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组织的党员生活|2018年新纪律处分条例

　　2011年5月1日，山西省临猗县嵋阳镇卫家屯村。一座纪念碑刚刚落成，这是为了纪念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党员烈士卫平定。 　　一位76岁的老人放下自制的花圈，轻轻擦拭墓碑上残留的灰尘。老人叫周萍，是她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3000元，为烈士立碑。她并不是卫平定的亲人。
　　3年前，同样是这位老人，用自己扎纸花所得的4000元积蓄，将长眠在卫家屯村的9位无名烈士的遗骨，迁至烈士陵园统一安放。那天，周萍老人哭了，她说，“孩子们，有家了。”
　　在电话中，临猗县人大副主任杨建民告诉记者，“周萍老人只是想让每个人都回到他该去的地方，这与她特殊的经历有关。作为一个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周萍为此奔走了20年。”
　　
　　迟交的党费
　　2011年5月26日，记者来到了山西省临猗县，杨建民告诉记者，“我最初认识周萍老人，是在县里的助残表彰大会上，周萍老人是县里的大好人，助残、向灾区捐款、敬老、拥军样样争先，可我那时并不知道周萍背后的故事，直到2006年，一件事情震撼了我，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在办公室里，杨建民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铁盒，同时告诉记者，周萍多年来受的苦，以及带给自己的所有震撼，都在这个铁盒里。
　　杨建民缓缓打开铁盒，记者看到，铁盒里装着用各种稿纸、信纸折起的小纸包，每一包都写明了年份，里面装的是什么不得而知，经过整理排序发现，最早的年份是1996年，最近的年份是2006年，共11个纸包。杨建民说，“那时我还是副县长（县长助理），有一天，周萍老人突然来到我办公室，把这11个纸包放到我的面前，开始我也很疑惑，直到我打开纸包，完全被震住了。每一个纸包里，包的都是钱，不多不少24元，这是老人每一年的党费，11包，就是11年。”杨建民回忆，当时周萍的愿望是，要党委接收这11年党费，同时恢复党组织生活。那么，这11年党费为何姗姗来迟，为什么这个“大好人”11年没有组织生活？
　　次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了周萍老人家，老人正在一间不足16平米的屋子里扎纸花，看到记者到访，周萍老人很高兴，放下手上的活和记者聊了起来。
　　说到身体、生活，老人都说挺好，当问及11年的党费，周萍有些激动地表示，“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到党的怀抱！”之后，她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的独特经历。
　　周萍1935年出生在临猗县西陈翟村，1950年第一批建团时，就被接纳为共青团员，不久就任村团支部书记；1952年，当地眉户剧团成立，一副好嗓、爱唱红歌的周萍被吸收为剧团演员并担任组长，直到1955年，周萍因不适应剧团的流动生活而患病，病愈后在县造纸厂当工人。1958年11月26日，对周萍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我入党的日子。”
　　
　　产权官司带来的麻烦
　　“直到1976年，原公社调我出来办一家缝纫厂，在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我拿出了为儿子结婚准备的2500元钱，盖起了七间厂房，没让公社出一分钱、一根木料、一块砖瓦。”由于年效益好，周萍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模范厂长。然而所有的荣耀都在1986年突然降临的一起产权官司中，被撕得粉碎。
　　当时公社要强行征回缝纫厂的用地，而周萍说，“这一决议没有通过任何会议！”在缝纫厂开办期间，周萍吸纳了很多残疾人就业，还有厂里其他上上下下的工人，一旦厂子没了，这些人饭碗也就没了。为了维护企业权益，周萍于理力争，但是这却波及到了他的党员生活，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做出了停止周萍党员组织生活的决定，这让周萍感到“非常受挫”。
　　自此，周萍开始了长达15年的诉讼之路，“当时他们联合社里60多个人签字，把我告到了太原。”周萍老人回忆起那段日子，表情很凝重，“但是我们厂子有土地证，他们没有啊，我不相信没有说理的地方。”之后的周萍往返于运城、太原、北京246次，先后走访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乡镇企业局、省委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组织部等各级党政机关，这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
　　而在这些年里，周萍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党的组织生活，没有地方交党费。周萍家离县礼堂很近，每次听到喇叭里喊“全体党员到礼堂开会啦”，她的心里就涌出一种莫名的伤感；每次路过“党员之家”，周萍也会驻足许久、黯然神伤，周萍说“有这么多‘党员之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家要我。”
　　周萍先后给县委组织部、地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直至中央组织部写过信，周萍说，“即使我有什么地方真的做得不好，党组织可以明确指出来，给我一个改正的方向，镇党委怎么有权力不让我过组织生活？”经过申诉，当时的临猗县委办公室主任肖定虎决定先行代收周萍的党费，这一交就是9年。
　　1996年，由于县里人事变动，肖定虎同志调至其他岗位，又没有人接收周萍的党费了。按党费缴纳的相关细则规定，半年不缴纳党费，按自动退党处理。周萍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党员，老伴卫孟安慰周萍说，“在你去世之前，组织关系解决了更好，如果解决不了，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党员，我给你做面党旗，盖在你身上，然后帮你把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
　　老伴的话周萍信了，从1996年开始，周萍扶贫济困，一如既往地以党员身份要求自己，也正是从1996年开始，周萍每个月拿出2元钱党费，每年24元包成一包写明年份，在周萍心里，自己依然是党的女儿，终归要回到党的怀抱。
　　2000年，长达15年的产权诉讼终于有了结果，经过一审、二审、再审，运城市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康复福利服装厂（周萍的缝纫厂在1990年与民政局协商更名为康复福利服装厂）胜诉。15年，246次走访，在那一刻终于有了答案。土地名正言顺地回到了工厂手里，而此时的周萍已经心力交瘁，一年之后，她将服装厂交由别人经营，自己在16平米的门面里专心扎起了纸花。
　　周萍扎纸花所得的收入不多，“每朵纸花两毛钱，一个大花圈是五块钱的手工费，”老伴卫孟说，“本来家里一直想盖房子，但是周萍不允，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这事了，周萍和我商量好了，有生之年多帮帮比我们困难的人，生活清苦点，但是精神上快乐。”
　　杨建民告诉记者，“1998年南方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去年的玉树地震，老人都积极捐了款，虽然数额不大，但是积极性很高，她还长期捐助聋哑儿培训学校、孤儿和环卫工人，多次被评为助残模范、爱心老人。”
　　
　　回到党的怀抱
　　2006年，周萍出于对当时县委领导班子的信任，决定亲自将积攒了11年的党费亲自交到县委，时任县长助理的杨建民接到这11包党费之后，很快向领导做了汇报，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建政非常重视，请示运城市市委组织部之后，经临猗县猗氏镇党委研究决定，2006年9月15日正式恢复周萍的党组织生活。离开了20年，周萍终于再次回到党的怀抱，周萍说，“那天晚上我一会哭、一会笑，一夜没合眼，我唱了一夜的歌。”说着周萍老人哼了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呀/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嘿……生根开花。”
　　唱完几句，记者发现周萍老人眼角湿润了，杨建民说，“每一次听老人唱红歌，自己都会被感染，周萍老人对党的感情是很难用一句话说得清的，老人的11包党费我买了下来，至今留存，这11包党费是一个农家妇女对党的忠诚、是一个七旬老人对党的挚爱，是一个普通党员对党的执着，她是党的女儿，无愧于党的事业。”
　　和周萍老人话别后，记者来到了嵋阳镇卫家屯村的卫平定烈士墓前，碑上的泥土不知被什么人打扫得干干净净，墓碑上镌刻的文字证明了这位烈士曾为解放临猗立下汗马功劳。卫平定的女儿卫小菊说，多次想为父亲立碑，但因疾病缠身、家境贫困，此事一再搁浅，是周萍老人出资立碑，了此心愿。
　　杨建明说，“卫小菊不知道周萍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周萍在3年前就为9个无名烈士迁坟，无名无份、无‘家’可归的感受，也许只有经历了迷离与回归的周萍最清楚。”
　　编辑:刘文婷 美编: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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