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　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三亚处于什么气候带

　　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1971年9月15日，加拿大温哥华的清晨，3个小伙子登上了一艘名为“菲莉丝•科马克”号的小船。
　　他们按计划驶往北冰洋上的阿姆奇特卡岛，对美国政府将在那儿爆炸一枚100万吨级的氢弹，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
　　至此，“绿色和平”这一全球性NGO，正式踏上了国际舞台。
　　“现在绿色和平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有2000多个工作人员，300多万名志愿者。”通往温哥华的电话那厢，绿色和平（中国）总监卢思骋用港式普通话温和地作起了介绍。
　　
　　
　　NGO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2001年，卢思骋从香港单枪匹马，先后到达广州与北京，成立了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分支。
　　这一年，没有助手，没有正式像样的办公室，绿色和平（中国）就他一人在做事。
　　扎根大陆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颇具环保、劳工、社区、学校民主化等各种社会运动的经验；他曾主修和平与冲突研究，研读过人类学硕士课程；自认为熟谙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及马克思哲学，深刻认识“在中国做任何社会工作时，政府的重要性”。
　　但他仍要面对――“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NGO组织一直实行灰色地带管理方法。即实行‘不取缔，不承认，不认可’的‘三不政策’。”
　　刚到北京时，有媒体呼吁要谨防西方某些非官方组织，小心他们在中国搞“天鹅绒革命”。别说政府官员不愿接见他，“哪怕是环保研究领域的朋友，都觉得我们来会把他们污染了。”卢思骋说。
　　出于某种竞争意识，本土NGO也不会朝他展开欢迎的双臂。
　　由于国际NGO组织尚处于“暧昧”地位，绿色和平（中国）必须与具有合法身份的机构合作，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慢慢壮大存活。
　　卢思骋仍然记得，在当年深思而就的3年计划书中，他写道：“我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恶化。政府会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NGO生存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对绿色和平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浮躁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是绿色和平（中国）做的第一个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项目。
　　2005年，当它首次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时，很多NGO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卢思骋的考虑是：选择它有多重原因。第一、事关粮食，就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它不敏感，2001年时转基因食品问题就已在国际社会引起讨论；第三、可以通过做响这一项目，对外渗透我们的做事风格，同时也为媒体提供充分完备的材料，让记者写出深具威力的内容，取得媒体的信任。
　　在他随后转发的一份材料中，我们看到，2005年年初――
　　在湖北的一个小餐馆里，朋友介绍的一位业内人士带来很多新种子的广告。一个来自松滋县的抗虫稻推销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时调查人员几个电话打过去，才要到了一个当地农技站的人的手机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方在电话里告诉调查人员车号，让他在松滋汽车站暗中接头。
　　见面时，坐在车里的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货就在座位下。他打开两个袋子让调查人员验货，里面每个小包装袋上并没有标明抗虫稻的字样。
　　我们的人说，这样的东西拿回去无法报销，对方在发票上写着：因为国家法律问题，不能在包装上注明是抗虫稻。
　　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录音、录像、文字、图片等相关证据要完整保存，每次我们的调查都要两人同行。获得的证据不敢放在身边。发票、种子、采集的样本，要快递回北京。声音资料也尽快整理成文字，并在第一时间发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要时刻准备着对付不测。
　　第一次送到德国做基因检测的25个样本，大部分也是调查人员在武汉两家大粮油批发市场采样得来。
　　那一次的调查报告，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点，“我们通过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涉及多项国外专利，一旦中国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将为国外生物公司打开大门，他们可以通过收取专利费等手段来控制中国主粮，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
　　
　　真正令他动容的是，那年年底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在云南非法砍伐的来龙去脉：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派了好多调查队去云南记录了APP在云南毁林的情况，回来后在媒体上发布。
　　在媒体公布一个月以后，APP很紧张，他们的国际总部副总裁飞到北京跟我们谈判。
　　我们谈了一个晚上，反反复复，中间很戏剧化。凌晨3点多钟，谈判破裂，他们离开我们办公室。凌晨5点钟左右，他们回来要继续谈判，。
　　谈到7点钟，大家又签了一个共识，他们做了一系列承诺。
　　我们预定的新闻发布会是9点半。8点多钟，记者就要来了，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总裁反悔了，他们要把原来的承诺收回去了。
　　当时我手里就拿着一份双方共同署名的声明，上面表明了APP对全球做出的承诺，这能保护几千万亩的森林。
　　我只能马上修改记者发布会的材料和新闻稿，亲手把这封声明一撕两半。
　　发布会开完、记者都走了后，窗外刚好下起了北京那年的第一场雪。我控制不住地哭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是感到几千万亩森林，就在我手上给毁了。
　　后来国家林业局经过调查，认为绿色和平对APP的指控是有理有据的。但它当时却已经成了云南省一个非常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为什么这么大的项目却在违法情况下通过了项目审批？为什么在证据确凿的指控下，它并没有受到处罚？
　　除了向农业部提交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与APP的圈地毁林进行长期较量以外，2005年，绿色和平还曝光了香港新界的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揭露了广东潮汕地区等内地电子垃圾分拆地的存在，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公司的无毒化承诺；
　　也在2005年，绿色和平（中国）荣获了《南方周末》等媒体颁发的“非政府组织奖”；
　　及至2008年10月，针对中国主要能源――煤炭使用情况的调研，绿色和平（中国）指出，中国的煤炭依赖正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环境代价，2007年的煤炭使用带来的外部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7%以上；
　　同年，绿色和平又披露了APP下属公司在水污染方面的信息不透明，成功阻止了其上市计划。
　　“中国内地很多企业是官商结合，如果你们所做的项目，触及到其中的利益怎么办？”有人问。
　　“经常有人打电话威胁我。比如我们每次打完APP以后，就会有一封不具名的信件写给国家领导人，说‘绿色和平’与国外利益勾结，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后环保部责成中华环保联合会来调查，他们比较正面地厘清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卢思骋说。
　　NGO从业人员最需要的，不是道德优越感，而是扎实的技能和职业精神。这已成为卢思骋和其他NGO组织负责人的共识。
　　“为了保持住独立性，‘绿色和平’一不依靠政府，二不和企业打成一片。每年都靠普通公众的捐赠运行。”电话那厢，卢沉着地补充。
　　
　　卢思骋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不满意。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污染环境，谦逊而满足地活在有限的世界中，天澄水碧，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喝安全的食水，吃放心的食物，环保运动再没有存在的需要，我就心满意足了。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我只是努力生活，尽自己作为地球公民的一份卑微责任。我只是单纯地希望，当我的儿子长大后问我：“老爸，那时地球乌烟瘴气，你做了什么？”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我已尽了我的努力。”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父母成长于60年代的香港，资源匮乏，贫富扩大，拼搏可以糊口，理想只能寄望子女。他俩都没上多少学，却在社会底层表现出高尚的情操，豁达的眼界。我以为明白他们成长的背景，但他们到底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凝炼智慧的，对我依然是个谜。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当最后一颗树倒下，当最后一只鸟消失去，当最后一条河干涸，我们才默然发现，金钱原来不能下咽。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金融危机总会过去，但气候变化的危机却日益加剧，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如果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尽快掉头减少，灾难性的气候将如脱缰野马，覆水莫收。
　　然而，在公众利益代表的缺位下，追求利润极大化的企业和易受滥用的公权力，往往将公众和环境的利益瓜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保NGO荷戟上阵，投身环境问题的利益博弈前线，更是迫在眉睫，利在千秋。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无力感。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1968年大学生的行动主义。那些啸聚街头、筑起街垒的学生坚信：“只要我今晚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现状看起来是那么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行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甘冒天下之不韪，不拘泥于政治正确，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天真而勇敢，一针见血。不卑不亢，不骄不躁。
　　我最钦佩的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Berkeley in the Sixties》这部纪录片讲述了19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运动。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当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加州柏克莱大学行政大楼的学生时，问到一位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拽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拽出去。”为此，我后来去了柏克莱，并找到她跟她聊天。
　　我认识的人当中，我认为梁文道、刘瑜都是够格有余的。
　　Q：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责任与自由，阴阳互补，舍一不可。摆脱责任的自由滋生肆意滥为，剥夺自由的责任造就食人苛政。两害焉能取其一？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Pink Floyd 的《迷墙》。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 ――脚踏实地，追求乌有。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光阴没有虚度，生命有所冀盼，活着的感觉，很是幸福。
　　最大的担忧是：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卢思骋生于香港，1991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期间一直参与学生运动以及社会运动。1999年加入绿色和平组织。2001年开始，先后来到广州和北京，成立绿色和平（中国）组织并担任总监。
　　
　　环保不是“说”，而是用来“做”的。作为一家扎根于中国本土、正视恶化中的中国环保现实的NGO组织，在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金光集团毁林案等重大事件上，绿色和平（中国）都有杰出表现。他们提醒大众：大肆破坏环境的唯GDP增长主义，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危险和有害的。请记住他们的警策：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如不能在2015年前停止增加并尽快减少，地球将出现可怕的气候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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