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旅 [埃科的中国之旅]

　　翁贝托•埃科看起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老头子。胖，有胡子。14年前他来过中国一趟，14年后，他还来不及嗅到中国的气味，记者们就立刻把他包围了。 　　埃科对这样的热情始料不及：记者们都来了，可我的读者呢？
　　埃科作为一名小众作家，却在中国知识界、小说界、小资界备受追捧，追溯其因，可能是因为一本畅销世界，却颇令人费解的“侦探小说”。
　　埃科大器晚成。1980年，48岁的埃科出版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事关中世纪山顶修道院一桩扑朔迷离的凶杀案。该书行销1600万册，席卷欧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被译成近40种语言，并赢得意大利斯特雷加和维阿雷焦文学奖和法国美第奇奖。1986年，《玫瑰的名字》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法国大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巨星肖恩•康纳利主演，创下极佳票房。此后，小说《傅科摆》销量900万册，《昨日之岛》销量400万册，新作《波多里诺》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也极度热销。
　　当年，由于“玫瑰”这一意象含义过于丰富，一时间千奇百怪乃至匪夷所思的诠释层出不穷，加之“解构主义”的喧嚣，一场“玫瑰之战”――关于解读与误读、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争论延续了十多年，埃科终于忍无可忍，在《“玫瑰的名字”旁注》一文中写道：“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他曾经列过一份关于《玫瑰的名字》的12个愚蠢问题对应12个愚蠢回答的清单，嘲笑媒体对他的浅薄解读。
　　如今，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他的《波多里诺》。该书故事繁杂，包含了从十字军东征、圣杯传说，到基督教城市的兴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其中有战争、权术、爱情、神学、异国冒险等扣人心弦的元素。埃科说，这是一本“搞笑的怪异之作”。
　　
　　我怎么会说这种蠢话？
　　
　　75岁的埃科，兼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宗教学家、小说家、散文作家、欧洲最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于一体，却是戏仿高手。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戏仿了生活，狡黠的埃科直接戏仿纳博科夫。《乃莉塔》（选自《误读》）是《洛丽塔》的仿讽之作, 埃科将“老男人恋小姑娘”的故事改为“少男恋老妇人”，令人捧腹。《很遗憾，退还你的……》一文则模仿一个出版社编辑的语气，给《圣经》、《奥德赛》、《神曲》、《堂吉诃德》、《追忆似水年华》、《实践理性批判》等经典作品一一写退稿理由。
　　埃科的中国之行，也多为戏仿。他被多次问及这样的问题：《玫瑰的名字》和《达芬奇密码》有何区别，以及他是否认识卡尔维诺，有没有读过帕慕克，他的“恶搞”和“馒头血案”的亲缘关系，等等。老头儿从来都喜欢“恶搞”别人，这回却被一本正经地“恶搞”、“误读”了一通。
　　
　　――请问，学者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不能指望知识分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只能解决将来的问题，而不是现在的。
　　――你关注什么问题？
　　――地球存亡。我有一个刚刚6岁的孙子。你只要看看北京的污染，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忧心忡忡。
　　――媒体曾报道您有一种观点“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请问是何含义？
　　――我从未发表过这一愚蠢的论调，我本人是反对这种说法的。我刚来中国3天就已被3次问到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城市”，我怎么可能会说这种愚蠢的话？但就是有媒体对我误读，这样以讹传讹。
　　――您有多重身份，小说家、哲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等等。您会怎样介绍自己呢？
　　――一个会在周末写小说的大学教授，或者一个非周末在大学教书的小说作者。
　　――一家网站上说你平时抽大量的烟，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时常在家中举办聚会。请问您如何保证健康呢？
　　――（非常惊讶）经常？！首先，我不认为我的身体状况很健康，这个采访进行到45分钟我便感到相当受罪；第二，我已戒烟。
　　――一个人怎样才能看清身处的世界？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看清了世界。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不妨介绍给我。
　　
　　“意大利现在除了埃科没有作家”
　　
　　埃科是继莫拉维亚和卡尔维诺之后，意大利最顶尖也许也是惟一的大师级作家。问及他本人和读者的关系，埃科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曾经把读者分为两类，实证读者和现代读者。前者理论上说有60亿，他们只是普通读者，我无法控制他们如何解读我的作品。我真正关心的是后一类读者――现代读者，比如一些大学教授和我的学生，他们或许会花上6个月的时间仔细研读我的作品，探究其中的细节和缘由。
　　读埃科的作品并不轻松，译者也好读者也罢，都需要像埃科本人一样，耐得住寂寞，不加入到流行文化中去，才能得其真谛。
　　埃科学识渊博，智力超群，他写通俗小说自然有他的表达的野心。“现代欧洲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在中世纪就形成了……中世纪是我们的童年，我们有必要经常回到那段历史中去回顾自己的过去。”
　　欲理解埃科作品里隐晦的影射，必须了解其创作时的意大利社会经济背景。埃科的中文译者之一刘儒庭介绍说，二战后意大利遭受重创，国民经济近乎崩溃，但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迅速复苏，并很快迎来了经济奇迹。从农业文明一下子飞跃进工业社会，古老的传统遭到冲击，新的事物不断涌现，人与人之间隔阂渐深，人变得愈发异化，不可交流。当时的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便是表现人与人的不可交流。新先锋派“六三学社”有一场关于“工业与文学”的大讨论，埃科和卡尔维诺也参与了讨论。
　　“建国初，中国和意大利的国情是相似的，然而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大大拉开了我们和意大利的距离。意大利5800万人，每年出书1亿多册，家家户户包括农村的人都有藏书。工具书、介绍文化遗产的画册、生活日用书，书房里是思考的书，卧室里是消遣的书，儿童房里是儿童读物。意大利的IT产业没有中国这么发达，网络对人们生活和阅读的冲击不像中国这么大。如今处在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我们，遍地通俗乃至庸俗文化的、没有大师的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我们曾经的文化断层和眼下的不学无术了。”由埃科说到意大利的文化，反观我们的现实，刘儒庭感到忧虑。
　　埃科是罕见通才，可以在不同文化领域间自如跳跃。他博览群书且记忆力超群，私人藏书达5万册之多，不少是遗世孤本和稀世手稿，他利用符号学原理加以编码分类，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目的定期整理。20世纪上半叶，克罗齐的私人藏书曾培育了包括卡尔维诺在内的意大利一代作家，埃科的图书馆能否孕育出文坛的未来之星，我们不得而知。
　　王天青，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埃科学术代表作《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译者，曾在1988年与慕名已久的埃科共进午餐，“他架着一副深度眼镜，眼中流转着难以捉摸的、似乎有点嘲弄而又怜悯人类的神情。中国之所以推崇他，因为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到一种挤压，无法平心静气地学习知识，人有多种欲望，既有求知欲也有娱乐欲，他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正好满足了一些读者的需求，中国读者就把埃科当作娱乐化的形式来了解他。”
　　王天青对当下的文化现实颇多微词：“意大利现在除了埃科没有作家，只有一帮写字的人。就跟中国一样，没有作家，只有一帮码字的人。中国没有埃科，近几十年也不可能产生埃科，这牵涉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一个大学问家的产生需要很多条件：第一必须衣食无忧，第二受过良好教育，第三超群的记忆力和身体状况。中国的许多作家，人文主义积淀不足，对传统文化也不够了解，对人生缺乏一种普遍意义的宇宙意义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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