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然而，像小力这样能够“潇洒”离去的并不多，因为没有人能肯定“逃离”就一定会幸福。在记者的采访中，更多的人选择“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房奴”、“车奴”、“孩奴”。大多将来的社会中坚力量（30多岁的人群）面临着多重的生活压力，好不容易在父母的资助下有了房子首付，还要还多年房贷；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孩子也成为“必需”，然而昂贵的费用让人不得不精打细算；巨额的医疗、教育等支出让人无法喘息；金融危机重压之下，还要担心着明天会不会失业……每天，生活的压力像郑智化的歌中所唱，包袱一样重重地压在所谓的“中产”身上，“中产”的梦想与现实让他们左冲右突，无处可逃。
　　尽管这样，仍然不断有国外咨询公司发布报告，声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4亿到7亿。2010年8月，亚洲银行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报告将每天消费2到20美元的人群界定为中产阶层。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已达8亿人。媒体及网民一片哗然，“被中产”一度成为网络热词。
　　“我希望自己是中产阶层，但现在肯定不是。”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有房有车的陈程程说。“对自我中产阶层的不认同体现了内心的焦虑。”一位研究者说。
　　一位网友曾这样感叹80后的无奈与成熟：“我们不老，还够不着而立的年纪。我们以横着竖着躺着爬着各种高难度的姿势进了社会，发现薪水还没上学时的生活费多，发现人生的路比下水道还窄，发现自己比气球还轻，爹妈一撒手，自己连怎么飘都掌握不了，别说飞了。”
　　
　　预期太高？
　　 有人认为，理想的中产阶层生活应该如美剧《绝望主妇》中所展示的那样：住在郊区的独栋别墅，房子周围是四季不败的鲜花，优雅、闲适，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参加丰富的社交活动，拥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担心养老。
　　一个刚毕业在京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告诉记者，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生活水平在小康以上。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教授认为，根据他的职业判断他会是中产，但是这样的预期较高，在北京有房产意味着成为百万富翁，而根据目前的薪资水平来说，一般情况下，短时间不会实现。
　　在学术界，“中产”是一个模糊概念，说法不一。以职业和收入为标准的划分颇具代表性。陆学艺接受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产阶层是一个职业概念，是由拥有的收入、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根据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划分是否属于中产。现在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达到总人数的23%到24%，并以每年1% 的速度递增。
　　而很多的专家和网民则认为中产阶层的收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收入即使不是唯一的标准，也应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但是由于各地收入水平的差异，单从收入上来界定，也有一刀切、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不能反映社会阶层情况。
　　大家比较认同的中产人家应该是：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然而，这些预期在现阶段频频遭受打击。有网友说，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收入一般年轻人来说，医疗、教育、房子是新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让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和中下层的民众在向上一阶层流动时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有媒体评论员指出，中产阶层预期没落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的增长。间接原因是竞争的不充分，国企的垄断与民企的准入、融资、信贷等受限，使得民企无法为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伞状社会和M型社会
　　日本社会学家大前研一以日本为研究对象提出“M型社会结构”，用来指代收入两极分化、中产阶级锐减的社会结构，他认为日本的中产阶级面临消失的危机。
　　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陆学艺认为，可以归结为伞形结构。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化等全部为经济发展服务，围绕经济一个中心发展，其他方面发展滞后。政府财政与企业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有数据表明，作为国民收入三大主体的政府、企业、居民，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和企业占了国民收入的44%，而居民占56%，而目前的这一分配在扩大，政府和企业占到63%，居民只占37%。
　　 陆学艺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像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作者对收入很满意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要面对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解决工资增幅慢，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改变 “国强民不富”的现状。
　　他提出，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民生”被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改善这一问题， 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向下倾斜，一方面要从具体层面增加居民收入。
　　
　　“中产梦想”有多远？
　　据悉，今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历史峰值758万，加上去年未就业的人数，又有一大批具备知识和素质潜能的人将朝着中产阶层迈进。
　　由于近一个月 CPI 上涨达到4.4%，各种物价飞涨，再加上“房奴”、“孩奴”……诸多窘境导致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困难加大。根据人民论坛的一份调查表明，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不但使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不少中产阶层可能一不留神就沦落为“新底层”。
　　而新近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他们成为中产阶层的第一要务。不久前，《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等一些网帖的出现，侧面证实了那些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们正沦为底层收入群体。有文章曾这样写，那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或者农村毕业的大学生，生存当然就更加艰难。一个农村男孩，自己勤工俭学支付大学生活费，大学毕业后除了要还贷款、助学金，还要供养妹妹上学。想想稚嫩的肩膀，真不知道要怎样扛起生活赋予他的重担。他们面临诸多困难，养家活口已属不易，上向流动又从何谈起。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也指出，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户籍制度、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人才流动渠道不能畅通。 “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等，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例证。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新一份大学生就业调查就发现，大城市日益艰辛的生存环境使得不少大学生很难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对就业地域的选择进一步趋于理性，63.3%的高校毕业生对就业地域的期望趋向于一般发达的中小城市。
　　陆学艺表示，就业不同于从业，而且人各有志，大学毕业生的阶层流向需要系统深入的调查才能知晓，高校的就业率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如何壮大和发展中产阶层，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一直是学者们思考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要使一个国家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以上。显然，越来越多的拥有知识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是将来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他们顺利成长为中产阶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今年初，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提到，中国目前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调整社会结构是解决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所在。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首先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次，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再次，针对高房价扼杀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还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预测，由于社会结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能要到2040年前后，中国中产阶层才会成为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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