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关于我国安全及亚太安全战略的理论性思考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制定当前和未来安全战略和对策所考虑的重要依据。

　　中国地处亚太，也是这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国的安全产生着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考虑中国的安全时，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对策处于核心的地位。

　　本研究报告将从分析中国变化的安全环境出发，对中国未来亚太安全的战略和对策进行理论性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大思路和前瞻性，旨在为我国长期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关于安全的概念和思路

　　1、安全概念

　　说到国家安全，可以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领土完整，即主权不受侵犯，危及主权安全的主要是外来的军事威胁。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保证资源供给与维护生存环境，也可以说是发展和生存权，危及非传统安全的主要是非军事威胁。

　　“综合安全”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称，最早由日本提出。综合安全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提，反映了安全观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安全内涵意义的变化，即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

　　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看，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但70年代以来，特别近些年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减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使人们对非军事性威胁更为重视，而且，对非军事安全的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如经济安全（又包括诸如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财政安全等多种内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显然，这种综合安全观所要探讨的远远超出一国或几国的安危，也不是要仅仅提出一国或几国如何防卫，而是着眼于如何建立更加稳定的大地区和国际环境，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因此，现代“综合安全”观不仅研究范围上广得多，它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不太一样的哲学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因此，综合安全观的确立需要对一些涉及安全的传统概念和范畴进行修正。首先关于主权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古典的主权观念认为，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国际关系的基础；
主权国家是完全自治的、因而是独立的、不服从任何其它国家法律秩序的行为体；
在主权国家之上，除了国际法的世俗约定的权威以外，不存在其它任何的权威。因此，主权对国家安全的含义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这意味着，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是保卫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不得受到侵犯。

　　在当代，我们传统主权观仍居核心地位。但同时它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比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各种国际制度与规范，以及日益增多的国际干预行为，正在使各个国家控制本国事务的传统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大量的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强有力的贷款方案及“改革建议”，都“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事实上，“超越”最大的是经济的一体化。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技术都以一种加速度实行跨国界、无领土的流通，造成了各国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由贸易和投资为主体构成的相互依赖机制是对主权利益的延伸，也是对主权的限制。传统的主权权益是封闭的，但现在则是开放的。比如，一方面，大量的经济利益是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和投资以及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外部的规定和变动又使得国内的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大量的国际规则和惯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则”。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危机的传导。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可能成为国内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还有，被称为“全球性问题”（难民、毒品、走私、核扩散、生态危机等等）的日益严重化，更是２０世纪末主权国家面临的一种新的综合性挑战，这些都要求人们用一种新的态度和办法加以应对。有人说这是主权的“虚化”，也有人说这是主权的“扩大”，不管如何表述，对于我们所关注的安全问题来说，它的真正意义是：传统的主权观在考虑国家安全时已经不够了。

　　这也涉及到对“国家利益”概念的认识。传统安全所称的国家利益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的观念，因此，安全保障的基本内涵便是保卫本土国家或国家的地位。但是，新的发展突破了这种狭义的国家利益观。这是因为，一国的国家利益总是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联系，被越来越多的融入地区及全球利益之中。

这样，一方面，就使得仅仅使用军事的手段不能足以保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仅仅着眼于自己也不能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利益的维护不仅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不仅要从本国角度考虑，也要从国际范围考虑。这样，国家利益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结构，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和”结构。

　　2、安全保证

　　传统安全维护的主要含义是发展能够抵御外来入侵的军事力量，即通过最大限度的发展自己的军事优势，“克敌制胜”。[2]“己弱受人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军事的不断现代化是各国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强大的军力是扬其国威的基础。

　　但是，军力的增强要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支持，过分动员资源发展军力会危及经济社会结构的稳定。同时，一国的军力与本国的安全并不完全总是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安全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如果军事对抗加剧，安全环境恶化，则国家安全系数降低，如果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创造一种和平环境，则军事的对抗就减少，军力的增长可以保持在最低限度，国家安全系数提高；
再则，一国军力的发展总是有限，如果出现一国与多个国家（或集团）对抗，则自己的军力就会受到制约或甚至被摧毁。同时，另一方面，这也会导致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形成“力量平衡”的危险变换升级。因此，单纯或过度依赖自己增强军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并不能必然维护安全。

　　因此，国家安全系数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变量。在现实中，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全方位努力，不仅需要增强军力，还需要积极外交和多边合作。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可以起关键的作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不仅往往主要靠非军事手段来维护，而且也需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对安全含义的认识和对安全维护的途径都出现了新的界定。从安全的含义来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内的因素“外部化”，其中，特别是所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安全意义大为提高。

　　传统的安全含义主要涉及国家行为主体，而非国家行为主体因素则不同。首先是“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意义上升。“人的安全”之所以重要，一是它可以危及到国家的安定，二是它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人的安全”的范围很广，涉及危及安全的范畴主要是指人的生存和生活权利（由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等因素造成）受到严重损害和威胁。比如，索马里的种族戳杀，科索沃的民族冲突等，都引起国内混乱和国际军事干预。再则是“人类的安全”，即全球利益受到高度重视。“人类的安全”突破国家界限，把个别层面的问题提到全球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要求采取共同行动。比如，气候变暧、大气臭氧层遭破坏、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核扩散、公海及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外层空间的危险开发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这些事态和现象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全都威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甚至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存在价值，而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努力又不能单靠个别国家的实力奏效，不能不超越旧式的国际法范围和主权理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它一方面会因特别严重而危及国家的生存，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引致国际社会的直接干预和制约。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与国际要求一致的安排，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包括传统安全利益的损失。换句话讲，别国的安全问题也会成为本国的安全问题，在很多场合，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是与其它国家（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发展下，对国家安全保证的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这里至少提出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仅仅考虑传统安全和使用军事手段不能保证国家安全；
其二，仅仅考虑一国因素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显然，新的国家利益观的内涵扩大，突出了内外的联系性，要求人们不是简单的确定敌我，或依据固有的战术，通过“远交近攻”、“先发制人”等博奕策略实现“敌亡我存”，而是可以通过“睦邻友好”、“求同存异”、“搁置争端”等方式为实现国家利益营造一个和平的安全环境。

　　3、合作与安全

　　即便是从传统安全观出发，在现实中，只靠自己“孤军御敌”来维护安全的国家很少。传统的方式是与他国联合或结盟。同时，由于各国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利益依存增强，安全的“链接性”也增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有人提出“集体安全”的构想。“集体安全”是在多个国家间结成“力量共同体”，靠集体的力量来维护成员国的安全。“集体安全”的指导原则是参与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而加强相互间间的联合和协商，从这方面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事实上的发展是，“集体安全”成了结盟的同义语，最终形成“集体防务”集团。象西欧联盟，北大西洋联盟（NATO），都是一种集体安全模式。这种“集体安全”的一个危险是，如果把其他国家作为敌人（或假想敌），“以攻为守“，则会导致对抗。

　　80年代初，欧洲提出“共同安全”思想，主要是针对东西方对峙的局面，试图通过增加东西方间的合作，建立信任措施来缓解冲突和对抗，这导致了“欧安会”的产生。后来，有人把“共同安全”的概念引到亚太地区，试图推动在该地区建立“亚安会”。然而，尽管以协商减少冲突为基点的“共同安全”概念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如何操作。尤其是这种以减缓集团对抗为宗旨的欧洲模式，难以适合亚太地区的情况。

　　90年代在亚太地区提及较多的是“合作安全”。“合作安全”的内容涉及广泛，是一种综合安全观，所倡导的方式是多边协商合作，建立具有一定实际功能的多边合作机制，制定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家间行为准则，即建立一种维护相互安全的预防机制。“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的重要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不是以对抗冲突为前提，平等参与为基础。应该说，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发展是受到了合作安全思想影响的。ARF以多边参与和协商为基础，以发展预防冲突机制为目标，不搞“集体防务”，是一种创新。不过，鉴于对有关合作安全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因过分强调“机制化”而导致推进过速，也可能会因过分强调“协商”而导致无实质性进展，令人失望。当然，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合作安全是一种预防机制，不是一种危机处理机制。特别是在预防机制没有健全起来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危及安全的严重形势，合作安全的协商机制就可能显得很弱，甚至无能为力。因此，许多人对以多边协商为基础的合作安全的实际功能深表怀疑。

　　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了“新型安全观”，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间关系，通过平等协商、对话与合作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不搞军事对抗和军事集团，发展不针对任何国家的安全合作。“新型安全观”的核心是搞合作，不搞对抗，特点是进行对话和协商，不搞军事集团或同盟，被认为是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的原则基础上产生的，吸收了它们的思想。[3]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以各国参与和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安全概念和机制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说，由于军事技术和装备，其中特别是核技术、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高度发展，使得传统安全的威胁源和含义发生很大变化。在威胁源方面，显著的变化是危险不只是来自敌对方，它可以来自一般的转移和扩散。在含义方面，最严重的是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也能正确地理解其他国家的定位，则冲突就可能消解。该理论认为，目前亚洲国家处于集体定位转型的初期，它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在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转向全球共同体的思维模式。它们开展各种对话，通过不断的接触和沟通，消除旧的自我定位模式，增进彼此了解，建构新的定位模式。例如自70年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一直在努力消除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彼此敌意和仇恨，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中美也一样，从70年代开始，双方都改变了在该地区旧的自我定位，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亦是如此。自我定位模式改变了，国家间关系也会发生重大的关系，与之相应的地区战略秩序和安全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很难说那一种理论对当今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战略与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但上述理论都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人们的安全观念以及决策者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很值得关注。

　　三、对中国所处安全环境的估计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使得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也发生重要变化。如何分析和估计我国目前，特别是今后一个时期所处的安全环境，对于我国制定安全战略和政策至关重要。

　　1、对安全环境的综合估计

　　（1）关于世界格局

　　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两极对抗终止，各国从冷战威胁的阴影下解脱出来，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消失。新的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世界多极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超多强“，即美国作为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多个大国、强国并存，尽管其他多极的力量会上升，但真正能取代美国超强地位者还不会有，美国也不会因明显衰落而成为普通的一极。

　　然而，“一超多强”不是一个从属结构，也不是一个敌对结构，更不是一个平衡结构，而是一个制约、限制与合作的结构。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居于优势地位，且在一些方面居主导地位，但是，美国单独支配的力量减弱，在地区和世界重大事务中，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多极”是对“超极”一种的制约。由于利益上的差别，尽管美日、美欧为同盟，但在重大事务上也不是事事都会一致。

　　在多极发展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加入，今后，其他一些大国，象印度、巴西等也会随着发展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极，这使得“多极”成为一个动态结构。一方面，这种动态结构可能会产生不稳定和矛盾（尤其是新的上升极对现有秩序格局的挑战），但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结构又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当前，这种稳定性突出的体现在大国“伙伴关系”的发展，看来，这种发展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和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因此，从总的来说，多极的稳定性要超过不稳定性。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以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独立一极的面目出现的。中国力量和影响的上升必然对现有秩序和格局形成挑战。作为后起的上升大国，中国需要一个有利的新秩序。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秩序不是靠完全推翻或打破现有秩序和格局来实现，而是通过现有秩序和格局的自身发展和调整来实现，因此，中国不是现有秩序和格局的敌人，而是参与者之一。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而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有些人把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德国与日本的崛起相提并论，因而把上升的中国说成是一种威胁，这显然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强制别人改变看法，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只能在对中国发展和参与逐步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减少与消除。从中国自身来说，不是处于被动地位，也不会陷入敌对关系，在总体环境上是处于一种比较有利地位的。

　　（2）关于周边关系

　　在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周边关系居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邻国。长期以来，由于诸多的原因，周边环境一直不好，及至武装冲突时有发生。90年代以来，通过多种努力，中国的周边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中俄边界划定与战略协作伙伴的建立，与俄及中亚国家边界安全信任措施的实施，与东盟国家、韩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以及与印度在边界军事信任措施上的进展等，不仅使得中国与邻国关系得到改善，而且得到改变，即大大减弱或消除了对立和对抗，从而体验到周边的安宁。一个发展中的愈益强大的中国是取得这种安宁的基础。

　　当然，中国力量的上升会使近邻国家感到担心，甚至害怕受到威胁，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军力或加强结盟来对付中国力量的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使其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展一种非对抗的、协商与合作的关系的要求增加。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具有两个积极性，符合各方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国与几个邻国还存在着领土、领海及海岛的争端，但为此发生较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争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会逐步被有关国家承认和接受，另外，因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引发的种族矛盾即便与个别邻国有一定联系，也可能被限制在较小范围，不至于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从这点出发来分析，只要中国自己不乱，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坚持睦邻政策，这种安定的周边环境就可以得到维持。

　　稳固周边关系的一个长期战略是通过合作发展相互间的合作。中国的优势是规模大，经济发展处在上升时期。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仅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市场，也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如果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那么，共同维护局势稳定和安全的要求就会进一步提高。

　　（3）关于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成功发展的一大特征是与地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不断增强。经济与外部的联系扩大，并且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的扩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可用资源，但同时，也增加了易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体现在对外部市场资源（原料、资金、技术）的直接依赖，另一方面起因于本身体制上的缺陷（本身太弱，或不健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的事实表明，外部的冲击可以极大的改变发展的环境，甚至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当然，不能因为存在外部冲击而封闭自己，发生危机不是源于市场开放本身，而是因为缺乏对开放市场的管理。因此，抵御外来冲击的有效手段主要是加强内部规划与管理。

　　尽管如此，对影响及至危及经济安全的因素必须给予足够重视。从发展的角度看，对中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的短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对外部石油依赖的增强。在这方面，其变化不仅往往是不可测的，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如油价的大幅度变动可以对经济及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国都把稳定外部石油供给来源和保障供给线的畅通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冲突战争都与此有关。

　　从综合环境来分析，对中国经济安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其一，亚太地区或世界主要地区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逆转，从而严重影响出口和外资流入；
其二，由于政治关系恶化而导致主要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
其三，国内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使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调，进而发生危机，使外部丧失市场信心，或者因管理不善导致市场失控，对外部冲击破坏国内经济稳定与平衡。对于第一种影响，要通过建立防范机制，其中主要是加强国内经济“自我创造的能力”来保证经济安全。比如，调整发展战略，实行“两个市场并行”（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战略，改变过份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走“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这里说的是一种动力机制，不是说降低开放程度），减少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过分依赖。对于第二种威胁，不可以不警惕，因为未来的不可测因素很多。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政治、贸易等方面的分歧，被局部制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如上所述，在一般情况下，遭受全面的制裁的较小，较之过去，中国的外部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制导”外部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要对中国进行制裁或遏制是很困难的。对于第三种威胁，这主要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以往的事实表明，尽管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中国实行了一条渐进的政策，使得经济取得了稳定的发展，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特别重要的是，人民普遍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这是在变革中取得社会稳定的基础。从总的来说，尽管存在着外部因素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危险，但是，只要国内政策得当，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政治不出现大的动荡，经济安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基本保证。从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

　　2、中国安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尽管中国安全的总体环境看来是有利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事实上，未来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如何对付这些挑战既需要实力，也需要智慧。

　　（1）“中国威胁论”

　　中国安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和对付由于本身实力上升所引起的综合关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所带来的实力上升极大的改变了地区和世界力量对比和格局。中国作为多极中的一极，其发展一方面有助于世界力量格局的平衡，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一些不确定因素。出于以往的关系和认识，许多国家都对中国的未来与作用产生疑虑甚至担心。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大变数，因此，“防备中国”成了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共识”。应该说，这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根源。比如，美国担心中国崛起破坏现有秩序，日本害怕中国强大会对其进行历史的报复，东盟忧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强行占领南沙，危及其内部安定，就连俄罗斯也对中国的强盛感到不放心。有鉴于此，对中国的有形无形的限制或制约都可能会存在。象美日军事联盟的加强，TMD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等都有对付中国力量上升的现实和潜在意图。最危险的发展是形成许多国家联合对付中国，对中国进行包围与遏制。这是中国最应避免的一种形势。

　　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不是作为一种对立的力量出现的，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既是参与者，也是合作者。在今后的发展中，与中国为敌缺乏前提和基础。同时，把中国作为敌手进行遏制也要付出代价，并且不会在许多国家间轻易取得共识。因此，对待中国力量上升的现实选择策略主要是与中国共处，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与大国和邻国结成伙伴关系，就是由于符合对方的这种选择，得到了对方的应对。多边“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中国从一种可能发生对立的格局中走了出来。

　　显然，在安全关系上，中国面临的主要还是挑战，而不是敌对格局。这样就使得中国拥有应付挑战的主动权，可以采取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即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以攻为守”，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和加强多边合作。通过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其威胁感，消除可能的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中国要有“大国风范”，能够理解别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担心。这种担心要通过中国自己的行为来加以逐步减轻和消除。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要客观分析形势，避免因某些短时出现的紧张局面而采取对抗措施，从而加剧紧张，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误解”。

　　（2）大国关系

　　对于中国的安全环境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对抗消失。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利益上的不同，特别是发展上的不平衡，大国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处在大国关系调整与变化的核心。

　　从地缘与重要性上来考察，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关系，如中美关系；
二是近邻关系，如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
三是战略平衡关系，如中欧（德、法、英、意）关系。从特性上来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双边关系，二是多边关系（象中美日之间的三角关系，中美日俄之间的四边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中美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引起矛盾的主要根源是美国是维持现有秩序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对现有秩序形成挑战的发展中的上升大国。美国没有与一个上升大国和平共处的经历，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仍然有着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的崛起的含义和后果必然感到担心。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有关是交往（engagement）还是遏制（containment）政策辩论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相关热词搜索：理论性 亚太 思考 战略 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