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徒的幸运与宿命] 一个赌徒10年赌博经验

　　 　　西方近、现代史没有百分之百的真相，只有虚拟的布景和舞台上选好、安排妥定的演员。 　　 　　有一些作家就像时代面汤上的油花，经不起死亡的搅拌。一次都经不起，不要说作品一旦越过生死界，便只有一个命运：在一代一代的死亡漏勺上逃生，像赌博一样看谁能在牌桌上多坚持一分钟。
　　时隔三星期，文坛出了两件事：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欲死而复生。于连?格拉克，小说家、随笔作家，97岁，老死；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的情侣，诞辰100周年。观察两个死去的人透过传媒的词语再度显现，我惊叹存在过的那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后来人怎么看他们。而怎么看他们，有百分之八十取决于他们活着的时候“炮制”的故事，只有百分之二十来自他们的文学才华。这样一来，格拉克就大大吃亏了。他一生没有“故事”，主张人生尽可能消失在文字后面，所以一辈子躲在法国外省小城，拒绝与传媒打交道，唯一足以让后世嚼舌头的举动，是1951年拒绝了“贡古尔奖”。但这么一件“壮举”，加上寿终正寝式的死亡，报纸、电视两天就没有话题了。再看波伏娃，与萨特的情人关系是不尽的话题，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抖出的“谎言”越来越多，但重要的显然是“占领空间”，成为话题。在广告比文字本身重要的时代，文人已经自动缩短了寿命。这一次百年诞辰，除了“神话”和“神话破裂”这些传统的炒卖手段外，又多了一招――现代传媒的最后一招：脱衣服。《新观察家》登了她一张露出整个后身的裸照。我看了，得出结论：肉身和文字可以完全脱离，没有把它们连在一起的理由。肉身之不再神秘，是人类思想死亡的前兆。她有着匀称的身材，从肩背到臀部以上的线条，完全是亚洲女人的。忽然问自己她扛在肩头的“女权运动”在多大程度掩饰了这脆弱的线条?那呈现给世人的潇洒浸透了多少心酸?
　　关于这个女人，我写过不少东西，越是不知究底的时候，越敢下笔。到了今天，当我穿过层层封锁――文字的、历史的、阶级的、种族的、禁忌的，真正游进这个文化的酱汤，我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仿佛被邀去看人家一手导演的戏剧，只看见人家想让你看到的东西，而且居然毫无异议地相信了。西方近、现代史没有百分之百的真相，只有虚拟的布景和舞台上选好、安排妥定的演员。两百多年，真正的统治者始终都在台上，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胜利者的版本，你可以想象。篡改文明的轨道，居然把新版本变成一种宗教，让被改造者都坚信不疑，真是天大的手笔!这样看来，波伏娃不过是被挑中的演员，只在某一历史时期起领头羊的作用，她的女权榜样，是旧文明消亡之长跑的起跑线之一。她在文学史上究竟有没有价值，还要等一百年，甚至更长，才有可能测量。因为19世纪以来，连文学史也未逃脱利益集团的棋盘。
　　我那天在电视上看着她身穿粉色羊毛小套服面对镜头走过来，几秒钟的时间，一切都变得清晰，她既是演员又是导演。我自以为了解她，将已经不是事实而是文字构成的“事实”，一层层揭开翻下去，但我慢慢看出，如果每一个细节都跟出版商的利益、某一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宣传、某个族群攫取权力的需要密而不分，你已经永远无法知道完整的真相。因为现今以“真相”的名义要打碎“圣像”的运作，与当年要竖起“圣像”的炒作，目的如出一辙。这一对文坛“情侣”为他们的“不真诚”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又为他们的真诚将丢失很多。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新征服者投向旧体制的两枚铅球。我曾经拎出的那些“真相”，构筑了我作为“卒子”的命运。而卒子的命运是个接力棒，两百年来就在中国文人的手上一代代传递，直到本文明完全褪色，我们也就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我也是到了西方多年以后才发现，“文化投机”到了掩盖真相的程度，电影、文学的质量标准，被商业利益、族群利益甚至意识形态取代，而这一切又是以市场规律操作的，外表天衣无缝。当制片商、电影节、影评人、电影奖、发行商、电影资料馆全部控制在一个族群手里，同样当从出版商到文学奖乃至书店老板、公共图书馆，也在一小撮人手里，平衡和真实就消亡了。
　　波伏娃在她的小说《女客》中写道：“没有什么东西比她自己的生活更真实。”我要加一句：但那是说不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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