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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3-30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半年前,郭小明3人还是东莞一家台资大厂的同事。随着工厂倒闭,他们的命运也随即发生变化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郭小明扶着自行车站在东莞天华家具厂门口,腋下有一圈汗渍。这里是虎门,烈日下,绿色的厂房显得空旷、孤独。许多次,他在薄暮中经过这里,都会发现门口的美人蕉已经枯萎,蛛网在角落里结成了肮脏的绒花。
  
  “我在这里工作了11年,”他对看门的老人说,然后安静地抽上一支烟,像在费劲地等待天明。
  如今,37岁的郭小明在兴义玻璃厂做检验员,薪水还不到从前的一半。1997年,他进入天华家具厂。工厂倒闭之前他是包装部的组长,每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
  郭小明记得,去年10月份,当周围的鞋厂、电子厂纷纷倒闭时,做美国生意的天华工人还一度感到庆幸。尽管这家发展近20年的台资大厂也已经捉襟见肘,但没人相信它会突然倾圮。
  一个毫无征兆的星期天下午,老板“跑路”的消息在600多名工人间不胫而走。当郭小明赶到厂里,他看到愤怒的供应商正要抬走机器抵债。“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们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郭小明说。
  最终,虎门镇路东村委会接管了天华厂,并且垫付了工人的工资。那天下午,厂子的操场上摆了长长一排桌子,工人按部门排队领最后一笔工资。大广播不停地播放着通告,告诉那些按完手印的工人,不要在厂区逗留。
  年轻工人拿到钱就走了,可郭小明心里不是滋味。在工厂外的小饭馆,十几个工作十多年的老职工坐在一起低头不语,仿佛惶惑的未成年人,看不清未来的路。
  “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郭小明说,“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与郭小明一样,周荣钦也是90年代就进入天华厂。他曾想留在东莞,但找得到的工作都只几百块钱一个月,无法支撑一家花销。他最担心的还是上初三的儿子。
  “要让他一直读下去,将来不要像我一样,”周荣钦说,“可这也需要一大笔钱。”
  周荣钦只得回到了广西钦州老家。平时靠打零工来赚点钱,补贴家用。他的妻子也曾是天华厂的工人,现在只能操持家务,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我做了那么多年,按法律规定,一年赔一个月工资,本来能拿七八万补偿金,”已回广西的周荣钦在电话中说,“我们把天华告到法院了。但村委会已垫付了一百多万工资,拍卖来的钱能分到多少,谁知道?”
  另一位工人――在天华厂工作了18年的肖平良,则感到了和生活失去联系的惶恐。从前他所习惯的日常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已变成了遥远的往事。
  “我在家具厂做了十几二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东莞,”肖平良说,“现在我快40岁了,突然要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没有竞争力,一点都没有。”
  
  无业的日子
  
  无业的日子,郭小明会买份报纸,坐在社区广场上。翻完了就在厂周围转转,看着贴着法院封条的工厂大门发呆。
  一天,郭小明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国际新闻,那房间里的家具,和天华厂生产的一模一样。他跳着叫妻子来看,可心里倏然哆嗦了一下――天华厂已经不在了。
  对郭小明来说,十多年的打工像是一场梦,醒过来依然感到生存的重压。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回忆年轻的时候。
  那时他和朋友在桂林做了三四年方便筷生意。筷子从大兴安岭一铁皮一铁皮拉过来,他们自己加工,卖给大小餐馆。
  每天清晨,他骑着三轮车,穿梭在桂林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头一天睡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就会被催筷子的电话吵醒。虽然辛苦,可他从未感到生存的艰辛。
  他喜欢滑冰,在溜冰场上认识了一个在冰激淋厂工作的女孩。此后,他们手拉手地在沉闷的生活中飞驰而过――这个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1997年,郭小明因为没有暂住证,在深圳东躲西藏。检查的人总是半夜才来,听见狗叫和喧嚣,他就得爬起来跳窗溜走。有一次躲到河边的树丛里,因为犯瞌睡,掉到了河里,险些丧命。
  妻子心疼地说:“我们不要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了,好不好?”
  如今,那些情绪仿佛黄昏的日影,渐渐淡去。失业后郭小明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当一个同样失业的老乡找到他,邀他一起去顺德做赌场生意时,郭小明决定铤而走险。
  他偷偷拿出多年积攒的两万块钱入了股。在顺德一家高档酒店,他们包下一间客房。凡是来赌的人,他们包吃包住,然后从赌资里抽取利润。郭小明说,最多一次,他们一夜收了12万,但需要从中抽出一大部分打点黑白两道。
  两个月的时间比两年都要长。郭小明学会了赌博、放高利贷。他白天昏昏入睡,却总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恐惧中惊醒。在为数不多的通话里,他对着妻子大发脾气,可一挂上电话,又陷在自责中不能自拔。
  郭小明最终拿着本钱退了出来。春节过后,走在飘着雪花的湖南老家,他还是决定回到东莞。“我想找一份正当工作,只要它能维持生活,”郭小明说,“11年了,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漂泊,漂泊
  
  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而如今失业的工人来说,家乡已经显得不够亲切。当城镇化的车轮碾过他们的故土,很多人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也是肖平良决心漂泊在外的原因之一。
  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天华厂,每个月只休息一天,平时甚至很少离开虎门镇的路东社区。肖平良已十分习惯这里的世界,但一夜之间,他发现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没了他的位置。遥远的金融风暴呼啸而来,他们被骤然甩出运转了十多年的轨道。四处找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仿佛鞋肚里有一颗石子,每走一步都是痛楚。
  “我不敢进小厂,怕过几天又会倒闭,”肖平良说。“小厂没有保障,说倒就倒了,没有人管你。”
  而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世界工厂”受挫甚深,许多大厂一夜猝死,硕果仅存的企业也在尽量压缩人员,削减成本,努力维持。根据3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节后入粤的农民工有946万人,其中的46万人未实现就业。
  “东莞的人才市场我们也去过,”肖平良说,“但那里都是进公司的,像白领一样的工作。”
   “其实我还是想进家具厂。做了10年家具,只有这方面能得心应手。”可是家具行业在东莞正值举步维艰。在被称为“东方家具之都”的东莞厚街镇,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家具行业的开工率不到60%。理想的工作找不到了,他们都务实地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在东莞找工无望,肖平良去了广州花都,投奔弟弟。
  郭小明还留在虎门。他看到了兴义玻璃厂的招工启事。要招15人,赶过去一看,来应聘的就有100多人,满满地站了一操场。先是查证件,之后考文化知识(其中一题是要写出四大名著的作者),面试后还要做俯卧撑――玻璃厂干的是体力活。
  俯卧撑做到26个,他喘着粗气趴在在地。管事的人说:“看你年纪大,有家有口的不容易,多算4个算是见面礼吧。”
  郭小明说,他一直想去谢谢这个人,可感激更像是种苦涩。比起那些至今失业的同事,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那么大的银行都倒了,大河里的水没了,小河也要干,”郭小明说,“一次看电视,看到美国人过圣诞节,很多东西原来可以买,现在也算了。看看外国人,再看看自己,觉得是安慰,又好像不是。”
  如今,郭小明在尽力缩减开支。原来租240元/月的房子,现在搬到了180元/月的地方。原来买过一双安踏,现在再也不敢买了。他天一黑就到社区广场上,看老年人唱歌跳舞,打发时光。
  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忍不住怀念已经不复存在的天华厂:“老板对我们不错。十多年了,工资一次都没拖过。平时大家相处得也融洽,工作压力也不大,有了这些,还图什么?我本来想在这里一直做下去的。”
  十多年来,郭小明们固守同样的位置,忙碌同样的工作,聚沙成塔般营建起稳定不变的生活。如今,天华厂这个微型世界轰然倾圮,他们忽然发觉自己的身份十分尴尬,甚至不能再被称为“打工仔”了――他们已经与这个称谓里隐含的年轻无畏相距甚远。他们被生活推动着,抬腿出发,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是下一个落脚点。
  在花都的广州火车北站,四下都是喧闹的人声。肖平良畏缩地站在街角,等着弟弟来接他。他的脸色疲惫紧张,在阳光下泛着蜡一般的光色。直到看到骑着助力车的弟弟,他才如释重负地露出笑容。他挤出人群,小心翼翼地坐到弟弟的后座上。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在城市的喧嚣声中,他们摇摇晃晃地,越骑越远。
  (实习生林勋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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