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为改革开放“定格”

　　 　　用改革开放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理念释义每一条词目，才给《辞海》带来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造就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并奠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坚实基础。
　　
　　《辞海》十年一修,从1979版､1989版､1999版,直到明年即将面世的2009版,不妨把它们看作时代的一个个“定格”:从不同条目的“新陈代谢”,从对同一个条目的不同诠释,分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个足印｡
　　
　　抢购《辞海》要凭结婚证
　　
　　一册书必须凭新领取的结婚证才有资格优先购买,这是不是天方夜谭?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大喜日子,这个国家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恰在这个时候,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大型百科类工具书《辞海》正式出版了,一经问世,引起热烈反响,取得巨大轰动｡当时,一册《辞海》缩印本的售价是人民币22.2元,在“36元万岁”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这相当于普通人大半个月的工资｡谁能想到,一册厚厚的《辞海》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必需品”!在黑市上,它的价格居然被炒到了原价两到三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面对抢购局面,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甚至还出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规定”:新婚夫妻凭结婚证,可以优先购得《辞海》一册｡于是,许多年轻人一大早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了结婚证后,又急忙赶到上海工具书店门口,而且还排起长龙,只为能购得一册《辞海》……
　　编辑部的老人们还清晰记得,湖北天门县的一位读者为购《辞海》,3年内跑遍了当地及武汉所有的书店,依然难以如愿,最后只得写信苦苦哀求《辞海》编辑部能够破格让其购买｡这种“洛阳纸贵”的空前盛况,现在听来几乎就像神话｡
　　“《辞海》的故事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条目中,都包含着一段故事｡”一晃三十载,守候《辞海》三十余年的副主编巢峰今年刚过完八十大寿｡眼前的这位耄耋老者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端坐在《辞海》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提起一生为之奋斗的《辞海》,巢老神采飞扬,充满激情地与《新民周刊》记者侃侃而谈｡
　　
　　《辞海》前世今生
　　
　　《辞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辞源》｡然而,《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基本以语词为主,专业性较强,并不普及｡为此,中华书局决定编辑一部百科性质的工具书,并将这部书定名为《辞海》｡
　　著名学者舒新城先生主持编纂工作后不久,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地区,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一部分人屈服于日帝的压力,竭力主张“砍掉”《辞海》,将语词部分变为《国语大辞典》,而把自然科学部分另成《自然科学辞典》一册,更有人提出删除“一?二八”､“九一八”､“塘沽协定”等条目,这些卖国“建议”遭到了舒新城的坚决反对,他坚持:“我国积弱,不能与强敌抗衡,敌污我之词不与辩论,已属屈辱,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近人意｡”由于舒新城的据理力争,这版的辞海中才得以保留住诸如“塘沽协定:日军自九一八起,侵占我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这样的历史政治性词条｡
　　
　　《辞海》在1936年出版了上册,又于次年出版下册,出版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应｡《辞海》相较《辞源》为后发之作,纠正了《辞源》不少缺点和错误,后出转精,堪称“后来居上”,渐渐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据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警卫员的李银桥回忆,即使在延安戎马倥偬的岁月中,毛泽东也始终要求身边带有《辞海》､《辞源》两本工具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看20多年前出版的《辞海》,已显得十分陈旧｡因此,重新修订势在必行｡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原《辞海》主编之一的舒新城先生,舒先生提出了编辑《大辞海》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赞成,并建议舒先生挂帅中华书局,专门设立编辑部,以修订《辞海》为基础,随后编纂百科全书｡舒先生听说要自己挂帅编纂,立即表示为难:“一则经费有限;再则自己年岁已大;三则作者人手不够｡”毛泽东风趣地用“愚公移山”的典故劝说舒老:“你有儿子吗?自己不干了,儿子继续干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至于人手问题,现在有那么多的右派没事干,何不‘趁火打劫’一番,调用一批真才实学的人?”
　　这个提议顿时吓坏了舒新城,舒先生表示:“使用右派很为难,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毛泽东哈哈大笑,“如果批右派批到你的头上,你这个‘右派司令’也是我让你当的嘛,右派的帽子我们两人共同分担!”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帮助舒先生解决具体问题｡195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次年又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修订《辞海》的浩瀚工程就此启动｡
　　1960年起的三四年时间里,《辞海》编纂队伍先后三次进驻外滩的浦江饭店,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全国的粮油都定量供应,浦江饭店却仍然有“四菜一汤”,另有中华牌香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为了修订好《辞海》,国家可谓不计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此时的浦江饭店,云集了苏步青､俞振飞､丰子恺､裘沛然等各领域的大家,根据不同的学科,修旧补新,逐条逐字琢磨推敲｡
　　7年转瞬即过,1965年《辞海》终于编纂完成,但只是内部发行,称之为“未定稿”,这主要是为了留有余地,以便博采众议｡“未定稿”名曰修订,实为重编｡收词97723条,包括单字13587个,除大量新增条目外,保留条目也基本被改得焕然一新,比如 “马克思主义(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先仅有88字简短介绍,未定稿则增至1508字｡相较老《辞海》,用“脱胎换骨”一词来形容新版本一点都不夸张｡
　　《辞海》未定稿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中央各部门的高度评价,本想在第二年开始正式发行,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爆发,襁褓中的新《辞海》被打成“字字句句都是毒的大毒草”｡上海70多个单位红卫兵组成了“批辞联络站”,不仅出版了《辞海批判》一书,还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张春桥在一边添油加醋､不怀好意地说:“辞海那里好人怕是不多”｡从此,围绕《辞海》编纂者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瞿白音､贺绿汀､罗竹风､巢峰等“骨干分子”,几乎无一幸免｡
　　
　　“8条39款”敢为天下先
　　
　　“文革”十年,除了铺天盖地的“红宝书”外,书荒犹如旱荒,有人揶揄地说,“八亿人民拥有一本新华字典”｡为此,1978年国庆刚过,国家出版局立即下达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屈指一算,连编辑带出版的时间不足一年!而此时,《辞海》的第一､第二任主编舒新城和陈望道都已逝世,巢峰､罗竹风等又都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等待平反,《辞海》的老编辑们也大都流离各地,有的生死未卜……就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上海市委迅速成立以时任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小组,并由夏征农继任《辞海》主编(就在本文采编过程中,105岁的夏征农先生于10月4日逝世),罗竹风带着“帽子”出山,担任副主编主持常务工作｡上任伊始,罗老就认真地根据回忆详细开列了各学科负责人名单,并开始着手找寻原《辞海》未定稿的条目作者｡随后,编辑小组与各方打交道,落实办公地点,终于在1978年12月25日进驻陕西南路25弄的三幢小洋房内,作为《辞海》编辑部的临时办公处……到了1979年1月,各学科各就各位｡
　　
　　巢峰回忆那段时光说道:“罗老第一次来开会时,就穿着一双破烂不堪的布鞋,连双袜子都没有｡”副主编如此窘迫,编辑部成员条件之艰苦由此可见｡尽管如此,这群整整十年不曾工作的知识分子依然豪情满怀,他们实在抑郁了太久太久,在“文革”的十年里,不但无用武之力,更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如今终于能够出重新出山著书,工作热情骤然间释放,生命又重新有了意义｡
　　当时修订《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人民币3元,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15元,然而,作者､编者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少人甚至连春节都加班加点｡巢峰亲自绘制了一张“进度图”,把这张图贴在了会议室,根据进度在图表上插一面小红旗作为标记,以此鼓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所有人必须首先面对的,是那些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问世,对于不少近代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尤其是建国后的那段历史如何评价,实在是非常棘手｡例如“刘少奇”一条,当时,刘少奇尚未平反,依旧戴着许多“文革”时期的“大帽子”,若以此为参照,明显有失公允……为此,夏征农考虑再三,决定让罗竹风到北京向有关方面请示｡在北京的20多天里,罗老几乎找寻了所有相关部门询问情况,但没有一人敢对这些问题下结论,就算有些人说了自己的看法,也始终强调“仅供参考”……
　　既然请示无果,《辞海》编辑小组大胆制定了一套章程,总共包括8条39款,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本予以否定,不收更不按照这样的精神释义,坚持还原历史,客观公正｡这一“意见”出台后,各方都不置可否,有些莫逆好友则劝告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关键时刻,饱经沧桑的罗竹风一语定乾坤:“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被打倒一次嘛!”
　　经过一段时间,编辑部终于盼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些改革开放的风向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大大增强了《辞海》编辑部的信心｡不久以后,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同志看到《辞海》编辑部拟定的所谓“8条39款”,更是如获至宝,大加赞赏,为编辑部指明了前路,最大的疑难基本迎刃而解｡
　　方向已定,1979版《辞海》得以较为准确､客观地评价历史｡例如,“文化大革命”一条,1979版《辞海》释为:“196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叛变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为了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而发动的政治运动,但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林彪､‘四人帮’等阴谋家､野心家的严重干扰和破坏｡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这一释义现在看来并不十分完整,但参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词条中已有明显否定倾向,实属不易｡
　　此外,对于许多历史人物的评论,1979版《辞海》也尽量参照历史,力求客观公正｡例如,对“杨度”一词,编辑部就做了大幅度修订:作为帮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第一人的杨度,在1965版《辞海》未定稿中几乎被一骂到底,但在1979年版中,却有了另一种评价｡原来,周恩来总理曾在逝世前不久,专门派秘书转告《辞海》编辑部,希望重新检查“杨度”这一条,并补充说明:“杨度后来是我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他的晚年,曾多次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并且积极营救过李大钊等革命同志,不可忽略｡”在仔细探寻历史真相后,1979版《辞海》一改1965版的行文,在否定杨度前半生的基础上,补充了杨度后半生的经历,诠释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人物｡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第二次修订后的新《辞海》,收入词目比未定稿多了整整7370条,单字则多了1285个｡据统计,1979年版《辞海》年最高印数达60万套,总共发行了至少二三百万套,成为我国极具权威的工具书之一｡1979版《辞海》是对之前多部《辞海》的“拨乱反正”,用改革开放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理念释义每一条词目,才给《辞海》带来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造就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并奠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坚实基础｡
　　
　　“对不对,查《辞海》!”
　　
　　
　　1984年,《辞海》编辑小组开始了对《辞海》的第三次修订,并于1989年国庆期间出版了全新的1989版《辞海》｡
　　1979版《辞海》以未定稿为基础,给予大部分词目较为中肯的释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学术资料的更新,学术理论的健全,1979版中对科学技术的不少解释已显得相对滞后｡1989版《辞海》的最大亮点,正在于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例如,“社会学”在1965年的未定稿中仅列一条｡到了1979版编纂时,编辑组派专人赴北京,找到了当时还未平反的费孝通先生,热情邀请其担任分科主编,费老欣然接受,但由于时间紧迫,只赶出18个条目,聊备一格而已;到了1989版,“社会学”仍由费老主持编纂,收词一下子增至367条,形成了一定的学科规模体系｡同样,“美学”也从1979版的35条增至270条｡
　　巢峰告诉记者,在第三次修订中,编辑组在许多词目上一改以往的阐述方法,换而采取博采众家,强调了知识性,弱化了编纂者本身对词目的意见,做了一次很大胆的尝试:例如“帝国主义”一条,1979版仅仅根据列宁主义原理释义,即“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等等,而1989版则分别采用霍布森､希法亭､列宁的不同
　　舒新城
　　1989版《辞海》主编副主编全体签名论述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多角度地诠释了帝国主义｡
　　此外,1989版还改写了1979版中一些简单化､缺乏知识性､科学性的词条目｡例如,1979版中“社会民主党”的提法,沿袭了未定稿的说法:“十月革命后,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民主党在其右翼首领的操纵下,进一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到了1989版,则删去了“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队伍”这一极左的判断,又将二战后的表现改为:“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积极进行活动,在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细辨之下,两者所包含的意思可谓截然不同｡
　　又以“个人主义”为例,1979版只是简单将其定义为:“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作用｡”称得上是彻底否定,几乎将个人主义形容得一无是处｡1989版将此条作了改写:“一种极端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不受外来约束的政治､伦理学和社会哲学｡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最早使用,被形容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把个人主义普遍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道德的主要内容､判断善恶的主要标准,以此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思想武器｡”试图从源头解释“个人主义”,而不再只是局限于单纯的“一骂到底”｡
　　围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9版《辞海》在科学性､知识性方面的修订用力颇深｡1989版《辞海》基本健全了全书的学科体系,使这部辉煌巨著的框架和内容精益求精,也标志着《辞海》开始走向成熟｡
　　“1989版《辞海》虽只发行了一二百万部,相比1979版《辞海》少了不少,但无论发行量多少,《辞海》都已经是一部非常权威的著作”,巢峰不无得意地说道,“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起这么一句话,叫做‘对不对,查《辞海》’,足以看出1989版《辞海》的重要地位｡”
　　
　　
　　市场经济:从40字到430字
　　
　　积三次修订的经验,《辞海》的第四次修订在1993年底就开始酝酿,并在1999年“世纪之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1994年3月,巢峰把“《辞海》(新世纪版)编纂方案”送给常务副主编罗竹风审定｡直至此时,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修《辞海》的罗老已是身患骨癌,长期住华东医院治疗｡罗老在病床上看到这一文案,字字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修改竟有49处之多,文末批上“请打印上报｡罗竹风1994年3月31日”,这是罗老生前最后一次为《辞海》签发文件,也成了他留给辞海人永远值得纪念的回忆｡
　　编纂方案经夏征农老人最后审定并经主编会议讨论通过,上报上海市委审定,并受到了上海市委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经几年的努力,1999版《辞海》终于在国庆五十周年前如期问世｡江泽民同志欣然为《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
　　基于1989版《辞海》体系的基础,1999版根据十年来世界格局的改变,中共十五大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最新成果,在1989版的基础上作了全新的修订增删｡这其中,特别表现在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为此,1999版新增加了诸如“邓小平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等等新的条目｡此外,又大量修订了1989版有关“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释义不全｡例如:1989版《辞海》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只用了:“由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进行调节的市场经济,亦即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如此简单的40个字概括大意,而1999版则将“市场经济”的描述增加到了430个字,不但详细介绍了市场经济的产生条件,还具体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据和积极意义,更为全面且符合实际情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科学技术日行千里,新《辞海》力求追踪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项目｡在1989版《辞海》已收入“厄尔尼诺现象”一条,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辞海》编纂者在许多报刊上看到有关影响全球气候的“反厄尔尼诺现象”(即“拉尼娜现象”)的介绍｡于是,1999版《辞海》及时增收了“拉尼娜现象”｡此外,“地球内核自转增速”理论,作为美籍中国科学家宋晓东和美国科学家泡尔?理查兹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被1999版《辞海》增收,以反映地球物理学的最新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A种股票”､“BP机”､“影碟”､“纳米技术”等这些刚从社会上“流行”起来的热门词汇也均在增收在了1999版《辞海》中｡
　　1999版《辞海》最为引人注目的创新之处,在于全新的彩图本《辞海》问世｡彩图本为国际标准大16开5卷本,封面上十分醒目的“辞海”两字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笔所书,全书配图1.6万幅,比1989版整整多了3倍以上｡打开书册,一派图文并茂的景象,与过去白纸黑字线条图的容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十而立,若从1979版《辞海》算起,《辞海》与改革开放事业都迈入了而立之年,即将于2009年国庆节前夕出版的2009版《辞海》,将一如既往地准时迎接祖国的六十大寿｡
　　巢老估计,2009版《辞海》依然会有很大变化,增加条目可能在一万条左右,删减条目也将达七千至八千,还将新增数千条的现代汉语｡在1999版《辞海》中只收了“邓小平理论”一条,而2009版则要将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补充进去,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又如今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神舟七号”等全新词目,也将悉数新增到2009版《辞海》中｡2009版《辞海》还将采用最新的电脑排版技术,在版面设计上安排得更为精致､美观｡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彭卫国说:“从毛主席交付修订《辞海》(1936年版)的任务算起,50年来,《辞海》的编辑出版工作,始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看望《辞海》和《大辞海》的主编夏征农同志时,关切地询问了《辞海》､《大辞海》的出版情况｡”他所说的《大辞海》,是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作为新闻出版总署重大出版工程规划项目,计划收条目25万条,共5000万字,篇幅为《辞海》(1999年版)的2.5倍｡截至2008年8月,《大辞海》已出版13个分卷,其余分卷也在加紧编纂制作中｡
　　对《辞海》点点滴滴如数家珍的巢峰说道:“尽管历版《辞海》的发行量逐年递减,但《辞海》十年一修的传统,为之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辞海》成为一本永远‘与时俱进’的伟大工具图书,让《辞海》成为了一棵真正的常青之树｡更重要的是,《辞海》三十年来不懈追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辞海人为《辞海》注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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