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导论

　　本书以研究四川东部地区一个村庄在２０世纪一百年历史中的治理变迁为主旨，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是这一研究所着重要考察的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在为丰富２０世纪中国农村村治历程的图像提供一个微观案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这一历程本身的理解。

　　一

　　在２０世纪的乡村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变迁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之一。所谓乡村的治理，在本书中更多地称为村庄治理，或称村治，它是指运用公共权威构建村庄秩序，推动村庄发展的过程。

２０世纪的村治发生在２０世纪中国政治跌宕起伏的大变革场景之中，动荡和变革所导致的村庄权威与秩序结构的转换、重构与变迁，往往决定着乡村变迁的方式、路向和速率，因此，村治的变迁往往也就成为这一个世纪之中乡村现代化的前提和核心。

　　２０世纪的村治变迁发生在同一时期中国现代化恢弘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这场起始于晚清时代的现代化是对西方压力的一种应对，由于应对的失败，因此，现代化给中国所首先带来的并不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成功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摧垮了中国的上层政治社会结构，也导致了上层结构坍塌之后的基层社会失范，即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传统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机制的松弛和断裂，乡村精英的外流、蜕变或武化，基层社会的权威或治理真空，这一切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上层政治社会的重建，也妨碍着基层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因此，村治作为一项事业和话语， 在２０世纪初便成为为当时的政界与知识界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在波澜壮阔和迂回曲折的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回声。

　　１９０４年，清末河北定县乡绅米迪刚兄弟在家乡翟城村进行改良实验，劝导农民废庙建学，改善村庄组织，发展地方自治，这是２０世纪村治的滥觞。其后，山东乡绅王鸿一于１９２８年创办《村治》月刊，河南地方实力派梁仲华、彭禹庭与著名学者梁漱溟于１９２９年共同筹建河南村治学院。３０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由此，村治作为具有特定内含的概念，旋即又发展为一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在３０年代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单纯以改善乡村状况，改良乡村组织，启迪农民自觉为要旨的“村治”、“乡治”抑或是“乡村建设”，却无法化解总体性社会危机背景下的乡村危机，所以，随着政治革命的风暴席卷乡村大地，各种体制之内的治理努力便被汹涌而至的革命洪流所吞没。

　　２０世纪中叶是中国农村治理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此一时期，以社会革命为价值内含的政治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５０至７０年代，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变迁，村治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而存在，它隐含在人民公社的制度结构和国家对农村所实施的各种革命性的社会改造之中，以特殊的方式运作秩序，组织经济。

　　然而，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理方式虽然以国家权力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高度整合形塑出以全能化的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乡村秩序，却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随着政治形势的巨变，这一治理结构本身也就面临着解体与重建。

　　８０年代上半叶的农村经济改革在成功地实现了村庄经济再造的同时，也将村治的问题重新提上了发展的日程，随着乡村体制的重建和被称为“乡政村治”的基层乡村政治结构的运转， 村庄的治理地位和村庄权威与秩序的运作方式以村民自治这一新的方式重新摆在人们面前。围绕着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和评价，在２０世纪末叶，村治又重新成为知识界最富激发性的话题之一。

　　围绕着以村民自治为表征的村庄政治发展，在政界和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乡村治理模式改造的大争论。以学界而论，争论围绕对村民自治和“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的评价展开。

争论之中，赞成村民自治者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有效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治理方式，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的精神，而且还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发展前景乐观。

而反对者则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村民自治的连带效应进行了否定，认为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很难产生出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动力，认为乐观派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种种制约条件估计不足。

随着争论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回向历史，力图从历史中，尤其是从２０世纪百年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史中进一步发掘对争论有用的资源。

　　于是，人们发现，村民自治的研究和争论实际上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２０世纪中国农村的村治历程，乃至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历程的窗口。因为一方面，乡村中国、乡土政治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起于今日；
另一方面，在前述争论中反复困扰学界的一些由村民自治引发，但却远比村民自治复杂和宏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诸如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权所面临的困局等，实际上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反复出现。

也就是说，眼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政治的现实片断，实际上并非一段无根无由的“新历史”，而是既往一百多年村庄治理变迁史的延续，它所面临的问题，它所形成的话语，也是历史上类似问题与话语的再造。由此，关于村民自治的讨论就进一步上升、提炼甚至“回归”为关于村治问题的讨论，部分学者力图在一个更广的理论视角下检视、定位与评价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乡村治理研究，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了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对接。

　　围绕着村治所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对接表明，在２０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现代化变迁中，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貌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缠结着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乡村治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存在决定着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９０年代下半叶以来，围绕着村治问题，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有多个学科进入、并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少有的学术热点，以至于有学者将这种状况形容为中国学界仿佛进入了一个“草根时代”。

　　对现实中的“草根问题”的关注固然重要，然而我以为，对于村治这样一个在２０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困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仅仅作一种横切面的现实关注又是很不够的，对２０世纪中国村治历程的回溯和梳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相应现实问题的把握与思考的深度，因此，对于２０世纪中国村治历程的总体性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尤其是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已经跨进了新世纪的门槛，另一方面却仍然拖着旧世纪的历史投影艰难前行的时候，这种纵向性的历史回溯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重要。

　　本书即是这种回溯的一种努力，尽管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关于一个村庄治理变迁历程的叙事与思考。

　　二

　　学术的发展是累积性的，问题的确立离不开对既往研究的清理，而已有的相关研究又无疑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回溯既往的研究，我注意到，对２０世纪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在关于２０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众多的学科领域，用“汗牛充栋”这句古语来比喻研究著述之多，并不为过。在此，我着重就与本书主题和写作形式关系紧密、有影响的、以村庄为表述对象的个案研究进行检阅，进而探索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对于２０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最初多出自于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之手。１９２５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Ｄ·Ｈ·库尔普出版了以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为基础的《华南乡村生活》；
１９２９年，李景汉出版了以京郊挂甲屯等四村１６０户家庭调查为基础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
１９３５年，林耀华出版了以福州义序调查为基础的《义序的宗族研究》；
１９４８年，他又出版了以福建玉田县黄村调查为基础的《金翼》；
而在１９３９年费孝通则出版了他以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这些著作，因作者所特有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多以研究村庄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为主，然而，在那种被称作是对乡村生活进行全方位透视与描述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文本叙述方法的引导下， 乡村政治的变迁及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等问题也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尤其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在通过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论述，“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的同时， 还提出了国家对基层村庄组织所实施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这一对中国现代化研究影响甚深的概念， 从而使他仅凭这一本书就足以赢得终身的荣誉。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尽管这一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服务，但是，它所积累的丰富的田野资料，却为日后日本和美国学者的中国村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仁井田陛、内田智雄、平野义太郎、福武直、中生胜美、佐佐木卫、石田浩以及马若孟、黄宗智和杜赞奇等人都利用这批资料作出了引人注目的研究。

　　２０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是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这３０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一般的讲，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很难有进入村庄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此一时期不多的几项研究也多是由一些海外学者完成的。然而，这一时期的著述却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研究者们十分关注此一时期中国村庄社会的政治变迁，并且将这种变迁置于一个更大的革命化政治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考察。１９６６年，威廉·韩丁出版了他以４０年代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为基础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５０—７０年代，柯鲁克夫妇出版了关于太行山区十里店的三部著作，即《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１９５９），讲述了十里店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７年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过程；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柯鲁克夫妇于１９４８年２月到５月在十里店目睹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选举过程；
《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讲述了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在十里店地区所展开的公社化运动。

１９５９年，杨庆堃出版了以广州鹭江村调查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１９５６年，Ｗ·Ｒ·葛迪斯来到费孝通所描写过的“江村”，并撰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革命前后开弦弓村的社会变化进行了描述、比较与分析。８０年代初，威廉·韩丁又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陕西长弓村的再次调查，出版了《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而在１９７０年，马若孟则出版了以满铁“惯行调查”中的４个村的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了近代中国的村庄和农户的组织、职能及其变迁问题。

　　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者们重新进入村庄从事田野工作成为可能。在此前后，以村庄的叙事作为文本表达方式的研究逐渐地多了起来，并且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著述。１９８４年，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又译作马德森）、安戈（Jonathan Unger）出版了他们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数百次访谈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紧接着，１９９２年，他们在进一步考察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之后，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而１９８４年赵文词利用同一批调查材料出版的《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一书，则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了陈村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作者认为在传统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互动之中，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村庄精英人物，即符合社区道德期望的和适应国家道德期望的，而在每种类型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共产主义士绅”（communist gentry）与“共产主义起义者”（communist rebel）和“道德主义革命者”（moralistic revolutionary）与“实用主义技术官僚”（pragmatic technocrat）。赵文词的研究将仪式与道德话语放在国家、行动者、社区之间的互动中进行分析，“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德治父权统治之间的根本差异和潜在矛盾与冲突”， 揭示了社会变迁背景下村落政治文化的一个面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继赵文词之后，黄宗智出版了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撰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该书不仅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而且还探讨了２０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宗族与村政的关系，黄认为在宗族组织不发达的华北村落中，族政与村政是相互分离的，但村政的建立仍然离不开各族的支持。黄还将自然村与国家的关系置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了现代化所导致的国家权力扩张对于新型的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的影响。同样给黄宗智带来巨大学术声誉的还有他在这之后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后者沿着前一部著作中“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思路， 通过引入“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中国农村同西方完全不同的商品化过程。黄指出，这种过密型的商品化过程不仅未能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反而使其进一步完善，因此，几百年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增长”；
同时，黄又将１９７９年以后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对这一“过密型增长”模式的突破，从而令人信服地解答了困扰中国农业发展原因的难题。《长江三角州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同样探讨了１９４９年以后的革命性巨变对乡村政治的影响，黄认为，随着解放后国家权力的扩展，传统的国家政权、地主士绅和农民的三角关系已经改变成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他认为，这一变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远盛于农村社会和财产关系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黄宗智的两本书可以称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的里程碑式著作，那么，杜赞奇利用满铁“惯行调查”中６个村的材料所撰写的《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则是一部探讨２０世纪上半叶国家与村庄关系的经典之作，该书所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文化的权力网络”这两个贯穿全书的中心概念，对现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前者，杜赞奇探讨了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和国家与村庄连接机制的变异问题， 杜赞奇称这种变异为“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的变化；

由后者，杜赞奇探讨了村落中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深刻地分析了２０世纪上半叶国家在基层乡村丧失合法性的原因。该书无疑使人们对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乡村政治衰败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论及２０世纪国家对村庄社会的改造，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也是不能不提及的，作者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的个案研究，指出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地方社区离中央权力机构行政控制中心较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当时的国家主要是利用地方精英的网络控制民间社会和社区生活。２０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乡村的权力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而新的政治精英也成为这些“行政细胞”的“管家”，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１９４９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则以叶文德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人生经历为主轴，反映了在福建林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黄认为：在中国农村中有“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

　　与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国村庄叙事一样，８０年代有影响的著述也多为海外学者所作，这大抵与此一时期中国大陆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旧已缺失，尚需重新与海外和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本土社会学研究续接，重新积蓄能量有关。然而，在进入９０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有了改变，一批由本土学者所撰写的村庄研究的个案性著作相继问世，给关于中国村庄的个案研究注入了一股本土的空气。１９９７年４月，王铭铭出版了他根据自己对福建安溪县美法村的调查而撰写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一书，该书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以福建溪村陈氏家族社区自明初迄今６００多年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作为叙述架构，力图在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变迁的场景，细致地描摹出国家同村落之间在时间维度中的互动过程。同年１０月折晓叶出版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则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万丰村为个案，“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观察和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由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变迁”， 而万丰村这一“超级村庄”的社区结构和村政运作，也为人们认识非农化过程中的村治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面相。张乐天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浙北联民村为研究对象，全景式地描述了这个村庄自１９４９年以后，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且从“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入手，分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对浙北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它对传统村落文化瓦解的双重作用，从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中对人民公社制度作出了历史的定位。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也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田野研究作品，李书磊将村校作为村庄社会中的国家楔入性因素，在特定的村落场景中讨论了国家与社会的交切与互渗，从而使其在当今方兴未艾的“第三部门研究”中占据着自己特有的位置。庄孔韶于２０００年出版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更是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作者通过对林耀华的金翼黄村的再调查，展现了黄村数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此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１９９６）、王铭铭、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１９９７）、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１９９７）、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２０００）、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２２个村的调查与比较》等书，也都以不同的村庄为文本， 描摹和分析了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变量和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面相。

　　当然，上述检阅仍然是不完整的，至少它还没有包括那些我所知道，但在我写这段文字时尚未出版的一些有特点的研究，诸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博士的《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１９３８－１９５２）》，华中师范大学项继权博士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于建嵘博士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研究》等，这些研究，与前述那些研究一样，也为人们回望２０世纪的村庄政治打开了多扇不同的窗口。

　　应该说，个案研究是以特定的村庄为研究对象的，对特定村庄叙事与分析的理解断不可脱离该村庄的特定情景和“上下文”关系，因而，不同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性与价值，然而，我又意识到，对这些虽然可能并不具有可比性的研究文本的梳理，又确能有助于发现和寻找问题，进而为自己的研究进行定位。

　　我注意到，已有的村庄个案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１）从研究的学科类别上看，它们多是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完成的，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以村庄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化构成为要，虽然因为这种研究多具有全景似的民族志特征而没有回避对于村庄政治的讨论，且有的著述也是以政治变迁作主题或以政治变迁为背景的，但是，这种学科的偏向性仍然为政治学者进入田野提供了十分充分的空间。（２）除王铭铭、庄孔韶、于建嵘等人的研究之外，绝大多数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时间维度，但却不是以整个２０世纪作为考察时段的。虽然说世纪的时间设置只是一个文化上的象征标志，但是，从对这一标志所覆盖的历史时空的研究中，也确有助于发现不同世纪时段中村庄社会演进的特征。况且自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性因素的切入，支配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逻辑较之于这以前的若干个世纪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以２０世纪作为村庄研究的时间设置，无论对于比较村庄社会在进入现代化前后的历史差别，还是为已经展开的现代化新世纪提供一面昨日的镜子，都是很有意义的，而这一工作在目前的知识界还没有真正的展开。（３）在已有关于２０世纪村庄变迁，包括村庄政治变迁的个案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是一个被学者们运用较多的分析框架。究其原因，有西方学术资源影响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现代化是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主导与规划所导致的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及两者的新互动结构是形塑村庄特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这就决定了“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生命力和运用范围的广泛性。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以这一研究框架为背景的村庄变迁研究还远未结束，这不仅是因为已有的研究远未能穷尽问题，也是因为有的研究也并不能使人满意。例如，我们若依寻着杜赞奇等人所开创的“国家政权建设”的路径，就不禁会进一步追问：在整个２０世纪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乡土权威与秩序究竟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总体性变化，这些变化在２０世纪上半叶、２０世纪中期和２０世纪后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是表现为一种历史逻辑的断裂与置换，还是存在着某种一以贯之的逻辑，这种逻辑是表现为国家权力与话语对村庄地方性权威空间的单向进占，还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交切、互渗与博弈，以及由博弈所致的新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

　　而从宏观的历史模型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就更多。例如，考虑到村落场域中的宗族、地域、人情网络等非经济因素与生存经济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乡土中国普遍存在这一经济因素的制约， 杜赞奇那一影响广泛的关于“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替代的论断，究竟是一种普遍化的结论抑或只是一种情景化的知识，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政经合一的乡村治理结构是否真的完成了杜赞奇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进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８０年代“乡政村治”对人民公社的取代，如何理解这种取代在“国家政权建设”框图中的位置，如何看待当下学界中关于村民自治是一种经纪模式的观点。又如，在国家与村庄的互动中，作为一种物质性要素、知识体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现代性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村庄的“地方性知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再如，当我们联系到改革开放以后村落传统复苏的情势，又应该如何去认识赵文词关于村庄精英的分类，又应该如何去评价黄树民对国家大众文化取代村落社区文化的定位。再如，如果说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只是王铭铭在其《社区的历程》一书中所依据的吉登斯国家理论的一种地方性诠释，那么，王对历史的编织又何以会激起历史学家的强力反弹，以至于有人直指其为对中国历史的“过于陌生”。

诸如此类的追问的确是富有激发性的，这说明２０世纪的村庄社会特性还等待着更多的田野研究去揭示，而在这种研究中，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溯过去的一百年，又自有其独特的全局性优势。

　　因此，我仍然准备在这些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入村庄，“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对于我也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在学科的侧重、考察时段的设置和研究框架的确立上，我也有自己特殊的考虑。我所着重关注的是对２０世纪这一历史时段中的农村村治过程的整体性理解与阐释，其中，村庄场域中国家权威与社区权威的关系，两者的互动状况，由此而形塑出的村庄秩序，即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结构和状态是我在村治的分析性概念下意欲考察的共时性因素，而２０世纪中国宏观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因素的楔入以及这一楔入对村庄秩序的“地方性知识”的冲击，地方性知识对这一冲击的回应，以及由此所引至的前述共时性结构的改变，则是这一考察的历时性坐标。

　　与我所检阅过的研究一样，我同样是在对个案村庄的解读与阐释中去完成这一使命的，而一旦进入到特定村庄的场景之中，宏观的理论关注也就转化成为对情景化知识的具体追求，至于这一情景化知识是否具有典型性，是否能够以小见大，已经不再是我所要刻意去追求的目标。因为我认为在一个特定村庄的研究中先入为主地给自己设定这样一个目标，既可能是超离实际的，更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情景化知识对于现有理论的反照和以个案研究中抽象出的结论参与学术的交流是我所更在意的。

　　三

　　我所研究的村庄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磐石乡， 它的正式名称叫双河口村，在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称它为双村，这一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二是为了与学术研究的传统相一致。我力图通过对该村村治历程的观察，阐释在２０世纪的现代化背景下有哪些因素参与了对村庄权威与秩序格局及日常生活情态的形塑。

　　双村位于四川省东部大巴山的尾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山村，由于山川阻隔，这里距离达州市市中心虽然不远，却保留着完整的农业形态。在川东大地上，这样的村庄为数甚多，双村与它们相比较，并无特殊之处，但是，这可能正是它的价值所在。选取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作为研究的文本，不能说完全是随机和偶然的，自从我决定以一个川东老乡的身份到达州进行选点调查，就“先入为主”地将农业特征完整、历史相对清楚、经济发展程度一般这样几个并不特殊，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作为选点的依据。当然，这主要是从研究的方便，并非从其代表性着眼的，然而，大众化即代表性，这又是在从事农村调研时所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判断。尽管乡村中国幅员辽阔，社会转型中村庄的异质性日益增大，但是，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象双村这样的农业型村庄至今仍然占据大多数，双村便由此进入我的视野，并最终成为本项研究的文本。

　　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我曾经两度深入双村，进行长时间的驻村调研。在双村的那些日子里，围绕着调查提纲，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材料。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来自于远方城市的教书先生，村民们先是表现出不解和好奇，继之则给予了理解和接纳，并在工作上通力配合。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在集贸市场、政府大院，在饭后的晌午和夕阳西下的傍晚，在漆黑的夜路上，甚至在牛栏猪圈旁，我与众多村民进行了大量接触，并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收集到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和口述资料。

　　所收集和查阅到的成文文献包括：（１）不同年代的县志、市志、乡志、民政志、族谱、碑文、墓志、民谣、地方文学作品等，它们为研究双村及其所在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地方志中，我不仅找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达县志，而且还获得了国内少存，素来受史家所青睐的《磐石乡志》。这些志书，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地方史知识。（２）村里的各种会议记录、工作笔记、总结汇报材料、各种统计报表、账簿、户口簿、规章制度、协议合同、诉状、调解记录，以及其他档案材料。双村的干部对我无保留地开放他们的档案，极大地方便了调研工作的进行。（３）地方党和政府的文件、统计、计划、报表、地方法规等，这些文献对于了解村治过程中的国家进入也十分重要。

　　口述资料是又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调研期间，我与各种受访对象接触总计在３００人次以上。受访对象中，既有区、乡主管农村工作的党政干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也有村组干部和村民；
既有八旬以上的乡村老学究，也有目不识丁的乡下老汉；
既有生活半径没有超出过达州地区的小脚老妪，也有走南闯北的青年打工仔；
既有土改和集体化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有原来的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女；
既有作为乡村文化精英的村校教师与赤脚医生，也有作为传统仪式承传者而继续活跃于乡间的风水先生、“端公”、“师娘子”（即神汉、巫婆）；
既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老英模，也有当年被国民党抓的壮丁和义勇，甚至还有作为“活历史”但却愈显稀缺的原保甲伪政人员。他们所勾画出的各自的生活世界，使我关于双村的知识丰富起来。

　　但是，若要从这些大量的，却又十分零散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资料中提炼出有关双村历史和现实的一般性知识，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以口述的资料而论，凡是从事过田野工作的人都知道，口述资料作为对被调查对象生活历程的记录，它们往往会因为口述者本人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所造成的不同记忆亮点以及有意无意的遮蔽而走形。而且，口述资料往往呈现出片断性和破碎性，对其提炼和整理是一件相当费时而又辛苦的工作。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个案的微型叙事远不如宏观研究那样存在着许多现存的理论范式与材料可以借鉴，既要从大量的材料中梳理出双村故事的特殊理论逻辑，而不是往某个现存的宏观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微型的材料，以至于被同行疑为伪实证主义，又要避免使这些故事成为孤立的材料堆积，以免不被人视为学问，个中苦衷，也只有亲身所历者才会有所体验。好在调研中不时冒出来的一些原创性的理论灵感极大地鼓舞和激发着我，这也成为研究能够最终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是一部关于双村村治历程的个案报告，关于个案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价值，前人已经谈得很多，我仅作如下三点说明：

　　（１）个案微观研究与宏观规范研究一样，均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的形成，无非沿着两条基本的道路。一是归纳性方法，二是演绎性方法，前者指的是对同类现象的提升和总结，后者则是对某一类规律的推广和引伸。应该说，两者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各有所长，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归纳无法得出真理，真理只能是演绎性的，但就科学研究而言，归纳对于形成类型学的结论仍然十分重要。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宏观规范研究与个案微观研究而言，宏观规范研究无疑是归纳性的，个案微观研究则是演绎性的，前者通过对大量近似现象的总结，抽象出某种类型学结论，后者则有利于对某类现象的内部结构进行条分缕析和浓深描述，从而获取理论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将现象性结论进行推衍的尝试。但是，无论是宏观规范研究还是微观个案研究的结论，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证实和证伪，不能被个案（即使只是一个个案）证实或证伪的宏观性结论，只是一种伪论。微观个案研究的理论功能，则在于证实或证伪已有的宏观性结论，并且接受其他个案的证实和证伪，形成新的类型学结论。所以，有一点是必须指明的，对于宏观规范研究，不能先定地赋予其代表性和普遍性，同理，追问微观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也会犯方法论上的错误。

　　（２）对于具体的社会研究而言，微观的社区研究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费孝通先生在谈到社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时曾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 相对于宏观规范研究，微观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对象内部去体察活的历史、活的生活和活的事件，并通过这些历史、生活和事件去考察社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与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融会贯通的，从而透过“小社区”窥视“大社会”。所以，在对具体社会的研究中，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规范研究的差别，仅仅是一种运用不同素材与叙述架构的差别，而非是谁更容易得出真理的差别。

　　（３）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个案研究尤其有利于学理的反思与建构。很大程度上，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西方化了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于无形之中形成了诸多规范认识危机。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运动本身，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给全球带来了现代的科技与文明，但是，在现代化自西向东的扩展中，西方文化凭借经济与科技的强势，也确立了其以现代意识为外衣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话语霸权。其后果之一便是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以西方的文化史排挤东方的历史，变非西方社会为“无历史”的民族，即以西方历史的演进经验去嵌入和改造东方史，从而塑造出一个“统一的过去”和一个“统一的现在”。

中国研究中早些年间曾经出现过的诸如纠缠不清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争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争论，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考证，以及以吉登斯的三种国家形态生硬地切割中国历史的尝试，未必不是这种规范认识危机和无历史的典型表现？然而，这种以普同性为潜在预设的理论思维模式却首先遭遇到西方学者的反省与批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盛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便对这种具有普同性预设的总体性理论和“大叙述”(亦即全知全能的对于一般性事物的总体陈述)表示深刻的怀疑，他们尤其否认那种理论在每一种情景之内都能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的假定，而主张真理只是在一定的情景中，互为上下文地相对存在着。故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以地方性、异质性、日常生活的文本、局部知识以及解读、阐释、描写等来取代对于绝对真理的的追求。

　　后现代主义自然没有能够完全摧毁所有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但是，它却促使了理论的“切入情景化”。因此，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关于“情景”、“场域”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以“微型叙事”替代大而空的大一统理论模式，关于克服非西方社会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重新认识文明的多样性和非西方社会相对于西方的根本不同状态，便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新特征。

　　９０年代下半叶以来中国学界逐渐萌生的学术资源本土化的自觉和对个案研究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便是对上述国际学术思潮的回应。学术资源本土化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学界开始对各种以现代性为外衣的西方化的学理知识和既有的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规范认识危机的警觉，意味着创造以中国经验为本源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概念框架与解释模式的努力。然而，学术资源本土化的前提是作为理论源泉的经验的本土化，本土化的经验只能来自于对本土场域的研究，因为只有以本土经验为前提的理论才可能真正作出对既有理论的反思。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个案研究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诚如黄宗智在讨论如何克服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规范认识危机时所说：“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 正是在这种理论反思与本土知识建构的背景下，９０年代下半叶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这些惯于以宏观研究作为表达方式的学科，也开始涉足传统上主要只是由社会人类学所圈占的个案研究的领地，微型叙事在这些学科中呈异军突起之势。本项研究，从研究的目的和类型上看，也可以归入此类。

　　本书将着重展开对双村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考察，因为正是这两者的互动构成了村治的过程。对于权威的概念，在政治学和法学中自古至今都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我在书中对其作了最为宽泛的理解，意指控制与影响能力的来源。根据这一理解，在双村的场域中，权威既指国家对于村庄的控制与影响能力，也包括村庄对村民的控制与影响能力，同时还包括当经济、社会和文化在作为一种资源时对人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权威就不仅是政治性的，它同时也包含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项面，并且也包括诸如科技、传媒等现代性要素作为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在渗入村落过程中所发挥的各种显型和隐型的诱导性影响。秩序则是指各种权威运行与互动的结果，即构成双村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状态。可见，双村社区中的权威与秩序实际上就是对村治历程的一种更为具象和结构化的表达，对于双村村治历程的考察，就是对双村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考察。因为在我看来，２０世纪中国村治的变迁过程，也就是附着于现代化过程的各种权威性影响要素对原有村庄中的各种结构化关系（即秩序）的冲击和重塑过程。这种冲击和重塑，既直接地表现在政治学意义的公共权威与秩序的变化上，同时也更为广义地表现在社会人类学意义的村庄形貌的整体性变化上。因此，进而言之，我对双村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考察，就绝不仅仅局限在公共权威与秩序的层面，还包括由此所影响与辐射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信仰等各个层面的结构化关系。在这里，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权威与秩序形态的互动与变迁，构成了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完整内容，只不过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公共权威与秩序的变迁往往是更为一般意义的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核心和前提，因而也自然构成了考察的一个元点。

　　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是进行这一考察的三个最基本的维度。现代性（modernity）是表征现代化后果的一种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书中,它既指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物质和知识要素对村庄的渗入与改造，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新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至于国家，既指它所具有的政治、行政体制与权力，也指它通过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互为表里所产生的控制和影响能力。这种关于国家的理解就在国家与现代性之间搭建起了一种结构的关系，即国家与意识形态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是与后现代意识共生的，在吉尔兹（Clifford Geertz）那里，地方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对情景化知识的关切和价值强调， 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观，它强调的是对知识作一种情景化的理解与阐释，而我在书中借用这一概念，既有着这一层面的考虑，同时又意在强调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相对于外置性的现代性和国家的村庄场域性因素在形塑村治形貌中的影响。对于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个考察维度的设置，来自于我对２０世纪宏观与微观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告诉我，２０世纪双村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正是在这三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任何一种变量都不完全具有独立塑造村治形貌的能力，而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在２０世纪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互动过程，它们又是如何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去塑造双村的权威与秩序格局的，则是我要在本书中探讨、解释和提炼的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个考察维度的设置，对于理解双村的整个现代化变迁过程都具有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揭示这三种因素对于塑造２０世纪的双村，而非２１世纪的双村的特殊作用呢？这就不能不将它们进一步置于２０世纪的特定时空场景中，进一步去分析影响这三种因素互动模型的时代背景，因此，席卷和影响几乎整个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这一因素便凸显出来。双村的经验进一步告诉我，革命正是进一步影响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关系的特殊背景，因此，革命对于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互动模型的塑造，进而对于双村村治形貌的影响也是我力图要揭示的。不过，２０世纪的革命是一个对２０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史影响深远的过程，而非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这场革命存在着它发生、鼎盛和结束的规律，因此，革命作为一个影响历史的背景因素，就不仅仅是指它在重建权威与秩序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同时还包括在社会革命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规划和社会改造，并且它还包括了以改革替代革命，回复常态社会的去政治化时代。

　　四

　　本项研究参考了众多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并在书中引用或讨论了他们的观点，这些人我大部分都不认识，但他们的智慧所给予我的启发却是无穷的。学术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没有前人的基础，后人便不可能前行。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实在太多，只能放在主要参考文献中去列举。

　　本项研究是在诸多机构和诸多人士的资助、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研究难以进行。

　　本项研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张乐伦女士十分关注中国农村问题，这使包括本项研究在内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受益匪浅。

　　本项研究是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的直接支持下启动的，在该处石挺先生、何静女士和曾经在该处工作过的周政华先生的支持下，研究得以起步。

　　达州市通川区民政局的诸位领导在我两次赴双村调研期间，从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了诸多方便，没有他们的热心照顾和周到安排，调研工作无法完成。这些领导包括王昭林、唐大富、冉文忠、夏新荣、李东、王绍辉和李光义等先生。王昭林和刘宽迅夫妇的热情周到，尤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李光义先生不辞辛劳，不仅全程陪同调研，并且以他的风趣和幽默每每使我忘却了工作的疲乏。对于他们的关爱，我无法忘怀。

　　达州市通川区磐石乡的诸位领导，包括前后两任乡党委书记代科和牟洪昌、乡长曹先吉、副乡长李光英、乡民政办公室主任张平等，都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从他们那里，我还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关于双村的地方性知识，张平夫妇更是在生活上提供了诸多帮助。

　　双村党支部书记肖心芝和他的丈夫刘本立，村主任刘本义和他的妻子石文碧，以及双村众多乡亲所提供的帮助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在此时很难想到用什么语言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我只能说，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凝结着他们的经历、情感和智慧的书终于脱稿，这也算是有了一点可以回报他们的东西。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经过事先的商定，本书以真实的人名和地名展现了双村人的历史和他们的生活，希望这种叙述方式不会影响书中所涉及人物的正常而安宁的生活。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徐勇教授对于研究的关心、支持和精心指导是自不待言的，徐勇教授以他所具有的大智慧和对于细节的精细，提携点拨，才使我这样一个学术之路上的匆匆晚行者能够跌跌碰碰地走到今天，而本书从定稿到出版，也处处体现着老师的关怀。

　　学弟贺雪峰是我所见到的一位少有的执著之士，他以自己来自于田野的知识和灵感极大地充实了我的研究，而他的多产不仅令我汗颜，更催促我不能不努力前行。仝志辉和于建嵘博士作为我的同道，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同样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我所工作的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在这里，我可以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指教，他们是李会滨教授、杨宏禹教授、张厚安教授、徐育苗教授、聂运麟教授和俞思念教授。而项继权教授、程又中教授和唐鸣教授作为我的同代人，他们的为学与为人也给了我诸多启发。陈伟东、王敬尧、徐增阳、刘金海、王建国等作为后来者，也给我提供了诸多帮助，而更多后学者的存在，更使我能够时时知晓学术的新近走向，不至于落伍太远。

　　我还要提及科社所的肖友英、石秀莲、邵云华、胡玲玲和孙群诸位女士对我的研究所提供的种种方便。

　　吴淼是我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但在我们之间更多的是平等的探讨与交流，本书中的诸多地方均得益于这种讨论。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春凤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冯小双女士在百忙之中阅读了书稿，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此外，清华大学的秦晖先生也阅读了书稿。

　　我的妻子胡蓉女士在本项研究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她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家务，使我得以安心研究。

　　对于以上诸位人士，我衷心祝愿他们事业成功，生活幸福。

　　当然，我还要说，一切可能具有的失误与疏漏均由作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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