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 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朱天文,台湾作家,曾师从胡兰成学习中国文化,与侯孝贤合作多部电影      28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点点,朱天文平静而清晰地回忆起东京成田机场的那一袭长袍。
  “那是1980年,第二次去日本游学后回台湾,当时胡兰成老师送我们到成田机场,他站在电梯的顶端看着我们下去,就在我们出关的时候,转回头去看,他穿着长袍,感觉长袍在风里飘动。这是最后看到的他的身影。”
  就在离别前,双方还拉手指勾约定,“让我们回去好好写东西,然后他也答应把《民国记》写完。当时他正要开始写一本有关民国历史的书。”
  第二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中午,胡兰成出去寄信,“幸好不是寄给我们,然后回去就冲冷水澡,一下就出事了,心脏麻痹,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了未竟之作《女人论》。当时25岁的朱天文发了一个著名的誓,“总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论》续完。”
  这个心愿花了她20多年的时间。“我没想到,因为这个念头写出了《世纪末的华丽》,看起来毫无关系。后来又写了《荒人手记》,看起来更是毫无关系,可是写完后,我跟天心讲,我当年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结果,又写了《巫言》,用3本书来把他的《女人论》续完。”
  
  “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
  
  1960年代,青草地、老榕树,鸟语蝉鸣相伴,斑驳的窄巷、路灯和电线杆,就在台北的眷村里,朱家有女初长成。
  父亲是大作家朱西宁,母亲是日本小说翻译家刘慕沙。家学渊源也好,天生聪慧也罢,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相继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是不自觉的选择。”虽然父母的教育是放牛吃草式――“就是不管你,也没有让你写东西,不理你的课业,也不叫我们去上补习班,总之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这给了她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不过,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万马齐喑的戒严时代,看小说还得靠特殊的身份。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从南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船上有6个关系特别好的结拜成兄弟,其中的“六叔叔”后来在台湾做到将军。托“六叔叔”的福,“他们那边没收的禁书就拿到了我爸这边来,我们打开橱子就能看到禁书。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还有很多的。比起同辈,我们看沈从文早得多,早早就喜欢沈从文、鲁迅了。”
  高一暑假,在家里没事干的朱天文写了处女作《强说的愁》,开始四处投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投稿那边的人我们都喊叔叔伯伯的,一投就用了。”妹妹朱天心更早就开始写作,“她是小学六年级就去投当时一个叫《国语日报》的,给小学生看的报纸,第一个投的稿叫《我是小青蛙》,写得很好玩,还登出来了。”
  
  胡兰成老师的教法很灵活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以后,便偕母亲与天文前去拜访。初始,清秀蕙质的女孩只认得张爱玲,“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
  等到一年后,也只是顺手之间抄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再一个闪回,胡兰成已经搬到朱家的隔壁住,开了一家私塾,成了朱家姐妹的老师。
  “他的教法是很灵活的,像《诗经》的《国风》,很多都是情诗,胡老师就赋予我们所有这些东西新的眼光,觉得以前背的东西全部变成现在的方言,那种现场感和活泼感,就是胡老师教给我们的。”
  某日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市场买东西,或者吃饭的时候,胡兰成就会说,“《史记》看了没?”姐妹说看了,他就问,“喜欢项羽还是喜欢刘邦啊?”天文是看过《今生今世》的,知道他在书里说,要做项羽容易,要做刘邦难,便说:“我喜欢刘邦。”于是,胡兰成便开始讲课――
  “刘邦是从《诗经》下来的汉民族的传统,项羽是《楚辞》下来楚民族的传统。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造就了汉赋,长短句什么的都是诗经和楚辞的融合。“有人说汉赋是堆砌文字,这是不懂文学,不懂得文学的现实感,楚汉相争打出一个新的天下,什么都是新的,这种新产生了很多东西,很像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说的,世界还太新,还没有名字,你必须用手去指。汉赋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天下打下来,新东西太多了,你要怎么去描述它,所以光是对马的描述就有很多。汉赋是活的,会动的。”
  胡兰成去日本后,两姐妹连同几个文学青年办起了《三三集刊》,“当时要办这个刊物,也是为了胡老师,因为他的文章发不了,我们自己来办杂志就能发表了。”
  1979年,台湾开放了观光旅游。胡兰成立即来信,“你们赶快办手续,来日本看樱花。”樱花开在4月,等到手续办完之后,已是5月了,去是去了,却没有赶上樱花,就在胡兰成家住了一个月。“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震撼教育。”
  胡兰成带着天文天心姐妹到日本的能乐大师家里做客,然后去见陶艺大师,到日本各种传统技艺的大师家里去,就是游学。“胡老师的说法是,日本有最尖端科技,像新干线;同时对传统的工艺保留得非常好,像做豆腐的,这种行业的尊严一直被守护着。最传统和最现代的东西在日本都看得到,胡老师就一心要带我们去看什么是最现代化的,什么是最传统的。”
  第二年,姐妹俩再赴日本。河岸上,全是樱花。晚上大家都到下面坐,树上吊着灯笼,不认识的人也可以一起喝酒唱歌跳舞,“胡老师说这个风景是唐人的生活风气,人们都经常跑出来的,出来看花,男女调笑,这些东西都是敞开的,唐诗里头就是这个光景。”
  当时的台湾,大人想出去都难,两个小丫头就这样跑出去了,“整天看什么都是‘哇哇’叫个不停。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啊,这些都是我们比同辈多的东西,够我们后半生咀嚼不完的。”
  
  电影界也有人看书的!
  
  那是一个台湾新电影辉煌的年代,一个大师涌起名作频出的年代。朱天文与它牢牢地绑在一起,一次次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最初是在1982年,《联合时报》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比赛。“我还记得征文大赛的名字叫‘爱的故事’。”是有奖金的,而且还很丰厚,朱天文便写了一篇《小毕的故事》投了过去。后来评出来几个佳作奖,文章都登在报上,《小毕的故事》是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这“爱的故事”,让朱天文和侯孝贤走到了一起。
  有一天,两个年轻人把电话打到了朱天文家里,自我介绍是侯孝贤、陈坤厚,说在报上看到了这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当时,我对国语电影完全不看的,所以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朱天文说,“而且那时候我对电影圈的印象也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
  赴约前,“特别选来一袭鼠灰针织套装,高跟鞋,长发盘成一髻赴会。”见到之后,才发现他们和想象的不一样,“喜欢陈先生的诚朴,就像他的名字:坤、厚。也喜欢侯先生,他是看书的,他讲起偏爱田邦子的散文、钟晓阳18岁就写了一部《停车暂借问》,真了不起……我听着在一边讶异:啊,电影界也是会有看书的!”
  合作就此拉开序幕。
  侯孝贤大气,甚至有些霸气,像一杯伏特加,烈且后劲十足;朱天文却是洁净、剔透,像一杯冰透的纯净水。如此的异质,如此的合作,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异质才好的,在一起能弄出一些火花,才会互补对方没有的。可是又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频率,如果完全不同,怎么去讨论剧本啊,光沟通就累死了。
  “他的很多地方也会影响到我的小说,他的电影对我的写作是有影响的,比如题材。很多题材是我生活里没有接触到的,可为了电影必须去搜集材料,做一些田野的工作,认识一些不同的人,这些后来都会变成小说的题材,这是最直接的。”
  
  
  侯孝贤的磁场强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你早年也跟杨德昌合作过《青梅竹马》,对比一下,他和侯孝贤在工作方式上有什么异同?
  朱天文:这两个人非常不同。杨德昌对剧本的分析很周详,分镜头什么的都很清楚,他是学工程的;侯孝贤基本是现场见,如果有默契了就会弄得很快。之前如果没有耕田耕得很够的话,到了现场会慌成一团,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的磁场强得不得了,会判断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不要的。基本上,他做的就是把环境制造出来,把现场的氛围制造出来,让这个人在里面活动,做你熟悉的事情,他就在旁边看和调节。
  人物周刊:看你之前接受采访,一直说编剧干的是一个文秘的工作。你是把写剧本不太当一回事,还是另有所指?
  朱天文:不是不以为然,因为剧本重要的不在于写。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断扔书给他看。这跟编剧有关吗?无关啊。但很多他电影里的元素都是我给他的。
  讲得最多的《风柜来的人》,他拍的时候突然不会拍了。以前拍电影都是很传统的,杨德昌回来后,他开始看大师的电影,这个镜头这样拍那个镜头那样拍,结果自己就不会拍了,很苦恼。后来讨论的时候,我正在看沈从文的自传,觉得好,就扔给他看。看完之后他说很好看,然后就找到拍摄的角度,把人抓来放在这里,让他们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来演,看完我们都感觉非常震撼,完全是从大自然看人间的视角。
  他的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也是《风柜来的人》,就是在自觉跟不自觉、知道与不知道的边际激发出来的锋芒,把自己的刀拿到磨上“唰”地一蹭,一下子天空就亮起来,非常sharp的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这种非常新鲜、非常锐气、非常锋芒的光辉,那就是旧的和新的碰撞时的刹那。
  同样的创作高度才能做这样的事。我讲这句话后面是有潜台词的。我觉得我的编剧已经早早超出编剧范畴了,这个话其实是我自谦之外的一种寓意:因为我有小说,这才是我的本职。
  
  我们曾经很羡慕阿城
  
  人物周刊:你们的教育经历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得到的,相信有很多人羡慕你,阿城就说过,你们写出这样的东西,书读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还在看蜥蜴。但是,在接受这种训练的同时,你觉得失去了什么吗?
  朱天文:失不失去就不知道,但是我们曾经很羡慕阿城,羡慕大陆的那代作家,上山下乡……有好多的经历。就像乡土文学流行的时候,我们同样会羡慕吴念真,他就是矿工出身,他的故事多啊,很羡慕他们可以写这些普罗大众的东西。
  我们让人羡慕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所失的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所处的生长背景,这是他的基点也是他的限制。在成长的环境里,能不能扩大你的视野、见识,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人物周刊 :你在《叛逃张爱玲》里说,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当时,你们发起《三三集刊》的时候,胡兰成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朱天文:刚开始给杂志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多么的大中国主义,多么有想象力,什么江河啊、草原啊……后来起名叫三三,是胡老师提的。这个三的解释很多,老子的三生万物,都是三。当时没钱,胡老师就去日本筹钱、卖字,他的书法在日本是很多人要的,一幅字就能卖十几万日币,就托人带来给我们,当做一开始的周转资金。
  人物周刊:后来,《三三集刊》是怎么结束的?
  朱天文:还是因为胡老师去世。办到24期,胡老师去世了我们就没有再办。后来就办出版社,就是三三书坊。一直到1990年,觉得很吃力,我们的书很多出版社都要,没必要办个出版社来为自己出书,不但要做一些行政工作,两姐妹还要开着摩托车去送书,就想专心写作吧,才把出版社的业务盘给了远流出版社。
  人物周刊:都说胡兰成影响了你们,反过来说,你觉得在他晚年的时候,你们的出现带给他什么?有人说,你们推动了他的第二次成名。
  朱天文:我们都说,胡老师在晚年把毕生的精华都给了我们,给我们点了龙的眼睛,但凡有点志气的话,就要走出胡老师,依据个人的兴趣去画自己的龙。所以,我们都各自去跑自己的野马。
  当时有个想法,胡老师不被承认,我们总要做出一点成绩来,让人家因为我们的成绩,去追你作品的源头,想了解胡老师到底是何方神圣。这种心愿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有的。现在都能看到他的东西了,我觉得基本上就OK了,只要能看到,别人是什么感觉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写作的快乐难以形容
  人物周刊:詹宏志在《一种老去的声音》里说,从《炎夏之都》开始,朱天文变本加厉,一头栽进对衰老的描写。
  朱天文: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对时间,有强烈的感觉,(所以就学习卡尔维诺的离题叙事?)哈哈,所以就写了《巫言》,离题也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里喜欢讲一些生活中难以名状的细节,而在实际生活中,是否也会为那些小细节所纠缠?
  朱天文:会啊,人家都不注意的事我都会很困惑。这是一个基本的经验,把这些东西再夸张,就是小说了。所谓夸张,就是再加以想象虚构,这是小说家做的事:有一个东西再把它放大。我经常会描写人在进退两难时的困顿,像吉普赛人一样弄一堆没用的破铜烂铁在自己身上,人家已经到头了,你还在蹒跚走不动的状态。
  我是处女座的,处女座有个能力,好比说进一个房间,就像带着个照相机,“啪”地一下就把周围的环境给拍下来。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去过哪里之后,天心经常问我那边的摆设,我都会记得那个画面的。一个房间我去过,之后再看,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动了,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得到。我就有这种照相术。
  人物周刊:听说你的外甥女谢海盟也开始写作了,你看着她这么大了,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有个小孩会怎样?
  朱天文:真的很可怕,这个时间,看着她从这么小到现在这么大个了。但我从来不会想有个小孩,也越来越不会想,因为首先要结婚,现在结婚很难吧,因为生活已经自在惯了,自由惯了。
  有喜欢过的人,但是喜欢到足以让你变动整个生活吗?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曾经错过了,现在我们都回不去了。过了那个年龄会越来越难,因为你的核越来越硬了,就不想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你自己。
  年轻的时候,爱情的冲动很大,那时候可塑性也很大,那时候结婚是很自然的。种种的因素阴错阳差,错过了,这也是时差的故事嘛。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出现,能让你说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那我也很高兴,但这个人你说在哪里呢?你会知道越来越难,因为你的燃点太高了。我觉得我写东西看书一天都不够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朱天文:我觉得是幸福的。看过大江健三郎讲的一句话,文学所到达之处,常常是超过一个作家的预期的,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意思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我会写这些东西。当我写的时候,在一种状态下我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我才会知道,哇,我是这么厉害的。这往往会超过自己的预期,因为你以为你会忘记的,以为你不知道的,当你潜入那种状态然后给它命名、赋予它形状的时候,那种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我很感谢自己有写小说的能力,这让我做任何事情最后都有个出口,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场景、一个作品。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很多人不行的,过去了就没有留下什么。人们都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给自己留下一个永恒吧,死了之后作品还能流传下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了,就算跟死亡打了个平手吧。人带走了,东西留在这里,后人还能看到我的作品。这是很幸福的,不是人人都有的。很多人死了,很快就没人记得,就真的需要一个墓碑,让后代年年都来祭拜。但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很自然的,根本没想去找个坟地弄个墓碑的,没有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你感觉父亲的作品都在啊,感觉后人都会记得他,人家看他作品,人就在了,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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