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陆：南京公安请我“喝茶”

　　没有人向我出示把我带到派出所的合法依据，我记得最清楚的只是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会到这儿？”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这两位是公安局的同志,你要认真配合他们的工作,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没有想到,我们系的党组书记以这样的开场白把面前的客人介绍给我。

　　仅仅几分钟前,我还在和一位老师聊着未来的工作打算──做一名记者。正准备换个地方作进一步交流时,我被叫到了书记办公室。

　　或许,这是提前经历一番新闻从业历程。

　　在我的要求下,客人把警官证递给了我,“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你不要有心理压力，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这只是协助调查。”安慰我一番后,马上进入角色。“我们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希望你也能实事求是。”

　　“你是不是叫孔新民到XX巷去拍照片?”客人问。

　　“你为什么会到这儿”

　　2月14日,我和同学孔新民来到XX巷。这个地方,曾进行过强制拆迁,并有人自焚。现在,仍有居民住在废墟里。

　　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正在《了望东方周刊》实习。我和孔新民准备拍几张废墟的照片,供杂志选用。

　　当天晚上,我把拍到的照片传到了编辑部。编辑部认为拍得不够理想。于是,从第二天起,我便去补拍。

　　事情的变化开始于2月19日。上午我去拍照时,停在巷口的一辆“苏O”打头的黑色轿车上下来几个人,告诉我,这里不能拍照。后来在公安局,民警告诉我:“‘苏O’打头的车子都是警车。这是常识,你这个记者可不称职。”

　　下午,我请孔新民帮我去“偷拍”几张照片,他一去就没有了消息。再后来,我就在系办公室见到了“公安局的同志”。

　　我被带到的地方是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

　　“你为什么会到这儿?”这是笔录时除姓名之类的基本信息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是第二次到公安局,或者南京大学保卫科科长早一点来和我谈话,告诉我这是公安局程序,或许我能够回答。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印象中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我来问的。

　　“这好像应该是你们回答的问题。”听到我这么说后,问讯的民警说:“怎么会是我们回答呢?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抓张三、李四,偏偏把你王吉陆找来?”

　　僵持一番后,他们亮出了底牌:“你这样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必须回答,你没有选择。”

　　最后我还是按他们的要求回答了:“因为到XX巷拍照片。”幸好他没问:“为什么到XX巷拍照片就会到这儿来?”否则我会失语的,当时我这么想。

　　民警问了整件事的前后经过,我全盘托出。但是他对我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题目一直念念不忘。“为什么会忽然想到呢?没有人指使你吗?”

　　这样的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后,又会有不同的人重新问起,好像他们从未交流过似的。

　　还在民警问我的姓名时,我就把《了望东方周刊》编辑部的电话告诉给他们了。直到第二天我离开派出所时,一位民警才告诉我他们没有打。

　　问讯过程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快找到你?你要实事求是。”

　　“文明执法”

　　那天很晚的时候,系里面的老师和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来看我。老师对我和孔新民说的是:“我觉得你们这是很愚蠢的行为。”我听了很想笑,我当然知道他其实最想的是现在就把我们带回去,我也知道他一定会说这种无奈的话。

　　“你们要配合好公安局同志的工作,我觉得公安局的同志还是“文明执法”的吗。”我忽然听明白了“文明执法”这个词汇。

　　民警是通过系领导找到我的,很正规;晚上,他们带着我回到学生寝室,把已经拍好并存在同学电脑里的照片删除的时候,也是通过保卫处的,这没有问题;整个讯问过程中,他们没有使用暴力,没有碰过我,还给我倒茶,是挺文明。

　　晚上12点多钟,民警们该回去休息了。我被带到一楼的一个房间中。

　　这里被称为保安办公室,一直在问讯我的那位民警把我带进去,对保安说了一句:“今晚就交给你了。”

　　我想起之前我跟民警提起过,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离开南京的车票,但他一直不吱声,原来早已决定不让我离开派出所了。

　　保安办公室大概是整个派出所最阴冷的地方。旁边就是过去的留置室。“上面有规定,这里不能用了。”

　　就是在这个房间,我碰到了其他人。有一位陕西来的年轻人,没有得到我那样坐着的权利,被要求“蹲在那里”。后来听到一位年长的民警对他说:“要是在过去,早把你揍扁了!”我又想起刚才问讯的间隙,我和一位民警聊天,他说现在有规定,要是被发现刑讯逼供、暴力执法,马上吊销警官证。

　　在这里碰到了我的同学孔新民。很惭愧,如果我当天下午不让他去偷拍,他不会有事的。他轻轻地说了一句:“巷口巷内有20多个人守着,我没能跑掉。”

　　从他这里,我知道了被带到派出所了解情况的并不仅是我们。有一位特别冤的:仅仅因为走过巷口,刚好身上带了相机。忽然我明白了为什么问讯的人老是拿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考我,说的就像那些人是我的同伙一样。

　　我们在沙发上躺下,所长让人给我们拿来了被子。我睡着了,睡得很香。本来和一位朋友约好第二天一起走的,结果我做了一个梦,我的朋友坐在火车上,火车已经缓缓开动,我在后面跟着跑啊跑,却怎么也追不上。

　　“你知道吗?你错了。”

　　在派出所里,不停有人找我谈话。民警说:“你还是小孩子,还不懂事。你知道吗?你错了。”

　　主题是同样的,表述的方式却各种各样:

　　“你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可以画美丽的图画,不要耽误了自己。”

　　“你今年多大?和我儿子差不多吗,我看着都不忍心。”

　　“你农村来的吧,你父母把你培养这么大多不容易啊,还上了南大,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你看看你这么做害了你多少同学?还要我们这么多人陪了你一天。”

　　“你这件事可大可小,你想清楚了。”

　　“城市建设当然要拆迁,你看看北京上海。我们南京还拆得不够快。”

　　这么多的谈话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欲言又止。后来终于有一位民警点出来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政府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吗?你做事前为政府想过吗?为群众利益想过吗?”

　　我理解,这是重点所在。我大概真的做错了。

　　2月20日下午,我在派出所已经超过20小时,我猜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吧?”一张新面孔出现了。

　　“我传到编辑部的内容不够,后来拍的被你们删掉了,这个题目已经没有办法做了。”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告知。

　　“万一做了呢?”

　　“我们杂志是要对读者负责的,内容不够不能强上。”

　　“你现在打电话要求你们老总说不做了。”

　　“我无权提出这种要求。”

　　“无论如何你必须给出一个解决方式来。”

　　“那我用你们的手机打个电话吧。”

　　我是一个经济不富裕的学生,还没有买手机。

　　“这不合适。”

　　“那边没有来电显示的。”

　　“不是这个问题。”

　　他们还是给我找来一部手机,众目睽睽下,我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我告诉值班副总编,因为没有找到采访对象,照片没拍成,题目做不成了。看看身边的民警,我不敢告诉副总编我在公安局。

　　打过电话之后,大部分的民警聚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研究了。一直和我聊着的民警继续着他的职责,“相信我,你快自由了。”

　　不久后,我和孔新民的面前放了纸和笔,“经过一天的交流,你们写写现在对这件事的认识吧。”

　　当时我脑中闪过的是:“这就是悔过书吧?”但是我没这么说出来。我不愿意再在这里待24小时,也不愿身边的朋友再陪着我待上24小时。

　　我于是写下了一段文字,承认了拍照是一件“错误行为”。

　　2月19日17时50分我被带进派出所,2月20日将近19时,我用派出所的电话打给同学,说:“我自由了。”

　　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向我出示把我带到派出所的合法依据,我记得最清楚的只是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会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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