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文章在写我|刘震云 手机

发布时间:2020-04-10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从1982年正式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整整25年了,写作之于刘震云的意义很简单:“不孤单;治病,否则总拧巴容易得忧郁症;有话可以和作品说;它让我痴迷,是文章在写我。”   再过5个多月,刘震云就50岁了。
  11月27日午后,京城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刘震云接受笔者的采访,谈的是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在过去25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这是他和出版界催产畅销书的“黄金搭档”金丽红和黎波合作的第15个年头。
  50岁的刘震云变得沉着和缓慢――穿的是中式大袄,落座后,硬包装“中南海”的烟盒在右手里不停地翻转着,打火机是街头常见的一块钱一个的那种。
  
  主题是“拧巴”
  
  作家查建英还记得,同学刘震云的小说《瓜田一夜》发在校园刊物《未名湖》上时,她还以编辑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找刘震云谈话。198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刘震云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当时我二十出头,比现在的‘80后’还年轻,转眼之间,也小五十了。”过去五分钟就吃撑了的刘震云现在终于学会了吃饭,“可以慢一点,没人跟你抢;嚼完一嘴,再说下一嘴。”
  在1992年出版的小说《一地鸡毛》中,刘震云还是以老张、老李和小林论人物;到了1998年的《故乡面和花朵》则以男女论,“比老张老李更好计算了,男女,世上只有两个人”;这一次,则以胖瘦论,“基本的国情是,胖子统治着瘦子。”胖子和瘦子们在《我叫刘跃进》中都有了确定的名字,这些名字又成为各个章节的标题。
  刘震云与冯小刚和王朔并称“影坛铁三角”,他和刘恒也是当下影坛比较走红的编剧,有批评者称《手机》之后刘震云的写作在有意大规模向商业靠拢。对这样的指责他不以为然:“从唐朝到清朝,文体高贵与低贱的转换,也就转眼之间”,“但各种文体,都出了各自优秀的作者。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柳永,关汉卿和王实甫,罗贯中和曹雪芹,他们的伟大,非分出一个三六九等吗?”“柳敬亭的后代,手无缚鸡之力,一辈子,写了几段有意思的故事,会心的人,看了一笑罢了。祖上同为下九流,就别在文体和职业上争个高下了。”
  《手机》之后,《我叫刘跃进》说的是“U盘”:建筑工地的厨子刘跃进丢了一个包,里面装着酒厂老板李更生和刘跃进的妻子黄晓庆通奸被抓后写下的六万块钱的欠条。六年后才能到手的这六万块钱激励着他踏破铁鞋,在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了另外一个装着U盘的包,里面的秘密涉及到房地产大鳄严格和政府高官贾主任及其心腹老蔺的交易黑幕,权钱交易的双方和窃贼、警察等怀着不同目的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
  刘震云将新作的主题定为“拧巴”:“《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故乡面和花朵》主要说我们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没有它的充斥,我们会不会自杀;到了《手机》,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背叛和假话时,我们是多么的愉快。这一回《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它的近义词是“别扭”)”,“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整天被世界拧巴着,不找个途径校正一下,恐怕离忧郁症就不远了。”
  
  成千上万的“刘跃进”
  
  “真正的良家妇女,是做了潘金莲的事,又没失身。”这是导演马俪文征服刘震云和《我叫刘跃进》电影出品人韩三平的名言,她对幽默的理解能力得到了认可。
  马俪文看到小说《我叫刘跃进》是在2007年初,但刘震云和她前年就认识了。当时,刚拍出《我们俩》的马俪文请王朔、刘震云和陆学常等朋友在北京电影学院看《我们俩》。影片中第一个从郊外拉到民宅门口的长镜头就吸引了刘震云,“马俪文有独特的认识和角度,反映得非常深入,就一老一少两个人说明她和世界的关系”,“其他导演热爱拍摄,她还热爱生活,她满怀热情地拍,这个出发点才是根本的”。
  这次愉快的观影记忆为两个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马俪文曾有过的编剧经历为刘震云所看重,“会节省很多交流成本,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原想拍成《寅次郎的故事》那样的电影,由于她的加入,这列火车极大地提速了,拍成了《这个杀手不太冷》这样的东西。由山田洋次到了吕克•贝松”,“本来说的是羊和羊之间的事,是她把羊领到了狼群里。看了样片,我非常震撼,是一部过去没有的新鲜的电影”。
  刘震云自己就有一个长他两岁的、小学时同过学的表哥也叫刘跃进,“他也不看书,也在工地上打工。”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时,表哥刘跃进晚上12点多了还从工地上打来电话吵醒刘震云――萨达姆死了,你还在睡觉,像话么?“唠叨了8个多小时。”表哥告诉刘震云,萨达姆被绞得鲜血淋漓,而他的弟弟巴尔赞被执行绞刑时把头都给绞掉了。“这个民族就分析没绞好的原因,结果是执行绞刑的人对绞绳距离和人体体重没有测算好,这就是悲剧中的喜剧”,刘震云从表哥“不切实际”地关注的世界大事中又看出了喜剧,“表面看是悲剧,仔细推敲,全是喜剧。就像桌子的表面油光水滑,但内部结构是错位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的时代。”
  刘震云没有想到的是天下和表哥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我叫刘跃进》剧组最近在网上搞了一个“寻找刘跃进”的活动,没想到一个噱头却引发了很多来自真实世界的复杂故事。剧组称全国有200万叫刘跃进的人,刘震云说:“20万还是有的”,“我在写《我叫刘跃进》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名字的感触还不是那么深,在‘寻找’这个活动中我突然发现这个名字放出了另外的一种异彩。”
  吉林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长相酷似毛主席的东北小伙子刘跃进,他一出门大家就欢呼,以致他开始刻意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他开的饭店也因此招徕了不少顾客,“所以最后把这个人弄得特别拧巴,他白天是‘主席’,晚上洗洗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刘跃进,我觉得这种异样的感觉是我在写刘跃进的时候没有的”。刘震云甚至在考虑把这个小伙子写进将来的小说里。
  山东农民刘跃进“整天想着造飞机”但“十几年没有一架是起飞的”,陕西的“80后超女”刘跃进五音不全但因为性格泼辣引起评委注意,公安部禁毒局一位副局长和中国社科院一位副所长都叫刘跃进……
  也真有一个厨子叫刘跃进,是做国宴的,“整天游走于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之间”。
  “体验生活”的提法在刘震云看来“太扯淡了”,生活就在他的身边:“生活是这么横七竖八地叉着的,一杆子打下去全是枣。”
  
  羊可以淹没狼
  
  “引起我兴趣的,除了刘跃进的思维,还有世界的偶然。”刘震云解释他的新作重点阐释了“必然性和偶然性”、“世界的不可掌控性”这两大命题。
  刘震云感兴趣的是,“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当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时,在刘跃进面前,在刘跃进思维逻辑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寻找刘跃进的人,因为秘密的丢失,也出现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当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又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或大或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且出现的方式是突如其来。接着出现的是什么呢?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
  
  在《我叫刘跃进》中,厨子刘跃进无疑就是“羊”了,而房地产老板严格和高官贾主任无疑就是“狼”了,“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羊在装狼,所有的狼在装羊,狼和羊可以转化。”小说中,刘跃进“自觉比一个街头卖唱的身份还高出半头”,于是就逼迫卖唱的河南老乡从河南腔的流行歌曲《爱的奉献》改回唱河南坠子《王二姐思夫》。卖唱的老人开始还不从,刘跃进就开始唬他:“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
  而真正的房地产老板严格却喜欢隔三岔五地来下辖的建筑工地与民工聊天、吃他们餐复一餐的萝卜炖白菜,“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
  “所有羊向往狼”的现象让他洞察到“价值实现”的秘密,这在15年前的《一地鸡毛》中就有体现。刘震云最早是从菜市场发现这个关于芸芸众生的秘密的:去买韭菜,卖的人说一毛五一斤,买的人非要还到一毛三――甚至不惜(一个人一般最多买两斤韭菜)撒谎虚构一个更便宜的摊,“那个摊儿就是一毛三”――可“两分钱钢?儿扔到地上没人捡”。成功还下来的两分钱差价“比这次法国总统萨科齐来中国带回去12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还要有成就感”。
  《我叫刘跃进》中,“狼”如严格死于车祸,老蔺自杀,贾主任被抓,而“羊”如刘跃进却保持完身,小说也因此被一些论者认为是“一个‘羊吃狼’的颠覆性寓言”。但笔者对此存疑,毕竟“狼”的力量在短期内是如此强大,而“羊”又是那么弱小和分散。刘震云承认“羊吃不了狼”,但“羊可以淹没狼”,“以往好多牛逼的人物都在吃羊,但羊子子孙孙吃不完的”。
  刘震云说他无意安慰弱势阶层,但小说中他的描写充满了对各个阶层的充分尊重和同情。虽然“曼丽发廊”在刘震云笔下只是作为一个都市的模糊背景出现,但这位1980年代中期就与池莉、方方一起作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家,在目光由乡村转向城市时,对那些散布在都市里的暧昧发廊和它背后处于灰暗地带的庞大的性工作者群体却给予了正视。“曼丽发廊”的小工被刘震云取了一个名字“杨玉环”,“我也没觉得不体面,取名字还是满怀尊敬”。
  而小说中,刘震云写得最多的还是青面兽杨志、韩胜利、曹无伤、光头崔哥等形形色色的贼,他把这看成是向施耐庵《水浒传》的一种致敬:“《水浒传》里面108个人全是贼,但是施耐庵这位前辈我非常尊敬,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作者在写贼的时候抱着那么热爱和尊敬的心。”
  就像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刘震云没有办法给建筑工地上的表哥找一份更清闲更来钱的活儿。他散淡地从事着写作这份本质上和当年外祖父卖盐卖碱、母亲在供销社卖酱油一样普通的职业。“职业没什么高低贵贱,关键是这个职业是否出了高贵的人。”刘震云崇敬的是小区门口修鞋的湖北师傅,“修起鞋来,一针一线,一板一眼,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冬天了,修鞋师傅还会带个蜂窝炉暖暖手,装在铝饭盒里的午饭要热一热才吃,“他准时来,准时下班,夕阳打在他脸上,特别高贵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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