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在这个悬而未决、随时有可能被城市化的效率和速度裹挟疾驰的北京郊外,中国学生学习着英语和美国文化,美国人则尝试着读懂中国      看到几个立于河边、身穿保安制服的男人时,新天地语言学校――NEW DAY learning center就不远了。
  第一次坐朋友的车去学校认门儿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就穿越了整洁的中产阶级聚居区、喧闹的城郊结合部和静谧的农田。宝马X6、大型推土机和脏兮兮的羊群是这个鸡尾酒社会不同层级的吉祥物。
  尽管在北京生活已超过10年,但我此前从未到过这个叫“青云店镇”的地方,镇中心只有一家农业银行储蓄所,农行卡也是NEW DAY唯一接受的信用卡。
  事实上,学校距离镇中心也还有一段距离。从校门口出发,往左走5分钟,就是大片的蔬菜大棚和麦田。很多家长送孩子来这里,正是看中了它的荒僻。20岁的Bella说,“我爸考察了好几个地方,最终相中了这里,这儿去哪都不方便,他觉得我能在这里好好学习。”
  保安们是今年开春后才出现的,学校的往届老生告诉我,因为这一片被划归了一个大型土地开发项目,很多村民抓紧时间加盖房屋。“镇里在村子两边都设了关卡,专门查运砖和建材的货车,不让农民再盖房。”
  和那些标榜“纯美语、纯外教”的诸多语言学校不同,名气不大的NEW DAY却完完全全是个美国文化小社区,整个学校只有一两个中国老师。学校帮外籍老师们在镇上或是附近的村里租了房子,当他们谈及自己周末的安排时,我时常忍不住偷笑,他们总是脱口而出,“我明天打算去趟北京!”――这个隶属北京市大兴区的小镇,因为地理位置的偏远被人们从心理上划出了伟大首都。办了几年的语言学校,据说也要拆迁,只是时间未定。在这个悬而未决、随时有可能被城市化的效率和速度裹挟疾驰的地方,中国学生学习着英语和美国文化,美国人则尝试着读懂中国。
  
  中产与移民
  
  学校不允许说中文,新生进校时都必须取一个英文名字,如果你自己想不出来,没关系,教务督导Bill先生会笑眯眯地提议,由他来给你取一个,“very very beautiful”的英文名字。
  Maggie就是在这里被命名的,她是我的邻居。我们俩,再加上与我们同住一个社区的Rachel和Amy,是这所学校里仅有的4名走读生。其他学生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家长在为他们支付了不菲的学费后就离开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郊外学校潜心学习,为出国留学或移民做好语言、文化上的准备。
  入学第一周可谓“自我介绍周”,每科老师上课第一件事都是让大家自我介绍,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大多数同学目标明确,夏天过后,就要登陆异国领地,开始新的生活。而我,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跑到这个地方,给自己处于惯性的生活摁下一个暂停键。
  在同学们务实、明晰的目标前,我的理由随意得几乎欠缺诚意了。但没想到,Rachel比我更不靠谱。
  她家境富裕,先生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收入丰厚。孩子出生后,她在家做全职妈妈,一晃孩子长大,上了幼儿园了,“在家待时间太长了,出去做事也觉得没什么信心。”
  先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给一家人丰丰富富的供应,也鼓励她继续做全职太太,她却闲愁无限,“过去儿子小,在家还能待得住,现在孩子天天上幼儿园,我一个人在家,干什么呢?”于是,“开始也跟那些妈妈团们一起玩了一阵子,打高尔夫、学插花、学园艺……”
  她最终还是没办法让自己兴致勃勃地玩下去,“一个人在家也待不住,抓着电话,把能打的电话都打了,逮着人一聊就是个把小时,我妹妹都怕接我电话了。必须找点事儿做,不然人就废了。”她来到这里学英语,“什么也不为,就为给自己找个目标,找个能天天干的事儿。”
  学校每年分春秋两期招生,每期4个月。在我们去之前,Rachel已经在那里待了4个月,跟我们念完这个学期后,她说下个学期还要接着上,“只要这个学校办,我就一直来。”有朝一日,英语学得足够好了,她打算再去学法语、德语、日语……“语言那么多,就一直学呗!这就不怕自己没事干了。”
  与Rachel漫无边际的学习计划相比,Maggie的时间甚为紧迫。今年8月,她要带着8岁的儿子移民到澳洲,大学学俄语的她,要在短短几个月内,从零起步,初步解决语言问题。
  “太可怕了,你做梦都在说英语。”有天早晨,她先生惊恐地拍醒她。但没办法,为了移民,只能拼了。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钟伟教授给出的数字,过去10年里,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年均多达45万人,他们携带到外国的资产高达2500亿美元。这笔金额是中国政府和国内企业迄今在海外直接投资金额的两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匮乏,以及社会不公正,法律体制不完备和权力滥用导致的“不安感”等,都是驱使众多人士移民海外的要因。
  “不问不知道,一打听,这两年身边很多朋友都出去了,”Maggie感叹,“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何至于这么紧张啊!”能干的她有家运转裕如的公司,先生事业发展也很平顺,选择投资移民完全是为了孩子。
  “我原来是想在国内好好培养他的,”从重点幼儿园到重点小学,再到重点中学……她利用关系,精心布局,为孩子铺好了路,但行至中途,却改变主意。
  孩子上的幼儿园是北京市最好的一家公立园,很多大人物的第三代也在那里入学,学校是全寄宿式教育,管理严格,从这里出来的孩子们跟“小大人”似的,自理能力极强。
  Maggie的儿子非常适应在父母忙碌时,自己照顾自己,“饿了自己热饭,渴了自己烧水。”但她发现孩子身上有个大问题,“没有主见,吃个苹果都要问我!”
  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过于严格的管教,失去主见和个性,最终放弃了早已预定了学籍的一所著名重点小学,把孩子送到京郊一所崇尚能力教育、重视英语口语训练的“美国小学”。
  她看着自己一个好朋友的孩子,一路从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读上来,“那孩子英文呱呱叫,但是胖得啊……功课太重了,孩子压根儿没时间锻炼。”
  几年前,朋友一家移民去了澳洲,“再回来,那孩子完全变了个人,特别有活力!”朋友劝她也出去,各种理由里最打动她的是,“那儿的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锻炼时间,就是下雨天,学校也雷打不动地为孩子们安排课外活动。”
  “我不指望我的孩子将来能成才,但我希望他快乐、健康,有活力、创造力!”40岁的她每天疯狂背单词,毫不畏惧地开口说英语,4个月下来,听说能力进步神速,班主任Ms.Martin一提她就啧啧感叹。
  
  家庭学校
  
  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我也常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担忧,Maggie的话让我都心动了,但显然,移民到海外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的。Maggie也时常心焦,她对先生说,“我们俩得玩命工作才行啊!”
  仿佛是为了给我的困境指一条出路,Ben和他的哥哥Jeremy出现了。这对美国兄弟一个16岁,一个18岁,从小就没去过学校,而是在家由妈妈教育,“我妈教不了的功课,比如化学、物理这些,她会通过Home school的组织找到能教这些功课的其他家长,而我妈妈,则可以教其他家长不擅长的功课,”就这样,通过交换教育的方式,这哥俩,包括他们的姐姐Nance都顺利地念完了高中。
  几年前,他们随父母来到NEW DAY,继续自学和网络远程教育,学校图书馆和食堂就是他俩的教室。父母从未管过他们,Jeremy具有超强的自控能力,坐在墙角抱着书本或者电脑一学习就是半天,他已经自学到了大学二年级的课程,超过了同龄在校学生的进度。
  Ben性格外向,自称为“people person”(善于交际的人),他的学习时间可能只有哥哥的2/3,但喜好交际的他,几乎成为学校的编外员工,每周三傍晚的“open mirco”(学生们唱歌、跳舞自由展示才艺的活动)都由他参与组织。
  学校的美方校长Neal先生每个学期都会招募大量的志愿者来这里“支教”,高中生、大学生,甚至成年人都有。Ben是当之无愧的中外使者,他能迅速地与新来的访问团打成一片,跟他们一起打球、玩乐队(学校的办学条件很一般,但有两样投资是非常有眼光的:丰富的运动器材和各类乐器),Ben会七八种乐器,排球、乒乓球也打得不错,是外国访问者和中国学生之间的超强粘合剂。
  “有知识和有智慧不是一回事,”有天中午,他听到我跟他哥哥讨论“home school”的问题,过来插话,“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成绩可能比我棒,但我总觉得他们很幼稚,只能跟同龄人打交道。我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跟任何人都有话题。”
  和NEW DAY同在一个院子办公的,还有一家公司和一个与多家福利院合作、救助重病孤儿的“希望之家”,雇员和志愿者大都来自美国,他们的家人、孩子也都是NEW DAY的常客。包括教学督导Bill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内,这十多个孩子全都是家庭教育,用Bill的话说,“父母和教学DVD就是他们的老师。”14岁的Daniel戴着小眼镜,看起来十分羞涩,他刚刚通过网络参加了美国高考(SAT),分数甚高,这让其他在家学习的孩子们信心倍增。
  每天午饭后,这些孩子们都会到学校后院的儿童游乐场玩耍,我坐在秋千上看着他们奔跑、跳跃、呼喊,听见戴着小眼镜的姐姐小大人儿般地吩咐她的4个弟弟们,“男孩们,一点钟到家学习,记住,不是一点钟离开这儿,而是一点钟到家”,心里甚是安慰。也许除了带孩子搬进城里,高价买学位房,去争抢优质教学资源,或者是抛弃自己的工作、生活,孤注一掷地把全部家产打进移民账户之外,我和我的孩子还能有其他选项。
  
  文化差异
  
  身处一个外国人占多半的小环境,Culture shock(文化差异)是不能不谈的一个话题。
  可爱的发音老师Dawn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毕业后就没找过正经工作,跑到韩国教了一年小孩儿,然后又到中国来了。“我们班1/3的人跟我差不多,毕业后到公司上班的也有,他们挣的比我多,可是好像都不怎么快乐。”她用筷子把炒饭撮进嘴里,告诉我,这个夏天她会回国,“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个教堂,去那里做一年的志愿者。”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问她,来中国这一年里,她始终不能适应的是什么?她咧嘴一笑,“有的时候,你很难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想法,因为他们不会直接告诉你,他们总是爱说maybe(也许)。”
  这个“maybe”经常令她头大,“比如我问一个中国朋友,‘今晚的活动你会参加吗?’她会说,‘maybe’,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她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她压根不会来。有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一件事,说学校‘maybe’会怎样怎样,这听上去,好像是跟你商量,这个事情不一定会真的发生,但实际上,你不能这么认为,他所说的‘maybe’其实就是一种肯定。”
  我最喜欢的Mr.Reeder老师和他太太都在这所学校教书,神学硕士毕业的Reeder老师曾在秦皇岛一所大学教了4年书,“几乎每个学期,我都是在开学头一天才拿到教材的,整个夏天学校似乎都休眠了。”尽管有些不适应,但他和太太还是打算在中国生活10到15年,他把这视为上帝赐予他们夫妇的使命。
  “可是我没怎么在课堂上听你提‘上帝’啊?”他所教授的《美国文化》一课,生动丰富,我注意到即便是讲“美国的宗教文化”时,他也没有特别突出自己的基督信仰。
  “作为老师,我不能在课堂上用信仰取代知识,但在我们与学生、与普通中国人的交往中,我愿意告诉你,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愿意你们通过我,了解到基督徒的行事方式,为上帝在地上做一个好的见证。”
  Ben听说我是记者,乐颠颠儿地跑来问我,“你是不是认识很多名人,你一定很有‘关系’?”小伙子故作老成,“我知道,在中国,没有关系是不行的。”
  他非常认真地告诉我,“我想娶一个中国女孩,我希望多少代之后,我是我们家族生命树里唯一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想做一个中国人?”
  他的回答纯真可爱,“不知道,可能因为我已经当过美国人了,再当也没意思。”
  
  砍价难题
  
  “Bargain(砍价)”是老外在中国遇到的最大心理挑战,我的老师Ms.Lungu在中国已经生活了5年,但每次去秀水,她还是会心惊胆战。
  我们传授实用的砍价招数,“砍价不能拦腰砍,而是要从‘脚脖子’砍”,她们吓得直摇头,“那些卖东西的很凶,如果价格压得太低,她们脸色马上就变了,挥着手说Go、Go、Go……”
  几乎每个访问团来中国都会陷入购物困局。有一天午饭时,坐在旁边的一个美国女孩告诉我,“那些卖东西的小姐是不是认为美国人很有钱,她们第一句话都是问,你是哪个国家的?我发现她们给美国人开的价最高。”
  他们告诉我,在美国,极少有需要砍价的地方,“店主告诉你一个价格,你如果不满意,你可以走,上别处问问。如果能够打折,所有人都是这个折扣,不会像在中国这样,需要买卖双方打心理战。”
  也有少数人表示很享受这种价格游戏,“我告诉店主,我是罗马利亚人,她们给我开出的价格很不错……”
  在我上学的这4个月里,学校陆陆续续来了将近五六十位访问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此前从未出过国,中国是他们踏出国门的第一站。
  首都机场、国贸、东方新天地这些地方着实让他们吃了惊吓,“这里跟美国没有什么两样啊,连背景音乐都是美国最流行的。”
  街道上还保留着部分上世纪70年代印记的青云店镇和NEW DAY所在的村子极大地吻合了他们对中国的原有想象。村里每到农历重要日子都要开集,逛农贸集市也成了最受访客们欢迎的一个节目,赶集第二天,很多人会用新买的土布鞋换下脚上的耐克。
  “中国跟我想象的很不同,”在感受了北京市中心和青云店镇两种生态后,一个墨西哥裔女孩有些迷惑,不知道哪一部分才是真正的中国。我说,“都是,都不是。你就把这两部分像调酒一样,摇晃到一起吧。”
  她以前跟同学一起去过南非,“我爸妈什么都没问,也丝毫不担心,但是这次来中国,他们非常紧张,在很多美国人心中,中国是一个政治上不安全的国家,人们的言行很受束缚。”
  他们那批访问团来我们学校时,正赶上金正日访问中国,一个女孩对同伴挤挤眼睛,“虽然在这里上不了Facebook和Twitter,但是总比去北朝鲜安全吧,去了哪里,我们肯定被……”她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学生,生平第一次如此密集地与美国人接触,“被美国人包围”,中国学生们也有许多有趣的发现。
  “美国人看起来很热情,但是想跟他们深交太难了”,Felix说。他今年21岁,大学毕业刚一年,换了两三个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给一些淘宝网店拍照片,因为忍受不了老板的苛刻,甩手辞职。他舅舅在德国,他来北京一边突击提高英语口语,一边准备赴德留学签证。
  开学头两个月,他和我们班里的另外一个男生Jason几乎每个周末都跟学校的美国老师一起出去玩,说是老师,其实也都只有二十三四岁,算是同龄人。
  每次活动都是AA制,“老美算账算得很清的,就算是最好的朋友,10块钱的小账也要算得清清楚楚。”我们的美国老师非常节俭,“每次吃饭前,她们都会讲清楚,多少钱以上的菜不要点,最后结账时要保证人均不超过50块钱。”点多了会怎么样?“她们会拒绝付钱,是真的,绝不是开玩笑。”
  有件事让Felix耿耿于怀,有一次说好了大家一起出去吃火锅,车都叫好了(在地处偏远的学校,叫车是出行的头等大事),正准备出发,有个人,对,美国人,说她肚子不饿,“如果现在出去吃,我很亏!”
  Felix讲起这个就来气,“这人也太小气了吧!你说,咱们中国人怎么可能这样啊,就算你不想去吃,也要看在大家的面子上一起去吧。”
  学校旁边的麦田由绿变黄的时候,他顺利通过了德国使馆的面试,拿到了签证,但他心里有些不安,“外国人如果都是这么难交往,我真担心自己过去之后的生活。”
  有趣的是,快毕业的一天中午,他对我说,“美国女孩麻烦,中国女孩更难搞。”他跟两个中国女生去游乐场玩,一路上帮她们拎包打杂,“老美嘴巴里还有句‘thanks’,中国女孩just take it for granted(视为理所当然)。”
  出发前一天,另外两个中国男生临时起意,也打算加入,“我跟他们说了,我都在网上查好公交线路了,第二天早上8点出发,花5块钱就能坐到那个水上游乐园。”没想到那两个男孩哇哇大叫说,“太辛苦了,我们花两百块钱包个车去吧!”
  Felix摇摇头,“他们把钱看得太轻了,我跟那些美国老师们一起去了一趟十渡(北京一个风景区),往返都是坐公交车,玩了两天,人均才花了两百多块。”
  他始终不能忘记,景区里一瓶矿泉水要5块钱,无论他们怎么跟老师们解释,告诉她们中国景区就是这样,“她们宁可渴着,也不愿意多花那3块钱。”
  
  告别后,远走他乡
  
  从初春到初夏,我们为期4个月的春季班就要毕业了。毕业前的最后一周是“告别周”,每个老师都会细数这几个月来大家的变化。
  除了口语水平的提高,不少同学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了雅思考试,拿到了出国签证。
  Bella已经订好了8月中旬去加拿大的机票,她在北方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上了两年,用她的话说,“全校最有钱的学生都集中在我们学院了,有个同学的男朋友,一年零花钱都得将近20万。”
  这类学院在全国其他高校也很多,接受的都是高考成绩一般,但家境比较丰厚的学生,采取“1+3”、“2+2”等培养模式,大学4年一部分时间在中国,一部分时间交流到海外大学。
  大三时,Bella原本可以交流到英国学习,但现在她父母改了主意,“现在就业太难了,我妈说,女孩子耽误不起,与其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再出国,不如现在就出去。”她父亲自己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坚持要她退学,通过先念书再移民的途径到加拿大生活。
  “我开始不想出去”,Bella告诉我,她有一个感情挺不错的男朋友,“我出国念书、移民可能要花八十多万,他家境很一般,没有这个钱供他。”20岁的小姑娘吸一口气,眺望着说不清的未来,“因为这个我跟我妈有阵吵得挺凶的,现在也只能跟他分手。也许,将来再也找不到这样喜欢的人了。”
  Jenny也将在这个夏天飞往英国,大学毕业刚一年的她因为感情受挫,离开了深圳这个伤心地。在好朋友的怂恿下,她决定考雅思去英国念硕士。
  4月份,她第一次报考的时候,动手晚了,发现全国考点都挤满了“烤鸭”(雅思应试者的昵称),只好远赴乌鲁木齐考试。
  英国方面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2010学年,在英国高等院校学习的外国学生人数超过了30万人,其中中国大陆留学生最多,人数为56990人,较前一学年增长21%,也刷新了于2004-2005学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Jenny全套出国手续都是委托中介办理的,中介还帮她介绍了一位“同学”,“那个女孩也是那家中介办出去的,我俩搭伴儿去学校。”她不担心到了英国会寂寞,“据说那边全是中国人,一个班一个班的中国学生。”
  毕业典礼前一天晚上,David的眼皮被蚊子叮了,这个平常举动滑稽的小男生肿着眼睛上台领受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这已经是他在这个学校的第三个学期了。他跟Ben一中一西,成了这个学校的常客和代言人。下个学期,他还将在这里学习,之后,申请出国。学校里像他这样,连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准备出国的孩子占一半以上。
  因为他来这所学校时还不到15岁,人们都习惯把爱淘气的他看作一个孩子。那个上午,当他和Ben站在一起合影,我忽然意识到,他其实跟懂事的Ben一样大,只是一直拒绝长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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