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中央党校教授是什么级别

　　作为一个群体的党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四不主义”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学系教师王贵秀路遇中共中央党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党校简直呆不下去！当时距文革结束不久，北大也是“余孽很厉害”，王贵秀“憋了一肚子气”。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见到这位朋友，朋友说：党校变了！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开了近一个月的整风会议，创办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第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并发动党校808名学员，讨论路线问题。
　　“他白天晚上都干，一个礼拜有五个晚上就住在党校里，有两天回富强胡同6号，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为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时任《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沈宝祥回忆。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发表在《理论动态》上，文末标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报刊发此文，真理标准问题的举国讨论由此展开。
　　按照其女满妹的说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党校建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加速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为胡耀邦，中共中央党校本身也种下了思想解放的传统。
　　党校1977年9月正式开学，一期808名学员分为高干班、中级班和宣传干部班，在宣传干部班学习的原空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董润民曾回忆，开学后不久，他汇报思想状况时提及，学员们讨论时不敢讲真话，怕“说错话”，“过去有人讲话被记录下来，结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余悸。”
　　这时胡耀邦说，“三不”之外，还得加上一条，讨论不记录，不附加小材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原是中共防止党内政治生活无限上纲而提出的主张，胡耀邦加了个“不装袋子”，将其落实为“四不”。
　　“你来学习，你的发言什么的，没有任何材料带回去，谈完就完，这已经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不成文法了。”沈宝祥说。他记得，1979年，成都军区参谋长就在党校批评毛泽东，“那时候中央还没有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通过)啊，大家都很紧张，而胡耀邦的态度是，不发动大家讲，也不阻止大家讲，讲完就完。”
　　
　　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1979年，全程参与了中央理论务虚会的王贵秀从北大调到了中共中央党校，他还记得1979年1月18日，务虚会第一天，周扬带来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不设禁区，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个民主的气氛。”王说。
　　1986年，为准备来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了不少当时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同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也成立了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王贵秀是参与者之一，“我们的层级低多了，但当时叫‘平行作业’，中央也不鼓励两个组过多联系，而鼓励各自研究独立的方案。”
　　“中央组”下设的办公室与“党校组”在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上还一度有过分歧，前者相信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进行，后者则并不这么认为。
　　3年多以后，“中央组”宣告解散，而“党校组”则以“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样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宝祥在1996年参与创办了《学习时报》，关于报纸的言论尺度，他提出，一要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独立思考，就算你对，我也得明白为什么对，一创造，就有花样了”，二要积极地把握好度，“明确规定的东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违规，思想必须放开，不然，不是在浪费青春吗？”这位75岁的老人说。
　　分管《学习时报》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对沈宝祥也有过类似表态：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2000年，《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泽民对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复制发政治局委员参阅。
　　2007年，“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对我说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觉得好就登了，作为党的干部这么多年，你应该主动考虑：怎么样才是为党好。”
　　
　　对学员，有三个“不要低估”
　　
　　“文革”后中共中央党校复校，中共开始确立地厅级以上干部定期轮训的制度，据党校一位教授介绍，党校早期有进修、培训、理论三大部。
　　中央机关、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必须轮流来中共中央党校进修，“中组部统一安排。比如一个省13个常委，都排好了，你什么时候去都知道的。”
　　培训部则主要是培训中青年干部，学制也比较长，一般是一年，有知情者曾对媒体说：“中青班培养后备干部，‘备’到哪一级的都有。”
　　进修部和培训部属干部教育系统，而理论部则在后来发展为研究生院，和普通高校一样招硕士生和博士生。
　　在中共中央党校，每周五都有报告，主讲者至少是副部级官员，“让大家知道中央各部门很多的情况，以及方针政策，一个学期下来少说也能听十几次报告。”这位教授说。
　　谢春涛教授1988年来到中共中央党校，总体感觉是“(教学)压力越来越大”，“学员越来越年轻，层次也越来越高，1990年代中期还有学员是工农兵大学生，到现在，有的班甚至研究生就超过一半。”
　　党校研究室曾业松教授对“压力”有一个具体的诠释。“全国县委书记县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安排他讲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备课期间他和部分县委书记交流，有的书记明确表示怀疑：你一没当过书记县长，二没直接从事过县域经济方面的工作，能教我们？
　　
　　为了“过关”，曾业松一方面大量阅读资料，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组织参与教学的有关专家反复研讨，经过一个月准备写成讲稿，做出课件，后来又进行试讲并广泛征求意见。
　　“对这些官员，也是学员，有三个‘不要低估’。”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不要低估目前中国干部的能力，多数人堪为政治精英；不要低估中国干部的思想解放程度，(这一点)甚至不亚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因为“关起门来讨论，没有条条框框”，他发现，很多社会上、知识界仍在争论的问题，地方早就按照解决了。“比如国企改革，现实工作会让他们觉得，该卖就卖，一争论，事情就耽误了。”
　　吴忠民没有继续阐述第三个“不要低估”，但是他提醒，中国党政干部对政治制度改革推进的愿望非常强烈，“下一步就是现代理念的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渐进式改革对所有群体都影响很大，党校教授有这个便利条件，可以把改革对不同群体的影响进行集纳和总结，”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的赵杰博士分析，“来党校学习的干部带来了特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主张与需求，执政施政方面的信息，同时国企干部学员还能带来他们对中国经济变革所了解到的信息。”
　　此外，从1992年十四大起，中共中央形成了党代会前到中共中央党校吹风的惯例。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了报告，论述了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前，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央各部委和省市一把手悉数参加，1997年的“5?29”讲话，江泽民为“公私”定论，公有制实现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2002年的“5?31”讲话，也被认为有重要意义。同样，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6?25”讲话，也被广泛解读为给十七大报告定调。
　　
　　公信力最佳
　　
　　从微观角度看，中共中央党校确有多人被认为具体地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一位副校长就曾在十七大前对相关课题做重点调研，并两度向高层汇报；过去几年中，党校也曾有教授走入中南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
　　但从宏观角度看，作为一个群体的党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谢志强看来，党校教授首先可以影响的就是作为决策者的学员，“影响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在课堂上讨论执政方式，不需要有结论。”
　　他提及的另一途径则是《思想理论内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每期只印200多份，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办、国办等单位，“我们都叫它‘直通车’。”谢志强教授说。
　　据说，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和中共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是高层领导最喜欢的两份内参。《思想理论动态》的定位是“依据党校特点，着重反映党校系统学员、教员的学习和调研情况，反映他们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服务”。这份内参要“重点办好”的栏目则有：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动态、领导干部思想政策建议以及国内外重要思想理论书刊评介。
　　曾业松教授还负责党校《思想理论内参》编辑工作。2007年，曾业松先后在《思想理论内参》发表他主持的课题研究报告，《八百名县委书记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县委书记关注的问题》等都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一位副总理在批示中明确指出调查报告“很有见地”，“对我们研究农村政策，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很有参考价值”，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吸纳”。这正是曾业松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课题研究的成果。
　　每次党代会、全会前，中央党校教授都是记者们的追逐对象，而每次党代会、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又会成为地方讲座与培训的邀请对象，负责阐释与解读中央精神，“毕竟是干部培训，中共中央党校公信力最佳，但我们也是文责自负。”吴忠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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