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国国产的“盛世危言”

　　【前言】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竹元及课题组公开发布一份《２０１０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９８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报告显示，在被问及调查的９８位专家中（这些专家，几乎涵盖了今日中国高层、知识界所有的领域），有５１位专家认为“中国在２０１０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８月底也公开出笼了一份《中国社会危机报告》，这不约而同、几乎是国内外同时印证了“中国危机”的存在，也是中国官方及学界首次承认了中国可能爆发的一场真正的重大危机－－这些“盛世危言”⒈历史性的印证本学者在２００３年底的研究成果（参见上海内参《海派经济学通讯》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封底文章《未来中国经济之劫》一文），现特别报告如下：

　　近２０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公认、聚焦的中国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八大”问题，其中包括了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金融与投资系统、未来中国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动荡、腐败问题、类似ＳＡＲＳ爱滋病问题、能源缺水问题、军事冲突（特别指海峡两岸之间）等，这“八大”问题将不同程度决定、并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前景。然而，这“八大”问题与２００３年之后的未来中国现实是怎样一种状况和发展格局呢？有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一直推断说：“这八大问题，要在一起全部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要全部都不出现也绝不可能。如果全部出现，虽然不太可能，若真会出现将损伤中国经济发展的五脏六腹都会被全部毁坏，如果只出现了一个或二到三个，这非常可能，由于许多问题都相互链接，所以也足以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要害影响。”不过，国际中国问题专家们大同认为：这些问题有一些已经存在很多年，中国政府在过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比较恰当，如果今后继续得到改善，有可能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这“八大问题”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距离为：

　　１、失业与贫困问题，中国“小康”的试金石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２日，中国官方新华社出版的《了望周刊》证实，“中国农村大约有１.５亿富余劳动力”，若再加上城镇失业人口，中国实质上失业人口总数将达到或超过２亿人口。中国是一个有近１３亿人口的国家，每一年依然有１０００万人口新生增加，而中国历史以来、国家所有统计“失业”的数字，从未包括９亿以上人口的农民－－“农村人口”（或称“非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若按中国１３亿总人口的数字来统计，中国全部“失业”人口的数字最少也在１５％以上及约２亿人口，最有可能的是在２－３亿人口之间。如此之庞大、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失业人口基数，由此而有可能引发出更广泛、更尖锐的社会化问题。中国失业人口与中国贫穷人口的数字，是一对孪生、全球“第一大”的灾难，也是中国社会首要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阶段和长期面临的最突出的“人口”问题是：一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占全世界总体的２６％，决定了中国将面临２０年－３０年甚至更长时期、持久的就业压力，中国现在每年必须新创造１２００万至１５００万个工作岗位来跟上整体人口增长的速度。失业的巨大压力和创造就业的重负，成为中国未来相当时期内最大的严重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安置大约２.７亿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
二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也在日益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收入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贫穷人口、超过９亿人口（是指长期没有“国民待遇”、也没有致富生态环境的“农业人口”或“非城镇人口”）的基数。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运行的养老金社会机制（一个国家稳定、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象中国１３亿人口的国家，则至少也需要花费大约１５００亿美元，最少要涵盖总人口的１／４或２／３以上。而今，中国被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的人口还不足１亿人，社会动荡的系数可见而知。

　　据联合国《２００３年人类发展报告》称，１９９０年中国穷人（是指每日生活费用不足１美元者，及每一人每一年总收入３６０美元、人均年收入近３０００元人民币者）是总人口的３３％（近３.７亿总人口），到２０００年下降到１６％的穷人人口（近２亿人口）。有资深望重观察家深度计算，若按美国年收入６０００美元（相当于５００００人民币，是美国绝对穷人的标准，也是美国当届政府批准免税的起点）也计算为中国“穷人”的话，那么中国总贫穷人口将超过８０％以上。也就是说：超过中国总人口９亿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属于绝对贫困线内的“穷人”序列。若解决不好“民富国强”的重大问题，中国将处在时时处处都有可能引爆这些“火药桶”上。

　　２、政经腐败问题，中国有腐败生存的必然生态环境

　　近几年以来，中国除了出现了地方政府第一首长、广西区第一书记、政府主席成克杰、云南省省长李嘉庭等重大腐败案以来，２００３年５月又爆发了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及贵州省党政团伙腐败大案，８月又爆出原担任过河北省省委书记、省长的程维高因严重腐败被开除党籍。中国３１个省级建制政府（未计算港澳台地区）机构，近年以来已经有四个省级的第一、二号人物出现了局部亡国、亡党的现实问题，这是占中国政府一成以上的省级建制机构、都出现了第一、二号领导人严重的腐败问题。这就告知全世界：中国党政腐败问题已经到了进一步深入、十分严峻、难以遏制的发展地步。腐败，对一个国家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远胜于任何形式的天灾人祸。

　　据中国南方出版的时政期刊《南风窗》（参见该刊２００２年总第２１６期《吕日周的时代意义》一文，作者马立诚）引述《中国改革》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中国现在每一年贪官腐败总数额为１．５万亿人民币（近２０００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７，也就是中国全国一年出口额的８０％以上缴给了腐败和贪官。

　　中国党政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至今依然没有任何办法得到有效、从根本上遏制。据科学家论述证实，一颗有生命种子的发芽，必须具备两个外在的因素要件：及湿度（水份）和温度，必须两者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这颗种子才可能有其生命的活力。中国当前出现的党政官员、国企高管严重腐败问题也是这样，源头上是因为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的建制“权力”－－行政环境，有“权力”与“金钱”同谋结合的必然生态环境和条件。象阻止和断绝“水份”和“温度”与种子接触那样，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建立社会广泛、有阳光化－－透明度的新型党政施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政官员腐败、国企高管挟巨资外逃的新的重大社会问题，否则脆弱的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接着一个重大经济灾难的。

　　３、ＳＡＲＳ类问题，与艾滋病等威胁着中国的未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联合国以《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为题研发表对中国艾滋病的究报告，向中国发出历年以来最严重的警告，联合国的这份报告直指艾滋病在中国迅速扩散情况十分严重，已经达至“无法想象”的地步。据中国官方统计，直至２００４年底，中国已超过１００万人染上艾滋病并得到过治疗，其中１５万人已经因病去世，患者多数是经过静脉注射毒品、输血或透过性接触感染，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仍无法引起公众关注卖淫、吸毒可导致艾滋病蔓延。据资料显示，目前中国至少有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达到４２００多万人（见北京《财经》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１期１１０页），中国已成为艾滋病感染的亚洲第二大国。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指出，若中国不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将最少有１０００万以上的艾滋病患者。

　　而爆发于２００３年４、５月间、中国ＳＡＲＳ的突然爆发，波击了中国超过８亿以上的人口和区域，已经让中国人民和政府吞下了１００年不遇的历史苦果。但要遏制象艾滋病、ＳＡＲＳ这样的灾难，中国还必须从头作起、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历史的经验，中国还将付出更大的努力。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泰国、越南等又爆发“禽流感”，中国的广西、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云南、安徽、上海、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市区爆发来势凶猛的“禽流感”狂潮袭击。２００４年的“禽流感”几乎袭击了整个中国。但这种危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产业、直至危害到人类生命的灾难，再次预示了中国国家整体社会运行机制、全民“公共”防范健全的重要性，对中国长期采用的“内紧外松”及“内部”方案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完善的社会机制。

　　４、水与环境问题，最可能拖住中国经济的后腿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全国拥有水资源２.８万亿ｍ３，但人均占有水资源仅２３００ｍ３，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水资源在地区上分布极不均匀，约有８０％以上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方地区，它与人口、耕地资源的分布不相匹配，南方水多、人多、耕地少，北方水少、人多、耕地多。北方有９个省（自治区、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于５００ｍ３，水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农村供水的突出问题是农田灌溉供水不足。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国农田受旱面积约３亿多亩。有一些长期干旱山区、牧区水资源严重贫乏，约有６０００多万人口和几千万头牲畜至今饮水困难而没有生存条件。据资料显示：中国近１３亿人口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２２００立方米。中国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为６４％，水资源量却只占全中国的１９％，干旱已成为中国北方１／３国土面积、长期的主要灾害。到２０世纪末，中国全国６２０多座城市中，有近３２０座城市缺水，严重缺水的有１１０多座。中国水资源问题，不仅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甚至连人的生存问题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中国水资源的严重恶化，是由于生态环境变化而使然。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专家形成共识认为，保护环境可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解决好坏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形象、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与会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环境问题已经是中国２１世纪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５、能源短缺问题，与“和平崛起”相悖离

　　讲中国的能源问题，必须要先知道两个最基本的现实：一是２１世纪，在全球能源领域，现在是石油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４０％左右，天然气和煤各占约２０％。二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其能源消耗比中国多。世界第一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如果中国跟美国一样来消耗能源，那么将来中国这一个国家将要耗去现在全世界能源的６０％－７０％、甚至是更多。但在实际上，这几乎是绝不可能。那么中国今后的能源方略，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中国是否能到国际市场去争得原来没有、而现在中国急需的这些能源，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局。

　　２０００年，中国每一天石油消耗总量是４９０万桶，其中每天１５０万桶靠进口，到２０１０年每天将进口４００万桶，２０３０年每天进口９７０万桶，届时中国８４％的石油靠进口，而２０００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为３１％，２０１０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石油消费大国。而短期内，中国自己能够仅生产３３０万桶，缺口１６０万桶，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一需要进口。而在未来１０年、２０年之后，中国的能源缺口将逐渐加大，中长期目标的石油和天然气缺口将在５０％以上。２００３年，中国石化能源短缺达到１８０亿美元，而到十年后的２０１３年，仅中国石化方面的能源短缺将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完全依靠进口、到世界能源市场抢吃的－－全球的能源供应格局将发生根本的重要变化。

　　６、金融、国企问题，中国可能爆发的火药桶

　　中国金融业，是５０多年以来历史最惨重的积重难返。中国金融界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⑴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堆积至今的死帐、坏帐。据中国官方中央人民银行主管的《银行家》杂志总第２期透露：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目前有金融坏帐、死帐和呆帐总额达２４０００亿人民币（即约３０００亿美元）；
⑵到２１世纪初，若加上中国金融业全部所有的坏帐、呆帐和死帐，将达到总数为５０００亿美元之巨（即４００００亿人民币，其中国有“四大银行”为２４０００亿，其它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等约１００００亿。中国全部“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总额约为５０００亿美元”，参见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４日香港《华尔街日报》《中国不理会让人民币升值要求》一文，作者卡比·莱格特）；
⑶中国民间有“１０万亿人民币（又称“１０万亿民间资本”－－见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６日一期《了望周刊》《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一文，作者韩保江。１０万亿人民币，约合１.２万亿美元）的民间资本”－－俗称“黑金”（也称为‘私募基金’）长期找不到生存和使用的出路。

　　这些总数接近２万亿美元、游离于中国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控制之外、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巨大财富，比２００３年中国ＧＤＰ１３８８０亿美元（参见北京《财经》杂志出版《世界２００３》“数字中的世界－－国家或地区”一节）还要大的财富和货币，中国金融危机的灾难和现实，非常简单而明明白白的就摆在这里，谁知道哪一天会爆炸、溃堤或是出什么问题、哪一天会把中国金融的天捅一个大窟窿？中国政府，现在还必须为“四大”国有银行提供９８％的融资。因为中国长期一直以来对国有企业放任自流的时间太长、至今也根本没有长大（中国“四大”国有银行２００２年的总和营业收入５８４３４百万美元，只略高于只有７００万人口的瑞士ＣＲＥＤＬＴＳＵＬＳＳＥ银行的５２１２２百万美元规模），中国银行业从本质上来说本身没有任何发展和壮大的生态环境，长期处于破产经营的状态。根据国际标准普尔的评估，清理这中国这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大约需要５１８０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年的近４０％）。

　　据中国国家财政部报告统计，截止到２００１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１０９３６.４亿元，中国国有资产总量高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而到了２００３年初，就这总量为１０９３６.４亿元（此数据参见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北京《财经》杂志封面文章《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先定规后行动》一文，作者张桌元）、１８.１万家国有企业，总亏损面为５２％。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２００３年“两会”其间举行记者会、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判断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在６６％－２００％乃至更高，中国国有企业负债比率及严重的亏损局面必须得到遏制。否则继续增加国有企业负债与亏损，达到中国国家ＧＤＰ的２倍也可以接受，若在继续发展到超过中国国民生产总值３或４倍，其破坏性和后果将无法估量。

　　中国有１３多年时间的新兴股票资本市场，圈到了少量的资本之后，却连年落花流水，这使得中国无法有效地运用这个本土的投资资本源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根本发展。可以想见，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股票资本市场做为国家强大、唯一重要不可缺的发动机，而中国国家的股票资本“发动机”却每每死火，中国经济怎能不受阻而遭难？

　　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力非常弱，税收大约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中国国家的财政、税收程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税率过高过大，给企业和纳税国人都造成沉重的成本负担；
另一方面，也没有给国家生成国力而造成积累。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构架多、运行成本太高、大量投资国有企业和项目等而消耗了税收、国力的增加。中国１９９８年以来开始发行的“国债”，的确强力刺激中国的财政和投资，但长期依赖于此，这将使巨额债务推给了下一届、接着延续的下一届政府，中国未来２０年将无法避免“国债”、还债高峰的历史之艰难。

　　７、“国民待遇”问题，中国９亿人口的历史悬河

　　现在是，中国９亿多农民（指中国１３亿人口中，那些没有“城镇居民”户口本、持“农业户口本”的那这些人），５０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良性的任何一次发展、蓄精养锐的机会和生态环境。前３０年，由于搞“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农民没有任何财富的积累和壮大的可能。后２０年“改革”以来，“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建设”等政策，把中国９亿绝大多数农民给真正彻底“边缘化”。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加入ＷＴＯ，“国民待遇”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广泛的强烈关注和被“国际规则”赋予了特别的法律地位。２００３年之后，中国新届党、政提出了“政治文明”，才使中国一贯提出的“依法治国”有可能真正在中国实施，才有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但，要解决中国５０多年、造成严重毁灭性灾难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不解决中国历史以来“国民待遇”的平等问题，最根本的是不能再象中国古时典故里“皇帝的新衣”那样自欺欺人、愚弄国人、愚弄国际社会。

　　要解决中国５０多年遗留的历史、灾难性的９亿农民问题：⑴、是要在“国民待遇”上，彻底解决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问题，这光有壮士断腕般的雄心壮志还不够，而要有象改变“计划经济”那样的雄才伟略和国策。⑵、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主张“免除农民所有税费”（见２００３年５月号《中国社会导刊》第２３页，《免除农民所有税费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一文，作者余细香）让中国农民真正有５０年一遇、第一次“修养生息”的环境和机会；
⑶、从中国国际环境的大局来看，减少中国政府的构架与层次，剔除乡、镇与“村官”阶层，使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既没有进国家、也没有进政府的“钱”回归中国农民，这是所有成功“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若中国９亿农民富裕了、壮大了，中国加入ＷＴＯ、改革开放就成功了；
倘若中国农民的源头生态依然得不到根本改善，还象前５０年之间历次的改革一样改了回、回了再改，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必然危在旦夕、会着火。

　　中国“国民待遇”的真伪

　　⑴、农业户口

　　根本没有任何经济、社会、金融支持的生态环境（几乎根本不可能从银行来享受人人贷款，不可能人人都有一本户照来进出国外，不可能你有失业救济，我甚至连死伤的医药费、埋埋葬费都没有）；
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就业与失业、没有受教育的国民待遇（农村读书因要收“教育附加费”）、没有社会与生存等众多良性社会的保护环境。而这些，“非农业户口”却都拥有，每年年复一年的国家数据统计在内劳动保护、失业救济都没有计算在内；
国家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法律，却都不包括这９亿多人口。

　　⑵、农民

　　要交“三提五统”（“三提”为公积金、公益金和行管金；
“五统”为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这些“非农业人口”却不用付出。

　　⑶、农民生存的生态更严峻

　　进“特区”要交钱办理“特区通行证”费，进城市要“城市增容费”，而人头分别、各自要交的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服务费、就业调节金、就业管理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施工市场管理费、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附加费等涉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收费等“管理费”一项，就有超过５种以上，“暂住证”（每人每一年“暂住证”收费，广州市２６０多元、深圳市高达３２０元）。除了“国民待遇”的这两种之外，又多了“暂住证”费用。

　　全球绝无仅有的“户口”问题

　　⑷中国“户口制”，既没有国际任何一种成长、生存的“出生证”，也没有国际发展空间的任何一种“通行证”，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差别”。

　　⑸中国社会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彻底变更为“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最基本－－人与人与社会的组成管理形式却丝毫不变，怎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讲中国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国际社会没有的、未来国际社会也不会有任何空间会发展的“户口制”，怎样与中国市场经济、与国际规则一路同行的走下去呢？有著名学者说：中国户口制长期５０年多的“一花独放”“一条绝路”，耗费了中国资本超过５０００万亿以上的庞大直接资本，每一年还有上１０００万人口在直接吃着“户口产业饭”，间接搭车与户口关联所形成的“户口管理产业”累计将超过１００００亿人民币之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来讲，中国的“户口制”完全就是一个未知、封闭、多余、与人与己都障碍的“中间环节”，是原“计划经济”长期“独权”“批权”久而久之长成的必然“癌症”。

　　假如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今后真的要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要形成与国际接轨的人口管理体系的话，中国社会就必须采纳国际社会对个人“户照”“身份证”“出生证”的“三证”管理体系，那么“户口制”就一定要被废止。晚废止，不如早废止！否则，中国社会，要是与国际社会的人口管理机制并行“户照本”体制的话，仅此一项，中国社会和中国每个人，将平地比国际社会高出２／３以上的个人管理成本。中国一旦解决了“乡、镇一级”的党政、解决了“户口”的问题，那么中国９亿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三农问题”就将迎韧彻底解决。

　　８、台湾问题，将决定中国未来崛起与否的命运

中国大陆与海峡对岸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分别走过了“共和国”１００年、“国共合作”５０多年根本无法走通的完全“死路”。现在是，不管是“中共”、还是“中华民国”，都无法成为对方的“领导者”，或一方被另一方“管辖”或“特区”也几乎根本是微乎其微，更不能象德国－－东德与西德“合而为一”，因为中国法律和《宪法》几乎根本没有考虑和可以兼容、融纳对方的任何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大中国”，不仅需要用国家《宪法》来兼容香港、澳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更要有兼容和容纳“中华民国”的生态环境－－“我是你的臣民”，“你是我的臣民”都不可取，因为大家都是“主人”，不从属任何“权力”和“暴力”！“暴力”和“权力”只能横行一时，却无法让历史永远的延续下去！台湾问题，早已不是单一的“中国问题”，用“中国内政”早已无法根本阐释。“台湾问题”，实际上早已是一个“国际公认”的风向标，不管你“承认”或是“不承认”，这都是当今“国际问题”的“三大战争”（与中东问题、印巴问题问题）策源地之一。“中国内政”，早已是中国历届政府都一直无法驾驭的现实历史问题。

　　“３·２０公投”，为有着５０００年文明灿烂的中华民族打开了一个未可知魔瓶。这个魔瓶里，装着中国内地所有人民最需要、台湾正在实施的民主、法治和公正、公平，也装着中国５０００年来富国强大的中华崛起之梦；
还装着共产党与国民党１００年、各自为大的不共戴天、“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多年的“敌我”死局－－历史历来如此：不能和好、必然分离。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台湾《公投法》已经通过岛内的“法律”立法程序。为“３·２０公投”，这本没有什么可非议，也是全球各国公民参“投票”源头的民主生态，是公民意志进步的“最文明”体现，也是世界和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就象联合国成员国的所有国家：不论是１亿人的大国、还是只有１００万人的小国，每个国家只有一票。就是美国，能允许它的５１个洲来各自为独立出去来“公投”吗？然而，将“公投”用于是否成立一个“台湾国”、是否“脱离中国”的前奏，这将是历史无法回避的唯一灾难。因为自古至今从来就没有过“台湾国”，而让台湾象当年“外蒙古”另立一国那样出去，今日的１３亿中国人不可能也“投”你一票。但一但立法，就象加拿大国的魁北克省那样，几年之后又一个轮回来“公投”，岂不成历史、永远的火药桶？还有，５０年、１００年之后，“一个中国”岂不如水东流？还有，再过一个５０年、１００年还不能是“一个中国”，那么２００、３００年后还能是“一个中国”吗？？－－这需要一个国家决策高层的雄才大略，需要国家与人民来共同“兼容”。人类历史的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不能“兼容”，则必然“阻抗”！－－这也是对“大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挑战和考验。一个台海之间随时爆发、影响亚洲３０亿人口的战争，中国社会与经济还能保持突飞猛进？

　　百年冰川需智慧与胆略来破

　　换一句源头的话来说：中国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是不是还要再轮回上一个历史的５０年、１００年、２００年才能圆“一个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战争、冲突的阴影，就永远、每时每刻地在海峡两岸、整个亚洲、所有中国人头上盘旋和增加，那么中华民族的国富民强的悬念、将更加虚无缥缈而难以实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根本实际的现实问题是：历史隔阂的越久远，那么实践“一个中国”的可能性就将更加渺茫！而“动武”发动战争的历史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害了中华民族、而不是只害了其中之一的中国大陆或台湾；
二是害了亚洲及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因为现在１３亿人口的中国，与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冲突战争，都将发生世界性最大、最危险、最难以估量的天大损失和难以遏制的天灾人祸－－灾难。

　　“两岸僵局”（见２００３年５月５日中国官方《了望周刊》“两岸对话十年回顾”专题）的命题，已经走了“共和国”１００年（从１９１９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到１９４９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至２１世纪初）、“国共合作”５０多年的“死路”。然而，在两岸“一个中国前提之下什么都可以谈”，却结果是５０年多来什么都没有谈，什么都没有进展，什么都是死路一条。难道真的要等到地老天荒，历史再过５０年、１００年、２００年……那么未知的“一个中国”，是否能就这样无限期的延续下去？“两岸僵局”，若不能突破５０数年新中国、近１００年“中华民国”毛泽东、邓小平、蒋介石、孙中山等领袖们画下的历史铁框，依然敌人，依然这样打天下去，那么一个中国必将付之东流……

　　“两岸关系”，如果不改变思路、另劈它径进行历史突破性的理论与实践，那么双方战事将从根本上是无法避免；
但靠战争能得到台湾是必然的，但两败俱伤也是无法阻挡的事。如果非要“胜者王，败则寇”、还是“臣子与君王”之间、“你死我活”之间选择下去的话，“什么都可以谈”的这样“谈下去”，那么再谈上另外一个５０年、１００年、２００年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或“特别行政区”？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或“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命题与“自然”法则去换位的“还原”一下，你能是、我就为什么不能是？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大陆与台湾已经进行了５０年、１００年的分峙都没有答案，岂不唯有再待历史另外、其它的答案？还要再接着延续它５０年、１００年、２００年？若真是要再过１００年后，那么台湾还真能是中国的台湾、中国还真能是台湾的中国了吗？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９日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讲话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增长的债务（含银行债务、缺乏资金的养老金计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债券、负债等）总体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７０％到１５０％以上。这些表面上来看，这些举措的确使中国国力发生了增强、增大、增长，但实际上从中国国家的留存和积累及长期战略上来看，却每况愈下、消耗太多，是一种历史上常见的短视力行为。

　　当然，一个正常发展、真正能够“国富民强”、发展环境好的国家，最好既不“杀富济贫”也不要“杀贫济富”，国家依靠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来调节人民与人民之间、“贫”与“富”的社会关系。但有一点，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能以制度法律来鼓励“贫穷”和打击“财富”，而中国“文革大革命时期”及前４０年就是犯了这样颠倒黑白、历史性的原则错误。所以，中国自上个世纪中叶５０年代４万万人口，国家和人民中几乎很难出现一个“富裕者”，发展到２１世纪初的１３亿人口，中国出现了“富裕”阶层和“富豪”的一代，有了一定国家发展的生态环境，但国家在处理“贫穷”与“富裕”的法律及源头《宪法》制度上，不能开历史倒车。新中国一开国就开始实施的“计划经济”制度、贫穷了前４０年，为全人类留下了深不可测、不能磨灭的历史教训。中国的未来，不能开历史倒车，否则将被历史所唾弃、将被历史碾个粉身碎骨，将被无情的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转轨起的中国经济发展，就象万里长江历史的防洪一样，“管涌”的地方举不胜举，任何一个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这样，洞悉和发现“管涌”、堵塞和围剿“管涌”、成功的历史性“防洪”，是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重大、第一要务的主题。

　　２１世纪，占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能圆一代又一代接着做的“国富民强”之梦吗？

　　注：⒈参见新华社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７日《国家先驱导报》封面文章《中国，盛世危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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