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是一种缓慢的痛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悲伤是一种慢性疾病,温暖只是一粒缓释胶囊。只有长期的心理干预,才能缓释灾民们内心的忧伤。      2008年5月14日,绵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年约3岁的女童,被救援队送来的时候,她的双手和右腿受到严重压伤,尤其是两只小手上有几道深深的伤口,皮开肉绽,“肿起老高,像两个血馒头”。
  没有人能说清楚女孩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她是从北川被救出来的,送她来医院的救援队留下一个信息:在女孩被挖出来的地方,有一男一女把她紧紧地护在身下,用身体为女童拱出了一个生存空间。救援队来到的时候,一男一女已经死亡。
  几个志愿看护女孩子的“临时妈妈”发现,这个3岁的小姑娘能听懂大人的一切谈话,但她自己拒绝发言,她们曾一度怀疑她会不会说话,可就在医生拿着针头要往她脚上输液的时候,她两腿开始蹬踹反抗,用四川方言清楚地叫了一句,“我不打针。”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无比倔强,她不笑、不说话、不配合,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拒绝进食,常常要经过漫长的哄劝,才勉强吃上一口,这让“临时妈妈”们无比头疼。她们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城市里四处搜罗,变着花样给她带来各种好吃的:樱桃、香蕉、牛奶、火腿绿豆稀饭……可她就是不领情。妈妈们在她床头摆满毛绒玩具,为了逗她开心,她们轮番举着彩色的塑料小鹿小马,让这些小动物在她没有受伤的腿上走来走去,小姑娘用黑漆漆的眼睛,严肃地盯着大人们的这些把戏,但始终面无表情。
  只要大人们说话里提及地震,小姑娘马上发出长时间无法平抑的尖叫,在问及她的名字和她的父母时也是如此,这使临时妈妈们想探明她身份的努力化为徒劳。
  没有名字,她们叫她“乖乖”或“小公主”。
  只有一次,小姑娘嗓子眼深处挤出音似“赵……芝”的三个字,声音非常小,再问就又是漫长的沉默,“我们挨个地猜,她都没反应,我就开玩笑,你是不是叫赵雅芝嘛?”临时妈妈之一、附近学校的张老师说,只要一唤“赵雅芝”,小姑娘就安静一些,于是“赵雅芝”成了她的临时姓名。
  “她大概是受到了过度惊吓,不愿跟人交流,夜里头睡眠也不好,老是惊醒,不停地翻来翻去。” 另一位临时妈妈姚晓燕说。姚晓燕的女儿跟“赵雅芝”同龄,所以一见了她就心疼。
  大地震瞬间的灾难引发了普遍的心灵创伤,即使是一颗尚不谙人事的3岁的小心灵也难逃劫数。没有人知道那一瞬间这个小娃娃看到了什么,但“赵雅芝”的表现正是典型的灾后心理应激反应:失眠、惊悸、沉默、自闭、极度缺乏安全感。可能是惨烈恐怖的记忆依然纠缠着她,也可能是在废墟中被压迫时间太长,她躺在病床上依然不安地扭动、挣扎,试图挣脱身上搭着的一条薄薄的毛巾被。
  “这两天给她身上盖什么她都要推掉,也许是受?了,她今天有点儿发烧。”
  
  同样的命运就像同样的皮肤
  
  “不要紧,5岁之前的孩子没什么记忆,她才3岁,将来她会把这一段忘掉的。”从唐山来的地震孤儿党育新对“赵雅芝”的心理阴影持着东北人那种典型的乐观态度。今年32岁的党育新,遭遇唐山大地震时只有6个月,“只知道喝奶,哪里晓得害怕”。育红学校的老师说,党育新、党育红、党育苗小时候也常常做噩梦,老师就把她们整夜抱在怀里。党育新自己对这一段历史已经完全茫然。能在懵懂无知中度过自己的悲伤期,也许是一种幸福。
  党育新不是心理专家,在唐山市残联工作的她,参加了“唐山市抗震救灾专家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在北川中学的操场上,有一位母亲让她印象格外深刻。
  这位母亲的小儿子是北川中学高一的学生,地震发生后整整五天,活没见人,死没见尸。母亲把孩子的书本用具全部带到学校,带着一丝希望苦苦守候。
  “我感觉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孩子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但她还想跟孩子见上最后一面,把那些书本带来,也是祭奠的意思。”那天是5月17日,正是遇难孩子的生日,凑巧的是,她儿子的生日,居然正好跟党育新的儿子是同一天!
  
  “这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我们俩就在学校的废墟旁一道哭了起来。”
  党育新发现,相似的经历可以把心理距离拉近,“同样的命运,就像同样的皮肤一样”。北川中学一位被埋20多小时后获营救的17岁小姑娘,双腿截肢,“她一开始不愿说话,别人就指着我跟她说,这是唐山地震时的孤儿,地震的时候才6个月,现在不也长这么大了么。她听了就对我特亲。第二天我们再去看她,她看着我乐,‘你那时候才6个月都能活下来,我觉得很神奇。’”
  
  你们有没有什么药,能让我吃了以后不害怕
  
  跟随杨澜一起赶赴灾区的心理专家在央视特别节目中说:10岁以上的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成熟度和理解力,不要向他们隐瞒亲人的死亡,与其生活在幻想中,不如让他们接受真相。骗他们说父母出远门了,会让他们在等待中逐渐失望,产生被遗弃的感觉。
  但是,10岁以下的孩子怎么办?
  “我们昨天接触到一个地震孤儿,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我小时候的再现。”党育新发现,这个5岁的男孩子能够毫无障碍地表述父母的死亡,并无太多伤心之情,他实际上还没有死亡的概念。
  “他还没到上学年龄,地震来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玩儿,被倒塌下来的房子压住了,他就大叫,‘爸爸妈妈快救我!’但其实他的父母当时就砸死了,他叫了2个小时,爸爸妈妈也没来救他。这小孩挺尖(精明)的,他就自己往外扒,听到别的动静,他就叫‘叔叔叔叔快救我’,结果是武警把他救出来了。他现在知道父母已经死了,但是武警给他食物时,他突然说了一句,‘爸爸妈妈不救我,我有好吃的也不给爸爸妈妈吃。’”
  孩子不理解“死”的含义,“死”了,不是“走”了,不是“出去”了,而是永远地没有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死了就不能来救他,并因此心怀恨意――“难道爸爸妈妈死了就可以不要我了么?”
  华北煤炭医学院心理门诊主任、精神科医师檀立说,即使对孩子,也要抱着一种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们死亡的真相,“爸爸妈妈已经永远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很爱你,很想来救你,想要保护你,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来救你了。”
  都江堰紫坪铺水坝附近的紫坪村,8岁的小女孩李苗雨失去了哥哥,她照样乐呵呵地吃着解放军递过来的八宝粥,这些战士们惯着她,每天都有人塞不同的食物给她,她一边吃一边用普通话宣布:“他们都很爱我。”她毫不避讳地大声使用“爱”这个词,虽然她对“爱”的概念就像对“死”的概念一样懵懂。
  李苗雨天天站在防震棚前转呼啦圈,她说,这样能减肥。她还说,身子不停地转啊转,头好晕,就跟地震时候的感觉一样,等到她转习惯了,就不怕地震了。
  17日夜间,狂风暴雨伴随着强烈的余震袭来,李苗雨家的临时避震棚进水了,她被一道巨大的惊雷劈醒,呼啦圈训练法完全失去了效力,小姑娘扑到妈妈怀里大哭起来。
  孩子拉着心理医生说,“我现在老是害怕,你们有没有什么药,能让我吃了以后不害怕?”
  但是,很遗憾,孩子,我们没有速效药。
  
  用催眠术疗伤止痛
  
  悲哀是一种慢性疾病,温暖只是一粒缓释胶囊。檀立相信,只有长期的心理干预,才能缓释灾民们内心的忧伤。在一位北川姑娘的病床前,檀立用唇语,极其缓慢地、几乎是无声地说:“睡吧,睡吧,慢慢地睡吧。”
  他持续地、反复地说着这一句话,一共说了一个多小时,拿着话筒等候在旁边的电视台记者终于等不及了,起身去了另外一张病床。
  姑娘叫小丽,北川人,今年21岁,14日获救后送往医院,因为医院一直没有给她动手术,她下肢又持续肿胀,看见周围许多病人被截肢,她开始担心自己保不住双腿。巨大的焦虑折磨得她无法入睡,情绪烦躁,出现神经衰弱的迹象,很难配合医生治疗。陪护在她身边的姨母说,入院后小丽几乎没有睡过觉。
  5月19日晚,四川省政府发布了未来两天内可能有6-7级强余震的预警,绵阳各大医院纷纷把病人从住院大楼撤出,由于病员人数太多,需要医疗器械维持的重症病人被安置到了沿街的防震帐篷,像小丽这样病情相对较轻的病人只能睡在医院大堂的地铺上,这加重了小丽的不安和怒气,她觉得她的病情受到了轻忽。
  檀立对小丽施的是催眠术,在他缓慢的催眠作用下,虽然浮肿的脸上还是一副紧张痛苦的表情,但小丽的眼睛慢慢地闭拢起来,看起来似乎是睡着了。
  催眠疗法是以暗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在催眠状态下,患者能顺从治疗者的指令,但催眠需要极强的把控能力,不是专业的心理医师,是不敢贸然使用的。
  
  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下午2点钟,容纳了数万名受灾群众的九洲体育馆气氛开始逐渐凝重起来,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关于默哀的具体事项。2点28分,国旗半落,汽笛长鸣,对于那些远在蜀地之外的人来说,这三分钟是举国之殇,但对于这些丧失家园和亲人的灾民来说,这三分钟是切肤之痛。灾民们自发地站了起来,垂首而立。
  静默的人群中不知哪里传出一个啜泣的声音,然后,其他角落,此起彼伏,呼应似的,几个、几十个、上百个……被压抑着的呜咽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巨大的哀声。
  “志愿者当时都排成一排站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默哀,突然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哭得特别响,然后是‘扑通’一声,回过头去一看,一个老太太号啕着跪倒在了地上,旁边两个人扶着她,却怎么也扶不起来。”
  三分钟一结束,中科院心理学函授大学重庆培训站的童新老师,用催眠暗示的手法,对老奶奶做了心理疏导。“我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让她与孙子告别的仪式。
  
  我看见孙子跪着,在哭
  
  与檀立相比,童新有一项优势,她会说四川话,这使得她和灾民之间的交流毫无语言障碍,老奶奶很快对她建立了信任。
  “面对晚辈的死亡,老年人常会有一种自责,恨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孩子的生命。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干预,就可能转化为轻生之念。”在知道老奶奶一直遗憾没能见到孙子的遗体以后,童新用催眠手法告诉老人,她能够带着老人去见孙子一面。
  “做了许多心理暗示以后,我看她眼神、表情、各方面的状态差不多了,我就说,‘啊,奶奶,我看见你的孙子了,你的孙子就在你面前,你看到没得?”
  “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孙子跪在我跟前头,孙子在哭。”
  “奶奶你听,你孙子在跟你讲话,你听到没得?你听他在跟你讲啥子?”
  “孙子跟我讲:婆婆,我也是没得办法,你不要哭,不要伤心……”
  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老奶奶失声痛哭了三次,情绪的宣泄对治疗是有帮助的,但心理治疗师不但要懂得放,更要懂得收,要能把控被治疗者的情绪,使其转化到积极的一面来。这对心理师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一个多小时的治疗完毕后,童新累得几乎虚脱。
  “老人大哭着对孙子说,‘本来应该是你送我,现在是我送你,老天爷不长眼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的情绪差点被拽着走,差点就想放弃不做了。但是治疗在这个阶段中断是很危险的,所以还是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把她拉了回来。”
  童新说,这种“脱敏疗法”实际上是通过心理暗示,像在脑子里放电影一样,为对方构建出一个情境。对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来说,要理解这样的治疗依然是困难的。治疗结束后的老奶奶表示心里舒服多了,但她很诧异,她问童新,“这几天我天天眼睛一闭就想要看到我的孙子,哪个样子都看不到,为啥子你带着我去看,我就看到了?”
  童新回答她说,“因为你这几天,天天都在哭,天天都在伤心,你孙子不希望看到你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不肯见你。你以后要是少伤心点,你还能在脑子里头看到他。”
  老人“哦”了一声,又想了想,拉着童新的手说,“明天我孙子的爸爸妈妈要来,你也带他们去见一下他们的娃娃好不好?”
  
  心理援助,有志愿就是志愿者?
  
  对另一个北川出来的13岁孩子崔勉,童新也用了同样的手法做了脱敏治疗。
  在这一次的情境体验中,崔勉看见了他的妈妈像地震前那样坐在沙发上,他向妈妈表态,自己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以后会每天都给妈妈按摩肩膀、捶腿、把家里扫得干干净净的,不让妈妈操心。他让童新给他照了一张“很坚强”的照片。童新告诉他,如果妈妈还活着,她会把这张照片登在报纸和电视上;如果妈妈已经不在了,她会把这张照片像烧纸钱一样烧给妈妈,这样妈妈在天国也能看到。
  同样到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成都国学研究会会长李英武,却对童新们的这一套心理治疗术颇有微词。这位长髯垂胸、身穿对襟大褂的老者在九洲体育馆前慷慨陈词,说西方那一套心理治疗的东西根本不适合东方人。
  年过古稀的李英武胸前也挂着一枚心理援助志愿者的牌子,52年前他曾经在北川擂鼓小学当过老师,因此特别记挂北川的孩子们。在问到如果西方的心理治疗法不灵,怎样的心理治疗才适合中国人时,李英武毫不犹豫地朗声说道,“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教育和鼓励灾区的人民!”
  
  李英武说,他自己研究佛、道、儒,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心得,他这次到北川,要特别给孩子们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北川是神禹的故乡,大禹治水的精神,就是人定胜天的精神。
  心理干预,是这次四川地震灾害之后被频繁提到的一个新语汇,几乎在所有灾民聚集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来自各地、身份各异的心理援助者,他们的身份多样、水平参差,都有自己的一套心理援助的理论或方法。仅仅观察一下这些心理援助者,就是一幅小型的众生相。
  在南河体育馆,两名居士打扮的人,正在对几个灾民进行“心灵关怀”,他们说,这次在受灾中惨死的人们,都是前世冤孽,善恶因果,上辈子做了坏事,这辈子得到果报。――这是多么残酷的布道,但看见两名居士满面风尘仆仆,你又不能怀疑,他们是出于诚心。于是你只能对心理援助的合法性及资格认定进行新的思考。
  
  我们是踩着死人在抬死人
  
  在这次深重的灾难面前,心灵受到伤害的绝不仅仅是灾民。士兵杨辉已经连续三天被噩梦困扰,他常常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睡觉时都不敢伸腿,生怕踩到废墟里的死伤者。
  杨辉是广东省某边防部队的一名后勤急救兵,今年21岁,他们到灾区救援的第一站就是重灾区,绵竹汉旺镇。“地震当天晚上10点多我们就到了,营救是在东汽中学,伤亡特别惨重,当天夜里下着很大的雨,又没有电,根本看不清楚,我们爬到废墟上去救人,我一脚就踩到一个死者的脑袋。我们是踩着死人在抬死人,耳朵边是家长们撕心裂肺的哭。我从胳膊开始抬,结果一条胳膊就掉在我手里。每抬出一个学生,马上就有家长扑到他们身上哭,当娘的就跟娃娃躺在一起,泡在雨水里,把脸贴在死了的孩子脸上,跟孩子说话,怎么拉都拉不开。”
  战士们在雨里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只要见到有一个活的,哇,我们就开心得要命,赶紧往上扑,在那个学校,我们一共救出来46个学生。”杨辉嗅着自己的军服,“出来一次澡都没有洗过,身上全是尸臭,这几天味道好像淡些了。”他的迷彩服后背上布满盐渍,这次救援中,他所在的小队一共救出来6个孩子,他来不及问他们的名字,只记得是1男5女。
  不少新兵不过是20岁上下的大孩子,哪里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惨烈死亡?可军令和灾情让他们没办法往后退。杨辉撩起裤腿,两条腿上布满了红色的斑块,“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的,蚊子?跳蚤?还是恐怖小说里写的那种尸虫?”
  作为12日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批赶赴灾区的救援队,当时对受灾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这批医疗急救兵所能携带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工具和医疗用品,“只有担架和手套”,部队的领导说,在救援一个下肢被压的女孩子时,因为没有手术器械,医生只好用农用锯子消毒后替代手术刀,锯子并不锋利,锯一条左腿花了30分钟,为了抓紧营救时间,第二条腿直接用斧头进行手术。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折磨。
  随军的心理医生方医师说,军队有个传统,认为表达恐惧就代表不坚强,但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和灾难无动于衷,这才叫不正常。
  “士兵中比较普遍出现的情绪并不算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应激反应,当人类看到同类出现大规模的惨烈死亡,一定会出现这些反应。一个士兵跟我说:抬尸首的时候,太阳很烈,孩子们手上的皮都粘掉在他的手上了,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他脑中,怎么都抹不掉。”
  另一种普遍的情绪是无助和自责,东汽中学一位初中的男孩子,救援队到的时候他还活着,在废墟里呼救了3天,他身上压着的水泥板互相牵制,搬开一块的话另一块就会砸下去,战士们束手无策。挖掘器械终于赶到时孩子还活着,但把他从废墟里抱出来的瞬间,一摸他的颈动脉,已经死亡。“心里特别内疚,我已经救了他,他却死了。”
  
  医生也有难治的心伤
  
  檀立说:过度恐惧,以及过度用理智压抑恐惧,都需要进行心理疏导。灾民如此,记者如此,医生也是如此。因此他专门为绵阳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做了一次集体心理咨询。
  “因为余震频繁,有一名外科医生,即使是根本没震动的时候,他也有震感。学医之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智的,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杯水,用客观存在来验证自己的感受,如果水平面根本没晃动,就说明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而另一位医生则恰恰相反,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18楼晃动得很厉害,他意识到这次地震将非常强烈、非常危险,但在那一刻他却一点都不想逃生,而是拿起相机,去拍医院楼下的幼儿园――他的女儿就在这座幼儿园里。事后,他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
  檀立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他本人也属理智型。32年前大地震来临之时正是夜晚,家住一楼的檀立举家逃生自救,先是哥哥、妈妈从就近的窗户里跳了出去,轮到14岁的檀立要跳时,他居然还能意识到外面天气比较冷,又返身抱起了一床单被。
  “也是老天爷给了我一条命,我前脚刚跳出来,后脚房子就塌了。”
  檀立一家跳出来后,发现二楼的邻居也抱着孩子跟他们同时到达了地面,“我妈妈问她,你们是怎么跳出来的?她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再回头一看,原来一楼跟二楼之间的水泥预制板一头已经坍塌,垂到了地面,而另一头还在房顶挂着,这就形成了一个滑梯,直接把她们给滑出来了。”
  这个略带喜剧色彩的经历,冲淡了地震原本可能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即便如此,灾难还是在檀立心里刻出了痕迹,他从此对地震格外敏感。在河北医学院读大学的时候,石家庄发生过一次4级以上地震,檀立在睡梦中第一个反应过来,跳下床就往外冲,在逃生学生中遥遥领先。
  
  “看不懂的小鸭子”会说话
  
  “唐山地震那会儿,周总理去世,毛主席生病,十年文革,生产刚刚恢复,国力不够,更别谈什么国际援助了,那时候国家提倡的口号都是‘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唐山志愿者、54岁的厨师老陈回忆,那会儿根本没有“心理援助”一说,唐山人自己舔着伤口撑过了漫长的悲伤。
  汶川地震集体伤亡最严重的是学校,孩子成了心伤的最大受害群。童新说,心理干预在18岁性格未定型之前相对比较容易,对孩子的心理援助得抓紧做。
  重庆12355心理援助志愿者服务队针对孩子设计了沙盘和绘画游戏,“小孩子主要是形象思维,他们有时无法准确描述自己内心的感受,通过这些专门的心理游戏可以发现他们潜意识里的隐忧所在。”
  麻柳小学四年级的11岁学生周翠萍,地震来临之时,她们家后面的一座大山崩塌泥石流,整个房子被压垮了,被压在厨房的母亲靠手刨自救,把孩子们都掏了出来。心理援助的过程中,周翠萍画了四幅画。
  “绘画可以代孩子发言,说出她们意识深处的东西。第一幅画,她的标题是《看不懂的小鸭子》,整个画面都是在水上,鸭子比例特别大,用色是强烈的红绿对比色,鸭子头上还有愤怒的小火苗。她画的并不是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说明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陆地有一种不安全感,她觉得在水上更加安全。鸭子这么大、颜色这么奇怪,包括她自己题写的‘看不懂’,都说明她对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内心感到紧张。”
  从重庆来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唐小平马上对周翠萍做了15分钟的心理疏导,结束以后,周翠萍又画了一幅画,在这幅画里,她回到了陆地。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绿草,开着红花,一头沉重的大象立在草地上。
  “色彩和布局比前一幅要协调,但还是有压抑感,大象象征着力量,说明画画人心里缺乏安全,需要外力,草地几乎无法承载大象,从画面上能感觉到大地的脆弱。”唐小平说,心理学中对绘画有一套专门的解读体系,比如“房子通常代表心房”,一般来说,房子上的门窗画得越小,说明孩子的心理状态越趋向封闭。唐小平又对周翠萍做了8分钟的心理疏导,到第三幅、第四幅画,她开始愿意画山,画自己在山前的家园,除了门窗比例还是很小以外,周翠萍的绘画相对和谐多了。
  
  悲伤的记忆
  
  心理咨询专家古典老师针对绵竹东汽中学126名学生进行的灾后第一组心理调查数据显示:有89.9%的学生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朋友”,24.6%的学生“失去亲人”。地震给灾区学生带来很多方面的心理症状,其中,“注意力不集中”居第一位,65.9%的学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50%以上的学生感觉到“莫名疲倦”、“心情高低起伏”,48.4%的学生感觉到“内心无助”,还有42.9%的学生“害怕提及地震相关信息”。
  心理创伤的治愈,到底需要多长的周期?童新说,个体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所需要的治疗时间都会有差异。但急就章式的心理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治愈心伤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心理医生定期回访。可灾民如此众多,分散如此之广,心理援助志愿者们离开以后,谁来保障他们内心持久的安宁?
  起码小“赵雅芝”找回了自己的安全感,5月21日,她失散多日的父母赶到医院,哭着把孩子搂在了怀中,这一刻“赵雅芝”终于放下了戒备,她开始哭,开始说话。我们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实姓名,她不姓赵,她姓郑,小名丹丹。
  檀立说,即使是3岁的孩子也会有记忆,人类只要出生,就有记忆,这记忆也许是画面、也许是气味、也许是声音……甚至还没有出生,在子宫中就有记忆,记忆就像计算机中的信息数据,有些信息存在于一些隐秘的地址,即使你已经感觉不到它,也不等于它不存在。也许你终生都没能将它提取出来,但只要悲伤和恐惧的记忆依然存在,就必须对它进行干预和处理,否则,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按心理咨询行业原则,本文涉及的心理案例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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