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一本杂志的60年

　　金鸡百花影城位于北京最好的北三环边。米花机，可乐柜，电子公告板闪着红黄字符，大小影厅红椅蓝墙。大厅门口摆着电子游戏机，小孩子上去按两下，身后追着年轻妈妈。 　　普通的现代化电影院，差不多都是这种轻松热闹的样子，卖力招引主流观影群――青年人和孩子。一点也看不出，三十多年前，这里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内部专用的评奖、研讨电影放映厅。
　　周三中午11点半，3号影厅的门开了，满满的观众涌出来，大厅里的气氛骤然不一样起来。他们几乎都是白发，大都穿黑、灰、咖色衣服。一两个穿海魂衫的年轻姑娘夹在中间，特别刺眼。老奶奶说着今天的电影不错，是难得的文艺片：“现在总是演撞车、爆炸，看得人眼晕！”
　　81岁的马锐夹在散场人群中。每周三影协会员可以来此免费看包场，这位《大众电影》的前副主编几乎每次都来。
　　即使已经过去30年，马锐仍然能骄傲地背出1981年世界四大通讯社同时发出的一则消息：“世界上以一种文字发行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北京的《大众电影》。”965万份的发行神话，至今无人超越。现在，这个数字跌到了3万。
　　2011年初，和马锐一起搭档十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离京赴沪，大年初五，为杂志现状嚎啕大哭。按《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描述：“现在的《大众电影》没有社长、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没有广告部。”也没有摄影师。“这么好的品牌被毁了！”而《大众电影》现在的团队认为，其实杂志运行正常，外界的关注只因当年太辉煌，对比太强烈――这本曾经最辉煌的杂志走过的60年，是整个时代的60年。
　　
　　创刊：
　　我们每个人象唱着歌一样地生活
　　45年后，已经74岁的《大众电影》第一任主编梅朵还记得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马路汗尔尔登大楼362号创办《大众电影》的那一天。当年简易的二层楼此时已成了一所中学，每次路过，他仍会回想起那间偏南屋子里发生的种种：“我们都沉浸在解放初期的热烈气氛中，一种将要实现人类理想的希望，使我们每个人像唱着歌一样地生活。”
　　后来任副主编的唐家仁那时和梅朵一起，“像搬着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筑着《大众电影》这座房子。”他自豪地记得，《大众电影》创刊那一年，也是法国的安德烈•巴赞创办闻名世界的电影期刊《电影手册》那一年。
　　《大众电影》创刊号大32开，正文30页，画页极少，定价旧币1500元，只有封面和封底彩色印刷，却还选用了黑白电影的剧照。封面上，外国小男孩捧着水杯抬头仰望，眼睛忽闪明亮，那是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小英雄凡尼亚的剧照，贴合儿童节主题，也代表了梅朵们的希望：“解放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当然应该拍自己的电影，办自己的电影刊物，写自己的文章。”
　　没有什么钱，就依靠过去办《剧影丛刊》留下的一些纸头上马。编委会的名单赫然耀眼：编委主任夏衍，编委于伶、姜椿芳、杨帆、陈白尘、钟敬之……创刊号试印1万册，很快售罄，又连续加印了3次，还是供不应求。
　　唐家仁戏称当时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四个专职的编辑记者加一个兼职来搭把手的。半月刊的组稿、编辑、设计、采访、校对到印刷、发行，“四个半”全担了。
　　“每到校对的日子，大家一齐去到印刷厂，整整干上一天，一人吃一碗阳春面，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相互之间总是那么亲密无间。”此时梅朵还兼任着《大众戏曲》的主编和《文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从早到晚忙不停：“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稀奇，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同时担负那么多工作？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一种为了美好理想而全力以赴的精神在驱动着我的生命。”
　　这正是梅朵神往的状态：把全部生命投入工作。然而新生活崩塌得如此迅速，仅仅两年多后，因为在香港时曾与作家胡风有过交往，梅朵被撤去《大众电影》主编职务。受到冲击的不仅是主编。同年，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展开，“文艺整风运动”开始，《大众电影》停刊整改，不久迁到北京复刊，《新电影》杂志并入。“由于思想紧张，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唐家仁回忆。
　　1957年，梅朵在“反右”运动中被彻底打翻，划为“右派”，先后送到河北、山西的农场和煤矿，劳动改造二十多年。
　　1962年秋，《大众电影》迁回上海，与《上海电影》合并。1966年，《大众电影》出完第六期（总第306期）后，宣布停刊。
　　上海电影局大院的批斗会场上，打了红叉的《大众电影》经常铺一地。台上“黑帮”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台下红卫兵小将们津津有味地翻看《大众电影》。
　　
　　复刊：
　　就是要美！被称好色之徒也要美
　　梅朵平反回到上海时，已是1979年。当年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已经被折磨成了瘦骨嶙峋、病痛满身的白发老者。梅朵扑向新生活，要把失去的旧岁月加倍找回来，开始创办《文汇月刊》。
　　正是整个中国万物复苏时，一千公里外的北京，《大众电影》也开始复刊了。
　　马锐此时调动到影协，他被问道：“你愿意到研究部研究电影呢，还是愿意到《电影艺术》，还是愿意到《大众电影》？”他一口答了《大众电影》。这位新中国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才子，“文革”以前办他并不喜欢的曲艺杂志，“文革”时被下放去烧锅炉。“文革”结束后，终于来到了喜欢的电影界。
　　选择《大众电影》是奇怪的决定，起码在马锐的领导、朋友、同学眼里是这样。“大众”是下里巴人，远没有阳春白雪的《电影艺术》受理论界欢迎。“他们说搞学术你还是不能去那儿，我说我不搞学术，就搞编辑。”因此，马锐成了《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
　　1979年1月20日，《大众电影》复刊，主编是著名编剧林杉，副主编是崔博泉和唐家仁。定价0.3元，印数50万册。二三十人挤在借来的三四间办公室里，分成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还有两个摄影记者。新的时间开始了。
　　刚刚脱掉灰衣服蓝衣服的人们太需要美丽了。这本经常被错读为《大象电影》、《大家电影》、《大泉电影》的杂志，伴着美人封面和郭沫若提写的行书刊名，迅速热销全国。
　　“就是要美！文字的美、画页的美、编排的美、内容的美，封面要漂亮女演员的漂亮照片。”马锐说：“定谁上封面，我们要了解各界人士喜欢哪些人，才去拍哪些人。拍好几卷胶卷，洗出上百张照片，请来摄影师、美编、美编室主任，有时主编也叫来，一块选，常常争论半天。”
　　“文革”停刊前，《大众电影》就因总用美人图作封面封底，收过批评信，比如刊登了英雄的照镜戴花图而不是视死如归图，“新中国的女教师是手里拿着辫子，似笑非笑故做媚态的样子”。批评信讽刺：“编者照顾了爱把美人图贴在床头上的小市民口味。”
　　复刊之后，同样的烦恼又来了。主编林杉悄悄对马锐说：“你知道吗，咱们同行里说我什么？好色之徒！就不能摘掉这顶帽子吗？”1982年第5期，张雁得了第二届金鸡奖影帝，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眯眼老爷子离俊男有很大距离。林杉跟马锐说：“摘帽的机会来了，拿他当封面吧。”尽管往年，影帝是帅哥也只能屈居封底。
　　不好色的结果立竿见影，发行量当期狂跌六十多万，下一期才涨回来。林杉只能认了：“咱还是当好色之徒吧。”
　　
　　大讨论：
　　接吻照、电影法与政治问题
　　读者来信组是《大众电影》最忙碌的小组。“最多的时候有3个人专门看读者来信，必要时组长能动用全影协的年轻干部，甚至从外头请人来帮我们看。”马锐常对编辑说，切记“大众”二字，忘记“大众”就没有《大众电影》。杂志每年在北京起码召开4次读者座谈会，请来各行各业的读者。记者去外地出差也常组织这样的座谈会收集意见。
　　第一次发行高峰突如其来，正是因为读者来信。1979年第5期，杂志封底刊出了英国爱情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王子与灰姑娘在蕾丝裙和手棒花中闭眼拥吻。6月，编辑部收到了署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问英杰”的来信，质问“你们在干什么”，后面连跟3个问号。
　　这位新疆兵团的政工干部“非常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
　　最后，问英杰带着挑衅口吻写道：“你们如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9亿人民鉴别一下，那才算是‘百花齐放’，有点‘民主’的气味。否则，我只能认为你们做贼心虚。欠人民的账是一定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大众电影》全文刊出此信，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上万封来信寄到编辑部，“我们临时从外面调十多个学生，晚上连夜看，重要的挑出来我再看，我看的起码都有一百封以上。”马锐说。
　　三十多年后回望，这封信和那场大讨论成了许多现代人眼里轻飘飘的花边笑话，只见证着那个时代的性压抑和禁锢。但马锐记得，引发大讨论的关键是，问英杰没把这当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当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刚刚3年，“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全国人民都有这个担心，问英杰代表的就是极左的那一批人。”
　　刚刚复刊时，《大众电影》就登过夏衍的文章《祝愿与期望》：“大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但大众之中受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人还不少。因此，《大众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用耐心的、心平气和的、与人为善的态度，来帮助那些还有极左思想的人逐步地觉悟过来。”
　　“为什么能来1万封信？为什么发行能到965万份？因为我们首先在政治上是走在前头的。”马锐记得1万封来信中97%都支持《大众电影》：“全国很多报刊编辑部给我们打电话，说谢谢你们，你们走在了前面，我们作你们的后盾。”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气候虽乍暖还寒，尺度却不小。1981年第一期《大众电影》头条，马锐以“金戈”的笔名发表了《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列数诸多电影如何被粗暴干涉审查，呼吁电影立法。
　　“无法，则谁官大谁说了算，谈何艺术民主。无法，往往给嗜发禁令者、极左整人者以可乘之机。无法，则建国以来忽紧忽松、放放收收的历史还可能继续写下去。”这样的铿锵句子，即使在今天的电影界，也不易出现了。
　　“为了这篇文章，上级来杂志社对我召开批判会。当时很多电影，比如《天云山传奇》、《庐山恋》、《人到中年》，都受到有关方面批评，我们《大众电影》就支持，就发文章肯定。当时左的东西还没有批判够，我认为到现在，左的东西还没有批判够。”马锐说。
　　
　　百花奖选票：
　　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利
　　每月10号是《大众电影》的发行日，北京、上海等地邮局门前都挤满了等待购买的人群。编辑部派人去邮局门口了解销售情况，还常能捡回些读者抢购时丢在现场的手套、帽子。某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也是常常听闻的段子。
　　“每期总结会上评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好，读者来信是很重要的标准。来信多的给编辑记者的奖金也多。”马锐记得，有一个读者很欢迎的栏目，以“小向导”的身份讲述这一天电影是怎么拍摄的。第一篇马锐亲自写，发在1982年4月号，讲谢添怎么拍《茶馆》，署上笔名“金戈”。五十多岁的副主编犯起淘气，装成是刚来没转正的实习生，在稿子里向读者撒娇：“如果觉得我这篇写得还可以，请大家来信支持我，让编辑部给我转正。”
　　马锐依然记得，收到小一百封恳请让金戈转正的读者来信有多感动。“还有女同志来信说咱们可以认识一下，哈哈！”
　　此时的《大众电影》，崔博泉主外，广交朋友；马锐主内，专攻版面内容。《大众电影》和文艺界、体育界甚至科学界诸多名人来往密切。赵丹、白杨、张瑞芳、谢晋、谢添经常到编辑部来聊天，座谈会上不仅有群众和电影界名人，还来了排球名教练袁伟民、画家范曾、“铁榔头”郎平、歌唱家李谷一等。崔博泉带着大家跟演员打成一片，大热天衣服一扒，就在唐国强家的防震棚喝酒。甚至“每年大家到郭沫若家春秋两次聚会”，“宋庆龄的秘书收不到杂志就会打电话来问：《大众电影》怎么还没来啊？”
　　杂志的巅峰是和百花奖一起来临的。这个由群众投票选出的电影奖项创立于1962年，前两届颁奖仪式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出席。1980年，中断十多年的百花奖举办了第三届评选，选票随《大众电影》发放，收回近140万张，远高于第一届的11.7万张和第二届的18万张。1981年，第四届百花奖收到的选票高达200万张。
　　在那个走后门才能订到一份《大众电影》的年代，200万张选票背后，可能站着十倍百倍的人。他们以何等的严肃和认真投出近乎神圣的一票。
　　有两千多名学生的上海化工专科学校只有4张选票。于是，学生会印制了预选票，每10人一个小组，经过讨论填写一张。学生会公布预选结果并综合分析，再由班级文娱干事讨论，最后才填写选票。这样进行预选的学校、工厂、部队比比皆是。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县只订到一份《大众电影》，由彝族、藏族的5位县人民代表分头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坐在一起讨论填写。安徽读者何天夫一家七口，开了两次家庭会议才填好惟一的选票。黑龙江省的吴宁，和远在塞北草原的未婚妻合看一本《大众电影》，为填选票两人千里飞鸿反复商量。
　　“请给我一张选票，我要和千百万人一起，行使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利。”诗人邵燕祥专门为此写诗《给我一张选票》。数学家华罗庚每次都亲自投选票，也写了一首诗，说电影和科学的关系。
　　谁得票多谁得奖的原则并非畅行无阻。“有关部门曾经要百花奖不完全由群众票选，我在会上非常抵制，最后我搬出周总理的话反驳他们：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论者是人民群众，不是什么专家领导。规矩总算保持住了。1981年，领导很不喜欢《庐山恋》，但群众投票选出了，它就是最佳影片。”马锐说。
　　现在的百花奖已成隔年举办，评选范围不再是评奖年度内上映的所有国产故事新片，而是多了个候选名单，只入10部。“这是一层限制，某些影片你不让它上候选名单，就不可能投它呗。”群众投票结果也沦为参考意见，据此只选出提名奖的前五。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抽取出的101名幸运观众，在颁奖典礼现场按表决器投票，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百朵花”。
　　指责纷至沓来，历年不断：评选不透明、暗箱操作……
　　2006年，获得过第4届百花奖和第1届金鸡奖影后的张瑜又一次站上百花奖候选台，离她因《庐山恋》得奖已经过了25年。这一次，张瑜因《任长霞》获提名，在群众投票阶段名列第一，但在现场评委手中，她败给了刘若英。“116万人的选举结果早就出来了，为何要这99个现场评委？到底谁能代表民意？”张瑜质疑。
　　这也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那些以神圣态度投出选票的人们渐离百花奖时，视百花奖为殊荣的明星也越来越少了，甚至被提名的大腕不来现场领奖，都渐渐成了一种习惯。
　　
　　电影的衰落
　　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1980年代初，除了《大众电影》的发行神话，《电影故事》、《电影新作》、《电影画报》、《上影画报》等电影杂志也是销量过百万。
　　1983年，《大众电影》发行量从顶峰的九百多万滑到六百多万，但仍是老大。这一年，全国实行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电视台的政策，电视节目覆盖率开始骤增。电影不再是惟一精神消费品，地位逐步下滑。
　　1984年，《大众电影》发行量跌到四百多万，被《故事会》的五百多万超过。1986年，其他电影杂志都跌出了发行量过百万报刊行列，《大众电影》还有两百多万。1989年起，《大众电影》也跌出了百万行列。这正是我国电影观众数量剧烈衰减时期，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更是下跌迅速。
　　但《大众电影》的影响力依然惊人。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记得，1985年《大众电影》刊登了电影《红衣少女》的封面，那年夏天，北京女孩穿红裙子的就特别多。1993年，演员马羚穿着无肩低胸高开叉银色亮片裙登上《大众电影》封面，因这一张性感照片，之后5年内找她的角色都与性感有关。
　　“《大众电影》的通俗性并不是迁就大众，不是制造欲望的消费品。知识性栏目与批评讨论栏目始终是《大众电影》最努力经营的方面。”《电影艺术》杂志主编吴冠平研究了1979-1989年黄金时期的《大众电影》后，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写道：“没有像样的文化工业支撑着它，反而常常是在对文化工业的阻碍和破坏当中，制造自己的文化偶像；没有目标明确的大众时尚需求，反而是在一种本能质朴的情感中，创造了自己感动读者的力量。《大众电影》通过对电影专业知识的普及来达到提高和改造大众的目的，又通过批评讨论类栏目形成对国家电影的某种监督。”
　　1991年，年事已高的崔博泉和马锐同时退休。《大众电影》的编辑风格在新社长蔡师勇的主导下开始改变。学者气质的蔡师勇，擅写电影评论和理论，不喜欢交际，连金鸡百花电影节也只参加开幕式讲话。他强调评论的独立性，不主张编辑记者和演艺圈走得近，每年几次的读者座谈会也不再召开，杂志之前积累下的各界朋友渐渐疏远。
　　“每天下午4点准时下班回家。你听到老蔡办公室的关门声，就知道4点到了，准没错！”《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说。
　　
　　入狱的社长
　　2009年12月17日，周雁鸣举着横幅“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站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全体大会场上。“当着两百多号人，《大众电影》常务副社长翟建农宣布了两件事：一个是《大众电影》资不抵债，宣布破产；一个是《大众电影》原社长蔡师勇私分国有资产被判刑。”周雁鸣说。
　　破产的说法被影协否认了，但71岁的蔡师勇确实被判有期徒刑4年，会计贾文华也被判刑3年。起诉书指控二人“在《大众电影》杂志社任职期间，于1997年至2000年间，违法使用国有资产为该社人员购买商业保险，数额总计为554万余元。”
　　周雁鸣一提起这事就怒不可遏：“老蔡一生光明磊落，没报销一张车费和饭费，检察院都查不出个人问题，不相信有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还有贾老太太，就是执行本职工作而已，她在影协口碑极佳，就这样被毁了！”
　　在1984年底成立杂志社之前，《大众电影》职工和公务员待遇相同。“960万份的时候，每天纯利润都可以拿到1万块钱，那是80年代啊，不得了的，我们二十多个人要分了它，都是大富翁了。但我们奖金和影协的清洁工是一样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库。”马锐记得。
　　成立杂志社后，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大众电影》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1990年代，正是国企纷纷破产时，职工下岗成了最常见的现象。《大众电影》发行量一路下滑，赚的钱少了，职工人心惶惶。说是事业单位，但因为企业化管理，职工享受不了国家核拨的工资，更别提退休金；说是企业化管理，又因为是事业单位，不能加入国家社保体系（直到2003年才加入）。夹在这种两头不落的尴尬地带，是许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共同困境。
　　1993年11月，蔡师勇召集全体社委会委员开会，讨论后集体决定为退休职工购买养老保险，交由财务负责人贾文华执行。执行前，蔡师勇还叮嘱要向上级主管财务部门请示一下，这么办是不是合法。
　　《大众电影》虽是影协下属单位，但在财务上独立，直接归属文联管理。当时的中国文联计财处处长赵兰英证言：当时贾文华找来，问杂志社用自有资金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行不行，赵觉得是好事情，但当时国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赵兰英又咨询了财政部文卫司经费处处长傅东，他也说是好事，不违规，还解决了一个社会大问题。
　　上级主管单位领导和财政部都这样说，蔡师勇认为应该没问题了。1994年开始，《大众电影》杂志社给退休职工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在许多职工要求下，范围又扩大到在职职工。
　　11年后，2005年2月，蔡师勇退休不久，中国电影家协会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举报蔡师勇和贾文华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这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中增加的新罪名，1993年决定买保险时，还没有这条。
　　调查持续了四五年，周雁鸣记得：“那期间大家陷入内战了，每天都是调查，人人岌岌可危，哪有心思弄稿子。新社长也不看稿子，以前老蔡每篇都看，要签字的。”
　　公认的好人老蔡现在安静地呆在监狱里。女儿蔡小松说，现在只是家人去看望他，朋友们去不好申请：“爸爸在那里过得还可以，他不认罪。”
　　
　　今天我们还需要《大众电影》吗？
　　“这样的照片，怎么可以放封面！”《大众电影》退休摄影师张苏妍拿着几期新的《大众电影》，还没翻开就生气了。照片上的徐静蕾，拗腰坐得远远的，几乎认不出来，旁边打的灯、扯的线，一股脑都堆在画面里。
　　当年主打美人图封面的《大众电影》，已经没有自己的摄影师了。现在的每张图片下都写着“由XX剧组提供”或“由XX公司提供”。这对当年随便拍各种最红明星的张苏妍来说，简直是耻辱：“就算现在是经纪公司制，明星不像以前那么随和好拍，但也不能完全没自己的图片吧。”
　　消失的还有广告部。哪怕在1950年刚创刊时，《大众电影》正文的最后几页都刊登过广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时登一些“近视治疗仪”、“白发变黑发”、“彩色照片扩印”广告。现在，惟一的手表广告占着封三已经很多个月。“那是为撑门面白给登的，五六年前就没有广告部了。”周雁鸣说。
　　周雁鸣几乎每天去编辑部，北三环东路22号的一整层楼。这在北京是寸土寸金的地段，但每次走上来，十几间屋子大都清冷地关着门。
　　周雁鸣和一个同事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杂志社的年轻同事几乎不跟他们来往。“孩子们不敢过来，怕领导知道。”周雁鸣说，蔡师勇入狱后，不少老同志都和杂志社现任领导闹僵了。
　　年轻记者小李（化名）在《大众电影》已经工作了好几年，这在高跳槽率的媒体行业已属难得。答应使用化名后，他终于肯小心地说几句：“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杂志，采访写稿正常，收入正常，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不堪。我们也不想介入领导的历史纠纷。”
　　现在的《大众电影》没有主编，社长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胡子光兼任，实际的内容负责人是常务副社长翟建农。
　　翟建农1995年入社做编辑，那已是《大众电影》的衰退期。“其实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调整，比如2005年以前杂志跟电影创作相对脱离，后来改成要和市场保持同步。应该报道的电影我们基本都报道了。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啊。”
　　马锐不同意“大环境”说法：“不是电影走入低谷了，电影杂志就一定要走入低谷。”他极不满意现在的电影评论：“应该是批评坏的，肯定好的，现在这些任务全没了，全是吹鼓手。我最后写的两篇影评都是批评文章，现在不写了，写了也没地方发。现在叫宣传，你不管好坏都说好，那是宣传吗？那是吹捧。”
　　今年7月，演员马羚站在北京电视台演播室里，“今天我们还需要《大众电影》吗？”主题辩论正在进行。马羚大声喊：“《大众电影》它是公正的、是中间的。现在你们是被制片方忽悠进电影院的，没有一个公正的杂志告诉你这个影片是怎样的！”这是经历过黄金时代《大众电影》的人都无法忘记的。
　　（实习记者苏希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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